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考察“接班人”的首要条件》中分析了习近平即使因为正式获取了“核心”封号而妄自尊大，利令智昏到恢复“终身制”，甚至专为自己的第三、第四届连任修改宪法的可能性还是不如效法邓小平和江泽民在“退位”之下行“垂帘听政”之实的可能性大。
此文完成后，在内地的记者朋友推荐笔者读读香港某媒体是最先刊出的“傅霾澈”的分析文章，题目是《废除“七上八下”的好处》。文章中说：
事缘明年十九大将进行换届，从六中全会的一些动态，可以窥视十九大的一些端倪。不过，很多的传闻或者推测，都是根据所谓的惯例得来，但其实这些惯例成为惯例的时间非常有限，而且常有例外情况。这些惯例用以规限胡锦涛这样的“弱主”也许有作用，被誉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势中共领导人的习近平当然不会受其所限制。
中共的人事制度由于不透明但又异常重要，所以最为人关注，尤其是权力顶层的政治局常委。经梳理，目前各方探讨得最多的焦点有如下几项：习近平的任期会否超过10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会否在十九大退休；十九大会否产生储君、储相人选；十九大谁能晋身政治局常委等等。
如果按照所谓的惯例，习近平不会延长任期，将在二十大退休；王岐山明年已经年过68岁，必定会退休；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有望作为储君、储相晋身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其余几个名额将在明年年龄未过68岁的政治局委员中选出。
但问题是，习近平从来不是一个因循守旧、而是一个创造规章制度的人。
各种惯例中较为人熟悉的“七上八下”，也就是67岁还能当常委、68岁必须退休的规定，其实是在十六大时才开始实施，并严格执行至今。而之前的退休年龄惯例是70岁，不过在十五大时有一个例外，就是当时已经71岁的江泽民，但是73岁的乔石却需遵守。而在十四大时，更有75岁的姚依林退休，但76岁的刘华清入选的怪象。十三大时已经开始实施干部年轻化，但也有姚依林以70高龄入选，六四事件后再增补72岁的宋平。十二大时还没有所谓的惯例，当时的官场更是老人云集，除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外，其余政治局常委全部年逾七旬。十一大时“文革”刚刚结束，自然毫无规则可言。十大及之前的毛泽东时代，更是完全没有惯例，基本上全凭毛一人的喜好而定。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所谓的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也不过区区十多年历史而已，而且只要有需要，可以任意“搬龙门”。如十六大时江泽民为了逼退当时68岁的李瑞环而定下“七上八下”的规则；又如十五大时江泽民和乔石都年逾70，但江可以作为例外而留任；再如十四大时，邓小平担心江泽民与军队毫无渊源，镇不住军队，于是特地安排军中人脉很深、已经76岁的刘华清出任政治局常委，为江泽民担当军事“摄政”，以稳定军心。
有心的读者和听众如果愿意查阅笔者过去十几年以来的政论文章的话，应该会发现当年笔者是最早为中共政权讨论和分析何为“七上八下”的海外政论人之一。
十四年前的中共十六大闭幕之后，笔者即撰文提出：十六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班子,与此前海外流传的名单大致吻合。如果说有出忽意料之外的内容的话,那就是李瑞环的出局。事先,虽然已经出现了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只留胡锦涛一人的报道,但有不相信李瑞环亦随江泽民、李鹏、朱容基、李岚清和尉健行等五位年过七十者(李岚清今年五月刚满七十岁)一同退休的分析报道,依据便是五年前的十五大上的“七十岁封顶”一说。
而对李瑞环退休曾持怀疑态度者居然就没有搞明白,“七十岁封顶”不过是十五大人事安排的权宜之计,在此之前的十四大上,还有过六十六岁者出局(李锡铭、杨汝岱),七十六岁者入围(刘华清)的情况发生。此一时,彼一时也。
中国有句老话叫“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大多数海外的中共政治评论人士士还不知道的是,中共组织规则中的年龄限制也有“七上八下”之说。另外还有个“三上四不上”之说。具体内容是:在提拔和安排副省部级领导干部时,基本原则是五十七岁还可以考虑,五十八岁原则上不予考虑。从一九九二年筹备十四大开始,在制定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新当选中央委员原则上遵循三上四不上的原则,即如果工作需要六十三岁可以安排,六十四岁不予考虑。
