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阅读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着作。或许因为中日两国在地理上同属东亚国家，在文化上同属东方文化，可以互为镜子，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总是比西方学者更加准确与通透。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常常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则像是鑽进铁扇公主肚子裡的孙悟空，把对方的五脏六腑看得清清楚楚。
日本人做事认真，一般不会局限于“读万卷书”，必定要“行万里路”。在书本上的古典中国让人浮想联翩，但“在路上”的现代中国则不敢让人恭维。有「鬼才」之称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作为记者到中国採访游览。像许多对中国有“文化乡愁”的日本文人一样，芥川此前对中国怀着美好想像，以为那是一个到处是李白、杜甫的国度。当他在中国游历几个月后，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他在《中国游记》中记录了所见所闻的丑陋现状，表达了失望与厌恶的心情。从坐船登陆上海开始，就是连绵不绝的脏：黄包车夫是肮脏的代名词，乞丐伸长舌头在舔着腐肉，城隍庙池子里全是尿液，饭馆卫生一塌煳涂，厨子在洗碗池肆意小便……芥川龙之介的“脏兮兮”一词不够用了，乾脆换成是“冲击”这个词，最后忍不住用了三个恶狠狠的词形容中国：猥亵，残酷，贪婪。芥川为这个「老大国」的腐朽衰落而伤感，他直言：「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麽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麽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
读完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再来读峯村健司的《站上十三亿人的顶端：习近平掌权之路》，两本书形成颇有意味的参照。峯村健司是向来坚持「最前线主义」的《朝日新闻》的特派记者，他对中国的认识比绝大多数被《环球时报》洗脑的中国民众更精准和深刻。峯村健司发现，在日本，有关中国的新闻报导，有一大部分是从当地新闻媒体上取材，就算是立场倾向批判中国当局的媒体，在报导时也很容易被经中共过滤后的报导与资讯牵着鼻子走。仅仅把中国当成「未知的国度」、大肆谈论它的「异常」之处的报导和书籍，在市面上多如过江之鲫。其实，何止日本，整个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和报道不都有这样的偏颇吗？
峯村健司决心用另外一种方式书写中国。围绕中国高层权力斗争这一主题，他的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大连、重庆、华盛顿、洛杉矶、波士顿、东京，“目击道存，成竹在胸”，“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终于以丰富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拼出了中国的真相。比如，为了瞭解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哈佛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他“卧底”哈佛多日，迫近其生活圈子，成为惟一一名全程参加其哈佛毕业典礼的外国记者。他有资格骄傲地宣称：“在这本书中，没有凭空臆测，唯一存在的，就只有一心一意奔赴‘现场’后，在那裡发生的‘现实’。”
峯村健司透过亲身所见所闻的事实，以及访问中共高干、高干亲人、中国问题学者、美方智库人员等，挖掘出习近平崛起的祕密以及习政权内政、外交决策的过程。本书的三个核心论点让我心有戚戚焉：首先，江泽民与胡锦涛十年生死恶斗，铺成习近平的掌权之路；其次，习近平成为毛泽东之后一人独大的独裁者，这恰恰表明中共体制缺乏权力制衡的结构性危机；第三，习近平实施强势外交战略，使得对中国缺乏基本瞭解的奥巴马政府轻易接受其“新型大国关係”的定义，最终将撼动冷战后被多数国家接受的普世价值和国际关係秩序。
中共人才选拔机制的“比狠”优势
有一位海外民运前辈提出一个大胆的论点：中国民主化的出路，可选“宫廷政变”或 “军事政变”。如果这个论点被习近平看到，习近平一定会开怀大笑：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的结果，是让本来已趋向于集权的总统埃尔多安放手整肃军方、媒体和大学中的自由派力量，让在世俗化和西化道路上走了将近一百年的土耳其重新回到专制蒙昧之中。习近平难道不想向埃尔多安学习吗？习近平和埃尔多安最崇拜的对象，乃是同一个人：俄国的独裁者普京。
那位在美国生活久了，“不知魏晋，无论有汉”的反对派教父或许不知道，习近平接班前后，中国已发生过一次未遂政变，那次未遂政变的结果是让习近平大肆集权、摧毁对立派系。峯村健司在书中描述了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晚上北京发生的武警与军队荷枪实弹地对峙的事件。据一名警方高干向峯村健司透露：周永康在没有取得高层认可的情况下，擅自命令手下的武警去逮捕某个提供资金给薄熙来的大连企业家。周永康控制的政法委公然阻挠听命于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中纪委的调查，后者连忙命令野战军出动抢人，这才发生了自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罕见的装甲车开进北京城的恐怖一幕。这次的事件只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后，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等试图推翻习近平领袖地位的高官显贵相继落马。文革之后中共最剧烈的一次内斗持续至今，仍未画上句号。
