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被视为习近平人事布局关键战役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24日到27日在北京召开。尽管这次会议表面的主题是“从严治党”，但外界普遍聚焦两个看点，一是习近平是否能够在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确立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是会议是否显露十九大中共高层人事的大致轮廓。“习核心”的确立，是否代表着对文革结束以来中共政治模式的背离？是出于习近平的个人野心，还是形势所迫？习近平未来多年拥有“核心地位”，对中国是祸还是福？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网路杂志“纵览中国”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高文谦表示，六中全会最大的看点，是习近平被树立为核心。从年初开始，习就用各种手段造势，急切之情溢于言表。习为什么如此在意核心地位？所谓核心，就是有“最后决定权”，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拍板说了算。当年经过延安整风，党内高层明文决议：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现在习虽然大权在握，但并没有最后决定权，在党内高层博弈中，他的那一票没有否决权，最后还要数票数，这就使他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一手主导十九大人事布局，而这关系到习的生死存亡，其紧迫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在习有了“核心“的名号，手里又握有准则条例，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常委，处罚任何敢于挑战自己的人。应该指出的是，有了核心的封号，与真正成为核心还有一段距离，要看习近平的作为能不能让人心服口服。
高文谦说，毫无疑问，一个人掌握绝对权力，高居法律之上，不受监督制衡，对中国来说，显然是祸而不是福。首先这种做法违反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和历史潮流。其次以史为鉴，毛当年正是在掌握最后决定权之后，开始胡作非为，一意孤行，最终走向文革之路。第三，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已经“左相”毕露，开倒车，比薄熙来还薄熙来，把所有温和渐进的路都堵死了。习当核心的危险之处在于，他具有红二代典型的二杆子性格，别人是有贼心没贼胆，他是既有贼心又有贼胆，敢于一意孤行。可以预计，习当一天核心，将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郭宝胜认为，这次会议最大的看点是习核心称号的顺利出台，没出意外也没有遮遮掩掩，在全会公报上首尾都提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说明了目前习近平完全能掌控政治局势、顺利实现自己政治图谋，政局对习派非常有利。习核心的确立的更大看点是习核心是否要否定掉江核心，使江泽民如胡锦涛一样也成为一个过渡性领导，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一，按照习近平的野心和格局，他要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代领导核心 他不愿意成为所谓第四代领导核心； 二，江泽民的核心只是邓小平在六四时的谈话封的，而非像习近平这样经过中共全会讨论推出的，更具有权威性； 三，习近平要使习家军全面入局，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要让江核心及其势力出局。
郭宝胜说，1980年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是在反思文革教训基础上邓小平等负责制定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当时的中国人和共产党干部们都认识到，一人独裁、全党全国遭殃。这次六中全会通过的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从中央释放出来信息来看，显然是要颠覆颠覆1980年党内生活准则，是反着来的，确实要改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领导模式。习核心要全面集权、在政治局常委里面也要他说了算，也许在19大后习家军全面入局入常后，政治局常委成为习核心的咨询机构也不无可能。
郭宝胜认为，习核心及其独裁体制使19大布局完全会按习派心意布局，建立新规矩废除“七上八下”老规矩不费吹灰之力，王岐山留任不成问题，习近平也有可能会连任，而且有可能变个称号象普京那样成为终身制的核心。习家军入局入常成为19大布局的主要特色，习家军构成：一，早年挚友同仁：王岐山、栗战书、刘鹤； 二，浙江，福建，上海旧部： 前浙江宣传部长，现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前浙江秘书长，现江苏省委书记；三，陕西老乡，干部： 赵乐际、做过延安市委书记的李希，现为辽宁省委书记； 四，首先提习核心的陈全国、李鸿忠。
程晓农认为，这次全会的最大看点是重新实行“全国全党定于一尊：习核心”。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今年2月2日我在主持人宁馨的一次题为“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的采访中就描绘了这个现象，这次全会完全映证了我8个月前的分析结论。“习核心”的确立取决于他对军、警、情报部门的完全控制，今年上半年之前这一切均已完成，他事实上的“核心”地位已无人能挑战。在极权体制下，当最高领导人拥有说一不二的实际权力之后，让党内、社会上紧跟、拥护，从来就不是难事，这次全会不过是形式上追认并“布达”全国而已。这代表着中共政治走向的一个转折点，即领导模式的改变。1980年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旨在结束毛时代的个人集权领导模式，重建集体领导模式；而这次通过的新准则之目的正好相反，实际上是宣布集体领导模式已经过时，将重新实行个人集权的领导模式，全党忠诚于中央、常委会服从“核心”。
程晓农说，恢复个人集权，主要是形势所迫。长达35年的集体领导模式造成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党国危局，腐败渗透到各个环节，高层的权力割据产生了上下依赖的“保护者–被保护者”关系网（patron-client network）。不反腐败，大船已千疮百孔，岌岌可危；一反腐败，高层的权力割据处处掣肘。恢复个人集权后消除了高层权力割据，反腐败开始产生威慑作用。但30多年的官场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官员的贪腐之心，恢复个人集权和政治高压之后，腐败行为有所收敛，不过是“小人畏刑”、眷恋“乌纱”而已，客观上可以减少政权的资源损耗，在经济滑坡的长期趋势下可延长政权寿命，但并不能挽救经济恶化。习近平的个人集权领导模式与毛泽东的个人集权领导模式不同：毛的个人威权可以部分借重个人崇拜，同时依靠权谋和对军权的绝对控制；而习近平无法营造个人崇拜，只能在制度上建立个人集权的架构，同时依靠反腐败造成的全面政治压力，加上意识形态上宣传个人集权的必要性。恢复个人集权之后，高层的接班人问题自然就消失了。
陈破空认为，习近平获胜，获得“核心”称号，但并未大获全胜，而是半胜，胜得很勉强，因为，其中包含不得已的妥协，习近平被迫与其他派系妥协，继续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这证明，习近平继续遭遇权力抵抗。这种“软抵抗”，不在中下层，也已经不在地方大员，而在上层，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里。在这些最高权力机构里，亲习近平的人马仍然是少数。由此可见，习近平对十九大的高层换届期望甚高，那对他至关重要。
陈破空说，习近平追求“核心”地位，苦苦斗争四年，才勉强如愿，证明中国一党专政制度弊端深重。如果在民主国家，领导人靠选举上台，得到人民的授权，立即就成了领导核心，大权在握，可以放手施政，根本用不着通过与同僚展开权力斗争来谋求“核心”地位，更用不着看政治老人的眼色。四年时间，对民选领导人而言，专心治国理政，已满一个任期，但在中国，被小圈子指定的领导人仍陷在权力斗争的漩涡苦苦挣扎。这表明，一党专政日益走入死胡同。中共喉舌嘲笑美国大选，不如嘲笑自己一党专政下的闭门内斗，哑剧背后的闹剧和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