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被俗称为“七个不要讲”的九号文件之后，《红旗文稿》等官方媒体连续刊发以反宪政和批判普世价值为主体的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与九号文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目的是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遏制自由、民主、法治等宪政观念的传播。
针对这股反宪政逆流的批评声音已有不少，但对于这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逆流的根源，仍缺乏深入和直率的分析。本文希望在这方面作一些初步的尝试和努力。
1949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列宁-斯大林式的专政体制。这种以大规模的暴力和无所不在的恐怖为主要统治手段的体制，具有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双重性质。一种本质上反人类的政治体制，无论出现在哪一个国家，都会表现出对自己国家和本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并且在发泄这种仇恨时，将完全无视人类社会的任何文明和道德底线。它不但要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本国人民，而且还要把迫害他人变成每个人的生存之道：因为这种政权先天地将每个人视为有罪的，而顺从权力的意志去迫害他人，就成了每个人向权力效忠以求自保的基本手段。
持续十年的“文革”，将斯大林式专政体制的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并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崩溃和瘫痪状态。为了重塑政权的合法性，邓小平与知识分子及官僚体系中的文革受害者结盟，并通过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文革思想进行理论上的清算，同时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进行舆论和社会动员。但是，邓小平的“毛泽东的旗帜丢不得”的态度表明，他只是想努力结束文革的乱象，并在经济领域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而并不想在政治领域革除毛泽东遗留的斯大林式的专政权利结构。
不过，一旦对文革的批判被启动，人们的思想并不会完全配合当权者的政治需要。他们迟早会超越当政者所期望的限度，进一步探究文革得以发生和持续的政治根源，并产生对文明和合乎人性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由此便出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并引发了作为这一启蒙运动的政治结果的八九革命。
对于以自由和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八九革命，邓小平最终选择了武力镇压。这样一来，他这位原本是改革启动者的人，最终又成为了革命的扼杀者。虽然改革的口号被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真正意义的改革，早已随着“六-四”枪声的响起而消亡了。
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狂热的彻底消退，另一方面是自由、民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禁忌，中国的党政官僚体系，完全丧失了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因素。整个官僚体系开始了一场针对国民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掠夺。这种不公正的、超限的掠夺，自然会经常受到人们以维权形式进行的抗拒，因此所谓的维稳就成了官僚体系的核心任务。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各级党政官僚为了确保权位的稳固，在对民众采取维稳措施时，可以完全不顾法律的约束。各级政府经常使用的所谓维稳手段，实际上纯粹是明目张胆的刑事犯罪。官僚体系对民众穷凶极恶的掠夺和不择手段的镇压，使整个国家的政治伦理遭到了彻底的败坏。普通的任人唯亲和官位承继，则进一步加速了官僚体系的逆淘汰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整个官僚系统可以说到处都充斥着无能、颟顸，但却残暴和无耻的官员。
即使是屡遭摧残的荒原，仍可能生长出绿色的植被。二十多年的压制，并没有扑灭人们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理想的向往。实际上，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清官僚体系的残暴、无能和堕落，并越来越认识到建立文明和合乎人性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对于中国的新一任领导人来说，可能的政治选择只有两种：一是顺应国民的心愿和历史的潮流，对庞大却腐败不堪的专政官僚体制进行彻底的革新，并努力建立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体制；二是继续把自己和专政官僚体系捆绑在一起，努力加固日益松懈的专政机器，像安德罗波夫那样，成为一个为专政机器“拧紧螺丝”的人。
那些极力反对宪政的人，显然希望新的领导人走上第二条道路，也就是与权贵结盟、与人民为敌的固守专政体制的道路。这些人反对宪政中的权利制衡，是为了继续剥夺国民的政治权利，维护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他们反对新闻自由，是为了继续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对国民进行压榨和掠夺；他们反对司法独立，是为了继续高居于法律之上，成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外之徒；他们反对公民社会，是希望让一直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广大民众，继续处于一盘散沙和软弱无力的状态……
两条不同的道路，对政治领导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地位，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前途和命运：一条时继续专政的道路，它将把中国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条时建立宪政的道路，它将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国家。
新的领导人究竟将选择哪一条道路，人们仍然无法完全确定，但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和“空谈误国”的表态，却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兆。前者代表着一种拒绝变革的立场，后者则表现出对公共舆论的敌视。实际上，“空谈误国”作为专制政治文化中的一种说法，不但和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而且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人的行动主要不是出于本能的反应，而是出于理智的考量。人在行动之前，首先要确立一项行动目标，并相应地规划达成目标的手段。在公共生活中，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正当和合理，本来就必须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讨论才能明确。所谓“空谈误国”的说法，在排斥公共讨论的同时，也等于是把人贬低为缺乏理性的动物。
另外，习先生“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说法，似乎表明他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一种必须避免的前车之鉴。实际上，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戈尔巴乔夫失败”的神话，本身就是大为可疑的。
首先，苏联的崩溃，其主要责任并不在于戈氏的改革，而在于此前六十多年蒙昧主义和反人性的专政统治。戈氏的失败，最多只是未能拯救一个早已病入膏肓和奄奄一息的红色帝国。
其次，戈氏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他启动了改革，不如说是因为改革得不够彻底。戈氏在改革后期对腐朽和顽固的官僚体系做了太多的妥协，从而为1991年“8-19”反改革政变准备了组织和人事基础。
再次，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不是戈氏的改革，而是“8-19”反改革政变。这次政变的政治后果，是使戈氏作为苏联总统手中的权利，转移到了叶利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手中。
最后，即使戈氏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他今后的历史地位仍将远高于他的几位前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后者都是在大有可为的情况下获得了最高权力，最终却无所作为。人们或许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毕竟曾是最高领导人），但却无法记住他们的事迹（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值得记住的事迹）。
可见，中国的现任领导人从戈氏身上应当吸取的教训，不是拒绝改革，而是如何把改革做得更好。
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记住伯克利里说过的一句话：“人若要幸福，就一定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一定要勇敢。”如果当政者最终选择的是抗拒宪政的专政之路，每一位真正的宪政主义者，都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抗拒这股反宪政逆流的中流砥柱；哪怕是单枪匹马，也必须对这种违背民众意愿和历史潮流的做法，发出坚定和清晰的反对声音，并通过对野蛮、暴虐和不公正的专横权力的抵抗，展现出一名中国人应有的勇气、良知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