如今,在安排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集体交接的过程中,如果仍然按照十五大时的所谓“七十岁封顶”原则,李瑞环是最大受益者。一九三四年九月出生的李瑞环的六十八岁生日才过了两个月。但是,如果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是否继任的年龄规定也套用“七上八下”,他李瑞环就无话可说了。而能够留任政治局并晋升政治局常委的罗干则以六十七岁的年龄幸运搭上了“末班车”六十七岁(生于一九三五年七月)。
笔者十四年前的相关文章中还分析道：五年前筹备中共十五大时,江泽民面对邓小平刚刚去世不久,党内人事也必须遵循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政治局面,最简便、最有说服力,也是引发党内反弹最小的办法便是就中央领导层的留任和卸任难题,商量出一个硬性年龄标准,这便有了“除江泽民同志以外(时年七十一岁),所有在位中央党政领导人,年满七十岁者一律不继任中央委员”的内部规定。
如此规定并成功付诸实施,一是说明当时的江泽民已经有了相当的权威,足以保证“江泽民同志的例外”不至遭到年满七十者的群起而攻之。二是说明当时的江泽民权威仍然不能与过去的邓小平相提并论:说让谁上谁就上,说让谁下谁就下。所以,邓小平拍板十四大人事安排时,考虑到当时分别以北京市委书记和四川省委书记身份担任着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锡铭和杨汝岱均已六十六岁,邓小平一句“准备转二线职务的两个同志没必要再进政治局了”,李、杨二人便“毫无怨言”地分别进了全国人大和政协。同样是因为邓小平一句“军委里还要有老同志帮助过度”,时年七十有六,七年前即已经被安排成中顾委委员的刘华清立刻涣发青春,转而跃升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江泽民主持十五大人事时,因为只用年龄作标准限制去留,导致被认为是“二线”职务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里,一次挤进去了三位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时间转眼又过了五年,在考虑中共十六大人事布局的时候，江泽民的政治权威已经是“今非昔比”,在考虑谁上谁下的问题上,显然无需过多考虑政治反弹的问题。不过,此时的江泽民欲为後人作出的表率,已经不是学习邓小平“一锤定音”的方式,而是要靠制度服人。制度之一便是政府之外的领导人,包括党和政协的领导人也要有任期制。江泽民本人在国家主席职务上只连任两届,李瑞环连任两届全国政协主席职务後,绝无再任第三届的道理。
当然,如果不按“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或者仍以五年前的七十岁封顶为依据的话,李瑞环连任两届全国政协主席职务後,还可以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转任其他职务,比如全国人大委员长。但是,从李瑞环本人角度讲,自己为自己张口要官绝无可能—-这在共产党内是犯大忌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李瑞环已经连任了两届政治局常委，之所以不再留任，概是因为除了所谓“七上八下”，“七十岁封顶”等年龄标准，还有一个党的中央领导人原则上只能连任两个满届的“惯例”。
人们都知道中共当今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只能连任两届，意思就是不能再多。但当年李鹏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满打满算赖了差不多两个半届。原因就是他是被安排在两届全国人大召开之间“中途”接替了赵紫阳的总理职务，在“正式当选”的当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的“小半届”任期被“忽略不计”了。
总之，在只能连两届的前提下，无论是“七上八下”还是“七十岁封顶”，都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
前述《废除“七上八下”的好处》一文中还说：习近平只要稍作调整，将“七上八下”改回70岁退休，便可以轻易解决王岐山留任的问题。前提是，习近平是否希望王岐山留任。
而依笔者的看法，因为王歧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到十九大时才任满一届，若要连任，“规则”上的问题不是问题，只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曾庆红“因为年龄原因”只担任一届政治局常委便“主动”出局的“高风亮节”，王歧山是否该不该效法才是问题。后续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