今日是中共建政67周年。无论是中共政权，还是港共政权，都在实施政治高压，试图化解执政合法性危机。将于本月下旬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更将政治高压由党外引向党内。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香港，如果不解决权由民所赋的问题，仅强调主政者的道德、能力，仍然是缘木求鱼，何况中共高干、香港特首现时都要面对贪腐、无能的质疑。
贪腐乏政绩催化合法性危机
2004年9月，中共举行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形成决议，喊出的口号相当动听：中共要「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讽刺的是，中共执政的民主、法治因素未见提升，执政道德反而加速堕落，高干惊现崩塌式腐败，自十八大至今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已近200人。
在香港，董建华于2005年3月请辞，后继两任特首的操守、能力都进一步受到质疑，卷入贪腐丑闻的政府高官也越来越多。曾荫权去年被控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梁振英也被踢爆收受澳洲公司巨款、在横洲事件中涉官商乡黑勾结等问题，被判囚七年半的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更爆出曾收取北京提供的1,100万元秘密款项，怀疑是中共挽留他继续从政的「奖金」。
中港官员的贪腐、政绩乏善可陈，无疑都是加重执政合法性危机的催化剂。但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的组成未经民意授权，而且，中港当权者不是从理顺权力来源、接受人民授权及监督着手，去提升执政合法性，而是侧重政治高压，试图透过整肃异见人士、整肃媒体，掩盖危机。
中共近年打压维权律师、打压网络大V、打压敢言报章之凶恶猛于虎狼，而成就斐然的肃贪，也令人看到权斗的刀光剑影。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从严治党，试图重塑党的形象，但讲政治、讲纪律、讲党内监督，无非是老生常谈，怯于面对舆论监督、公众监督，无异于讳疾忌医、本末倒置。
当权者须得到授权受到监督
熟谙中共政治斗争套路的梁振英，一路紧跟，大肆安插梁粉干预校园学术自由，借反港独打压异见声音，频频向传媒发律师信图收寒蝉效应，结果天怒人怨， ABC（Anyone But CY）成为城中共识。至于梁振英向《苹果》发律师信，指摘社论阻其竞选连任，证明梁振英不只无意成为进入看守状态的跛脚鸭，而是还在幻想连任，但因合法性受到质疑而狗急跳墙。有时事评论员讽刺梁振英：「破世界纪录——史上首名以律师信控告别人，来竞争连任的地方首长，简直系震惊全地球！」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去年曾公开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辩解，指这种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不论中共建政，还是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成立，或者有其历史的合法性，或者也代表了当时的人心向背，但是，历史的选择和人心向背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当人民被剥夺再次选择的权力，即失去民主选举的权力，而当权者的道德、能力又严重变质或不足时，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濒临崩溃。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说过，所谓合法性问题，就是一个政治制度，一个政权的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信任和承认的问题。中共政权、港共政权的威严和权威正面对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承认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不只要求当权者具备高尚的道德、高超的能力，更要求当权者必须得到人民的授权、受到人民的监督。由此可见，中共的整党、梁振英的整肃异己，都不可能化解执政合法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