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会DQ事件余音未散，宣道仪式又生风波。事源青政两议员以“支那”的英文发音读出就职誓辞里的中国一字。社会对此颇有反应，不只当权，一些历史梁，游二议员这次说的不支持「支那人」而是「支那“，所指对象不是中国人，也不泛指中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那个“中国”，对准的是北方政权。除非认为那个专制政权足以代表中国人，否则，批评者对两位议员的责难是“了树“。
“支那”一辞带严重贬义，的确没错，很多中国人对这个辞的政治用法十分忌讳，反感，听到之后反应特别大。清末以来，一个看罢热闹还抢着吃革命党人血馒头的人民，的确需要有这个一个能引起愤恨的语辞辞断刺激，才能调动起来打仗，离乡背井上前线为国捐躯。
坊间对这个辞的忌讳和反感的一般解释是“以”支那“蔑称中国的日本，曾经野蛮地侵略中国”。然而，这个解释不充份。近代史上，英国也曾野蛮地侵略中国，对中国和中国人干下的坏事，绝对不少于也不轻于日本。但奇怪的是，中国一辞，不仅与「支那」同源，在英国，五百年来其背后涵义及变化，亦与“支那”一辞在日本一模一样，国人却甘之如饴。
从十四到十九世纪初，即“马哥勃罗游记”发表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夜，欧洲人包括英国人，每提起Cina，China，Catai，Cathay，一种对礼义之邦和先进物质文明可以是，英国社会在维多利亚女皇治下（1837-1901），中国一辞却越发带有轻蔑;英国报纸杂志提起中国或中国时，语气会让今天中国人听了难受得比给骂粗口还甚。
变化主因之一，当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败国英国。这跟在“支那”一辞，在日本在甲午战争打赢中国之后，常用语意从中性或略带褒义一变而充满轻蔑，如出一辙中。
以十九世纪英国上流社会最爱读的时评杂志为例，所刊登的政治漫画，把中国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在英国移民描述得非常丑陋，旁白用的文字，更十分尖酸刻薄，例如指控华工喜欢虐待妇孺，题为“给若翰支那人的一个教训”（1860）的这一幅：
英日二帝哪个更坏些？
若论十九世纪分别由英，日两国发动的两场侵华序幕战，对中国造成的灾难，前者比后者尤甚。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国共两党的近代史观里划时代的;中国从康干盛世一下子沦落到给列强瓜分的局面，嘉道守成结果守不住，这一仗是转捩点。对外失利而内患生，未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乱已起。由此到日清甲午之战，中间过了五十余年，其后的清皇朝已日薄西山，维新后的日本打败清国，不过是趁机捡了便宜。故若撇开自身腐败因素不谈，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篇，开篇及其后半个世纪的发展主线，都是英帝手笔。
战争的起因与影响也迥然有异。中日开战是双方为了争取对朝鲜的控制权（列强侵华之前，中国也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对中国开打，则是为了鸦片与贸易利益，影响很直接。中国人吸鸦片，十八世纪初已非常严重，从用来止痛治疗变成一种上瘾成癖的大众嗜好。早期「洋烟」主要来自南美，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输入台湾之后，再转口进入大陆沿海各地;台湾人发明的烟枪吸食法在大陆流行之后，更导致用量大增。（see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遗著“重读近代史”142页）
英国当时见有机可乘，于是借口自由贸易，反对清政府禁烟并乘机挑起战争;得胜之后，印度鸦片输入遂源源不绝。此后中国不仅无可用之兵，更无可用之将;甲午海战中方北大舰队主力舰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便是烟瘾大得在舰上吸鸦片出名的。百年积弱，到后来二次大战，日本军队在大陆予取予携，英国不啻是罪魁中。
至于“南京条约”和“马关条约”，两者对中国都十分严苛，伤害难分轩轾。“南京条约”修去香港岛，“马关条约”由英国占领一百五十余年;后者人口较多，由日本占领的时间则较短，只五十年。赔偿数字是后者高，但原因之一是隔了五十多年，大清银元含银量下跌了一大半。
当然，论者可以举出很多英国或英国人百多年来的对中国有益，友善的例子，试图证明英帝比日帝好。例如，孙中山伦敦遇难，便是英国朋友和英政府协助化解的很多留学生到英国学习，回国后的贡献很大等等。但是，对中国好的方面，日本也不遑多让。
