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访行为根本是犯罪行为，因它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侵害公民正当的上访权利。
大陆一直不承认境内存在黑社会组织，但很担心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所以历年发动多轮“打黑”运动，以显示与黑社会组织不共戴天。但实际上，很多基层政府就是黑社会的最大客户，也就是黑社会的衣食父母。
近日有消息说，四川岳池县镇裕镇农民杨天直被截访人员伤害致死，尸体在家乡路边被发现。今年8月中旬，68岁的杨天直等4人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附近被多名截访者带上车后，遭受一路戴手铐、胶布捆绑小腿、封嘴后虐打。截访者是一帮职业截访人员，他们通过身份证查询系统查获杨天直等人身份信息，然后就给四川岳池县镇裕镇党委书记余杰打去电话，余书记答应给一笔报酬，让截访人员将杨天直等人押送回川。
截访行为根本上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它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侵害公民正当的上访权利，但大陆很多地方政府显然是把它当成了一项“现代服务业”。结果截访在北京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行当，并且已经公司化、组织化运作，发展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了。其实早在10多年前，全国人大已经修改刑法，设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三个罪名，以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犯罪行为。
类似截访人员截访、虐待上访人员的情况在北京并不少见，实际上一直属于稀松平常。2010年发生北京保安公司“安元鼎”私设黑监狱从事截访的丑闻，后来媒体调查发现，截访、黑监狱在北京已经发展成一个长长的产业链条，有民间截访组织直接捉人的，有国家信访局抓人后送到遣送站再转卖黑监狱的。这些黑监狱与各省、市、自治区及以下地方政府驻京办签订服务协议，由地方政府按截访人头付给费用，而黑监狱拿到钱后还要“返还”一部分给各地驻京办官员。
在中国，有些大企业只和政府做生意，比如安邦保险每年有以千亿元计的保费，他们想把钱放贷给地方政府以获得无风险收益，但未必有地方政府愿意做这种生意。而北京黑监狱只有地方政府这个大客户，但既然有政府作为客户，黑监狱就不愁没钱赚。“安元鼎”2008年成立专门从事截访的“护送部”以后，全年营业收入就由2007年的860万元跃升为2100万元。2009年初，他们应贵州省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访民回黔，就从贵州方面拿到了30万元酬劳。
政府成为黑社会的客户，这似乎有点骇人听闻，其实政府方面安之若素，社会上也见怪不怪。比如过去20年来盛行中国的强制拆迁，虽然时常有警察、城管到现场凑热闹，其实真正的“执行人”就是盘踞地面的黑社会人员。黑社会人员躲在暗处，心狠手辣，正有地方政府需要的高效率。这是各地经常发生拆迁户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和北京黑监狱办理上访人员交接的，实际上经常是各地公安机关，可见公安机关并不以黑监狱、黑社会性质组织为非。
北京至今仍存在职业截访人员，不仅说明截访在北京截访是一方养人的沃土，而且官方并未诚心打击这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几年，北京地方法院已经审理大量非法截访、黑监狱犯罪案件，但主要是因为截访者做过了头，太不注意社会影响，致死了人命。这次因为杨天直之死，四川警方已经抓捕截访人员7人，其实也不是因为警方要打击非法截访，而是有人死了，弄得舆论喧腾。如果截访人员注意分寸，在北京截访就不会受到打击，而地方政府还是世界上最忠实的客户群。
四川岳池县镇裕镇党委、政府的官员说，他们面临巨大的维稳考核压力，这是他们接受北京职业截访人员提供服务的原因。这就是说，地方政府跟黑社会犯罪活动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得已的，自然就是合理的。但这个世界上的恶，哪一样不是情非得已的呢？贪污受贿是缺钱，玩女人是生理、心理的需要。就算是杀人放火，也总归是有果必有因。政府接受黑社会服务，也就显得理所当然，还望国人海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