习近平的上位，是中共高层激烈内斗的结果。一方面是江泽民的势力压倒胡锦涛的势力，习近平在与李克强的竞争中后来居上，然后习近平又抛弃江泽民集团，与胡锦涛集团结盟。另一方面，中共的元老们发现，习近平不仅是太子党，是“我们的孩子”，对付“敌人”也比李克强更坏、更恨、更能维护和捍卫共产党的独裁体制，把政权交到他手上才能放心。对此，峯村健司评论说：“在表面上，中国共产党一向都是「全体一致」的；不管是人事或者政策，全都是透过平和的对话与讨论来决定。在官方媒体上，永远看不见「政争」或「派阀」之类的字眼。然而，在这种平和的表面下，隐藏的其实是血流成河、永无止尽的激烈攻防。新的牺牲者不断不断地浮现；用「死斗」来形容这样的斗争，一点都不为过。”
作者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乃是内斗的一块遮羞布。虽然温家宝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全国人大闭幕式的记者会上谴责薄熙来犯下“路线错误”，习近平及官方喉舌也多次暗示党内存在“反党集团”、“团团伙伙”，但在对失败一方的处理中，尤其是在公开审判中，却对这个面向避而不提。在已审理终结的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等桉件中，并没有这方面的罪名，罪名全都集中在贪腐领域。可见，中共内斗的结果，跟古代中国的王朝一样，遵循成王败寇的原则，如峯村健司所说：“在一党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与规则往往被视若无睹。唯有党内斗争的胜利者，才能凭藉自己的好恶去解释法律，并依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运用规则，至于斗争中的失败者，只能坐以待毙，默然等待胜者的裁决。”
那么，中共的内斗是否加速了中共政权的瓦解？峯村健司一度对此抱有乐观的期待：“当我在北京採访的时候，我认为这种权力斗争必然会缩短中国共产党的寿命，并且最终导致该政权瓦解崩溃。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清楚看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类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者过世之后，中共的党内斗争便日趋激烈。”但实际的结果截然相反：经过习近平接班前后那段血淋淋的内斗，习近平的集权企图大致实现，中共政权并没有在内斗中遭到削弱乃至走向崩溃，反倒在内斗中得到巩固和强化，或如经济学者何清涟所形容的那样，中共政权将长期抱持“溃而不崩”之状态。期待中国发生军事政变、宫廷政变，习近平被推翻，进而啓动民主化，这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罢了。这种粗陋的想法，只能表明所谓海外民主运动与中国国内的脉动完全脱节，以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创新能力何其低下。
热爱荀子的“法制”，而非西方的“法治”
在《站上十三亿人的顶端：习近平掌权之路》这本书中，峯村健司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胡锦涛在全世界盖孔子学院，习近平熟读的却是荀子。习近平认同荀子“人性本恶”的观点，认为须以「上层设计」来约束导正。作者引用某高干的亲属透露的信息：“据说习近平打从遭到下放的少年时代起，便已经读透了全二十卷的《荀子》。由于荀子在中国算是比较冷门的思想家，因此几乎没什么共产党干部会去阅读这部书。习近平独特的现实主义思维，应该就是受荀子影响所致吧。”不过，这个说法可能有所夸张，在文革期间，作为下放到延安农村当知青的“黑五类”子女，习近平不可能拥有全二十卷的《荀子》。习近平读荀子，只可能是在文革结束、其父亲习仲勋复出之后。
就在即将担任国家主席前夕的二零一三年三月，习近平在共产党的年轻干部面前发表讲话，特别提及荀子的名字，并且介绍荀子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此，峯村健司的消息来源指出：“反贪腐运动，是透过法来让那些汲汲奔走于利益的干部心生戒惕，从而使国家团结向上，这正是荀子思想的基本。习近平就任时打出的口号‘中国梦’，当中的‘强国’这个字眼，正是荀子着作的标题之一。习近平深信荀子所阐述的爲君之道：‘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并以此爲根本，朝着重建国家的方向不断勇勐迈进。”这个消息来源显然是习近平派系中的人物，对习汲取荀子思想持正面评价。峯村健司大致接受了对方的观点并感叹说：“从这一点来看，习近平自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几乎可以说是病态地执着于法治，并且竭尽全力揭发官僚的贪污行径，其理由也可以理解了。或许在他眼裡，共产党的现状与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荒废的景象已重叠起来，并且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了吧！”
习近平有严重的危机感是没错，但一九七四年出生的峯村健司，想必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瞭解有限，对荀子学说也一知半解，故而将“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溷为一谈。中国学者赵法生在《荀子才是两千余年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真正“教父”？》一文中指出，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遗存着中国式君主专制的思想密码，也隐含着中华民族政治转型步履维艰的制约性因素。荀子对刑法的强调，已渐流于法家，其弟子韩非为先秦法家集大成者，绝非偶然。这是儒学经荀学，至韩非而成法家的学术线索。换言之，荀子和习近平所说的“法”，是“法制”意义上的“法”，也就是用严刑峻法来控制、辖制人民；而不是“法治”意义上的“法”，也就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双方都必须遵守的契约和法律。