孙文革命，日本人出了不少力，光是一个梅屋庄吉对孙氏的财物资助，足够写一本书，以至后来孙政以国父为尊，称梅屋氏为革命的「贤母」。更培育了大批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后者从日本的翻译文献间接学得很很西方知识，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和生，化，医等科学;今天，这些学问里的中文基本术语，大部分来自日本学者从西方原文翻译所得。
鲁迅vs郁达夫
「支那」一辞在国人意识中开始变坏，大约是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跟日本的关系变坏同步发生的，但起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对「支那人“这个辞的感觉，当时仍因人而异。
以鲁迅为例，中共电子版“全国党建云平台”十年前有一篇谈鲁迅的文章这样说：“鲁迅先生在他去世（1936）前十四天发表的” ）“结尾语重心长地说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 」“史密斯即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他那本书”中国特色“，大陆后来翻作”中国人德行“，但鲁迅没把中文硬性翻成「中国人」，反而在书名里用上「支那人」一辞，尽管那时已是「七七事变」前夜，日本控制了整个东北，满洲国也成立了四年。
对“支那”一句的认知和鲁迅几乎相反的，是跟他同时期的郁达夫。郁跟鲁迅一样，也是留学日本的，而且更是个风流倜傥的情种，追求过不只一个“大和let子”温柔稳重并具有高尚美德的日本女性），可是都没有结果。这在他其写写的小说“沉沦”里有强烈反映，提到“支那人”，既自卑也复悲愤：
“他看了那侍女的围裙角，心头便乱跳起来。越想同她说话，但越觉得讲不出话来。大约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烦起来了，便轻轻的问他说： 「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有糊糊的回答了一声……。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原来日本人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剑”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我说：「我是支那人」了
然而，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跟日本女子成婚的不算少，个别人的负面经验不能作准，写成小说更不一定靠谱。“书屋”二年第九期的一篇题为清以来的中外通婚潮流>的文章，指出医学家汤尔和，陶晶孙，财经专家吴鼎昌，殷汝耕，军事学家蒋百里，法学家方宗鳌，数学家苏步青，文学家郭沫若，田汉和鲁迅的两个弟弟，都娶了日本女子。如果这些人都留学英国，不见得都能够夺得“英格兰的玫瑰”归。
可是，由始至终，英文中的中国一辞，尽管与「支那」同源，却在普通国人以至国家统治者的心目中安然无恙;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共两党组成的政府，都没有要求英国及西方列强以其他无贬义方式（如以“中国”一辞的各种拼音Chung Kuo或Zhong Guo）书写「中国」。国人听到中文Chinaman一辞时的反应，纵不悦也远不会如这个分别，单从历史事实找不到满意解释;笔者试图提供另类看法。
对白种人有洪荒敬畏
国人对西方白种人始终有一种“洪荒敬畏”，无论怎么憎恨，始终“留有余地”，因为潜意识里认为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强壮，女子比我们的性感。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学生，近代先进了也不会是学人家的，男的比我们矮，女的温顺一点而已，都没什么了不不起;大不了跟我们打个平手，搞不好又给我们迎头赶上“。在是，听到中国，国人完全可以接受，还以之放在国家的正式英文名称里;但听到”支那“，便无明火起，马上要全民声讨，否则就是汉奸卖国贼，如此才得心理平衡。
这个理论后面的道理，可以拿另外两个虚拟例子来显示。董建华可让人称他CH，但写作䉪则他老人家会期以为不可。同样，梁振英给人呼作CY会觉得很高级很专业很潮，但莫说书写，就以无口音日语叫他䉪䈑，他便可能会出律师信告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