热爱荀子的习近平，不具备带领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精神资源。早在五四时期，啓蒙思想家吴虞就对荀子学说作出深刻批判。吴虞认为，荀子的思想集中在尊君、卑臣、愚民三个方面。荀子主张人治，故必以统治之权奉之君主，而绝不知三权分配之法，最终之养成专制：“刑罚者，王制之所规定；其轻重是非，一本之人君，而非人民所得参预。此儒家之言，所以虽往往见其公平，而考之事实，适得其反，而反入于专制也。”荀子又主张臣下必须“持宠处位”，即媚顺于君主，以求保其固位。对荀子的这一观点，吴虞批评说：“持宠固位，以顺为正，同于妾妇，终不免祸国亡身，去公仆之义绝远。”
荀子的思想围绕如何帮助君王集权展开。在荀子心目中，君主“居如大神，动如天帝”。 赵法生分析说，荀子认为民众不但在道德上完全依赖于君主的教化，就连人民的力量、组织、财富、势力以至于寿命，都仰赖于君主来成就。这样的君主，对于人民来讲，只能用“大救星”来形容。甚至父子之亲、兄弟之顺和男女之欢，这些基于人之天性的人伦关系，也被荀子说成是君上的恩典。荀子设计的王制是一个君权主导一切的集权社会，君主比爹娘还亲，君主比天地还伟大，任何对君主说不的政治力量都被消灭。荀子治道的最高理想是海内之众像一个人一样地供人君随意支使，这是化多为一的典范，是专制集权的极致。
崇尚荀子的习近平，比崇尚孔子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加退步。荀子所构建的儒表法里的体制，比单纯的法家制度更具隐蔽性，它为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借儒家之名而行法家之实。人们对于制度变革的渴望转换为对于明君贤臣的期盼，进而对其产生无穷幻想，这种政治这些在某些特定时期必然演变为重大的历史灾难，比如文革。赵法生警告说，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场走出秦制以建立现代政治文明的艰难历程，要想最终跨越这一“卡夫丁峡谷”，荀学乃是不能不过的一道重要的理论关口。
染红的星条旗：习近平左右了中美关係吗？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比起江泽民和胡锦涛两朝来也有重大变化。作为日本记者，当然最关心弱不禁风的中日关係，在本书中有大量篇幅讨论中日关係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作者也承认，中日关係受制于中美关係。换言之，虽然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友，但从战后至今，日本只是经济大国，还不是政治大国，日本的对华政策必须与美国的对华政策保持一致。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形成长远而有效的战略。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宾州大学国际关係教授林霨(Arthur Waldron)最近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受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影响数十年，加上对华经贸的既得利益，导致美国越来越不敢且不愿在中国人权、民主议题上发声。反之，中国不吝对美国智库、学者使用银弹攻势，从美国体制内施加影响。在此影响下，美国政府及大众对中国人权问题及其他分歧渐渐变得视若无睹，生怕惹恼中国影响双边关係，「白宫甚至告诉五角大楼『不要再谈中国军事力量扩张的议题』」。林霨表示，最大的担忧在于因经贸等既得利益，美国政府、企业及大众越来越对中国人权问题及民主自由化停滞漠不关心，认为「这就是中国」，形成「要和中国合作，只能接受」的「常态化」观点。
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如此。峯村健司在讨论中美关係时用“进攻的习近平、防御的奥巴马”概括，他专程到习近平和奥巴马举行重要会谈的加州“阳光之乡”庄园体验现场氛围，用若干生动的细节还原当初的场景。作者认为，那时美方出现了一次重大外交挫败，美方轻率地承认中美之间是“新型大国关係”，等于无偿给习近平抬轿子。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已经就‘新型大国关係’一事达成共识。”中方立刻顺着梯子往上爬：“奥巴马愿意认可中国的‘核心利益’，对我国外交而言，实为重大的成果。同时，这也意味着我方对美国介入钓鱼台纷争，做出了强而有力的牵制。”
美方发现上当受骗，不得不派高官出面消毒。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指出：“钓鱼台列岛乃是《美日安全条约》，特别是第五条所适用的对象。”美国资深外交官和学者卜睿哲评论说：“美国需要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合作，但这和中国主张的‘核心利益’毫无关联可言。若是习近平在钓鱼台议题上主张‘美国已经认可中国的主张’，那么我方会立即做出回应，明确指出‘钓鱼台乃是处于美国盟友日本的管辖下’。”可见，所谓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係”跟两岸之间的“九二共识”一样，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本书从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开始写起。作者如同大侦探波罗一样，从蛛丝马迹入手，一步步剥茧抽丝，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捕捉到“天朝公主”的“尊荣”。她使用假名，长相酷似其母亲。当她从台上下来时，峯村健司走上去轻轻说了声：“恭喜毕业。”话音刚落，两名不知从哪裡冒出来的，人高马大、看起来像是中国安全人员的男子冲上来，挡在公主面前。除了习明泽的故事，作者也写了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的故事。有多少“红二代”和“官二代”到美国接受教育甚至在美国长期居住呢？美国的魅力，能让习明泽敢于抗拒父亲的归国命令，坚持在哈佛完成学业，不正说明美国的价值观获得了胜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