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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定要永远记着：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而这部分人哪怕只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很贫穷，生活还很糟糕，那么，这个世界就不能说是幸福的，美好的；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同样，这部分人哪怕只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万分之一，他们感觉到没有自由民主没有公平正义，尤其是受了莫大冤屈始终没有得着道歉，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会麻烦不断，就不可能安宁祥和。——作者题记
这篇稿子，原本一个多月前在读了诗人蔡楚先生《我的小弟蔡庆一》后就说要做的，也不知怎么，一拖一个多月过去，检讨自己，只能说一是懒，二是生存状态不好，尤其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感。
在读《小弟蔡庆一》时就泪流满面，感觉蔡先生的那个小弟太可怜了，一个正常人家的少年实际上等于被迫在外流浪一年多，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他自己知道。由此又想到，一个文革，也不知伤害了多少中国人，伤害了多少中国家庭，包括老人孩子。因此，读了之后当即给蔡先生发了邮件，其中有几句是这么说的：“读了您这篇回忆弟弟的文字，心里就有些放不下了，说不定还会有篇读后感。夜间醒来想了题目：《文革十年，这种家庭何其多》。文革五十周年很快就要过去，尽管统治者不让反思批判，但我等不可就这么轻易放过去了。”后来又补了一句：“一想到您的庆一弟弟，就有点不能自抑，要知道，他受了多少苦难哦！”
很快就接到蔡先生回复的邮件：“我家的苦难只是众多受难者的一个点滴，是史海钩沉的一部分。……”蔡先生大度，知道这不仅是“家仇”，更是整个民族的大灾难。是啊，中国也不知有多少像蔡先生这样的家庭，今日回忆起来，怕是有很多人家都难以自已或说很痛苦吧。就连像孙犁这样有定论的文学大家，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关于文革，“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去写这种东西，我也不愿去回忆它。”为什么呢，合理地猜测，就因为回忆文革会让他感到太痛苦，太难受，甚至受不了。也正因此，才有自己两年多前所作的那篇短文，题目叫《中国还有很多人在等着道歉》，其中就包括应该对文革中受苦受难的国民道歉，向整个中华民族道歉。而香港争鸣杂志在2016这个文革五十周年很快就要过去的十一月，也还是又发表了《文革五十周年，中共为何不道歉》的文章。
然而，感动归感动，要写篇读后感的话虽然说了，却还是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可真正要说的还是会说出来，该写的还是会写出来，这似乎是上帝的旨意。前不久先是从章诒和一篇文章中读到其引用小说《如焉》的作者胡发云的几句话，让自己又有了冲动，准备做这则短文。章诒和在《泪往下滴，血朝上涌》这篇文章中说：“胡发云的下一部作品是写文革的，或者说是与文革相关的作品。我劝他暂时放放，题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过的。他却说：‘十几亿人在十年间付出这么惨痛代价的历史事件，早就该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真实地写它，而这种荒谬性甚至都没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写！’”
听听！“早就该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然而，真正中国大陆写文革的作品有多少呢？于是又联想到，今年好不容易是文革五十周年，绝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过去了。
可有了冲动，还是没有行动。这两天重翻陈丹青《荒废集》，其中多次提到文革，让我心动得有点惊奇的就有这么两段话，一段是：“我这代人与中国古典传统处于深刻的断层，此前我的生存经验和创作资源只是1949年后的政治文化，那是我们厌恶的经验，但它已塑造了我们。不是吗，整个中国可以告别‘文革’，告别毛泽东，可是难以摆脱毛文化的巨大遗产。”（见《从毛泽东到董其昌》）而另一段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只说出‘文革’的一丁点侧面，真正的‘文革’从未在文艺中说出来……我们发现小时候看革命电影，闹半天，原来是帮着左翼青年在怀他们的旧，我们傻X，陪着哭，以为那也是我们的事儿，其实是我们在怀他们的旧。”（见《访谈杂录》）
“真正的‘文革’从未在文艺中说出来”，这对文革发生地的中国大陆，是多么奇怪，又多么可怕。于是终于明白，1949年后，几十年至今，中国大陆只有革命，只有政治，只有左化乃至党化，而没有真正的文化。直到今日，中国不仅仍是党国，且谁都知道，比国民党时代要党国一百倍，不然，你听说过蒋委员长下令要求所有媒体都姓党吗！
那么，为什么不在文艺中把真正的文革“说”出来呢？众所周知，那就是，先是邓小平不让说，并从他开始，后来这个党国在开明的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的一任又一任，明白了邓小平不许人们说出来的“苦心”后，自然也就心照不宣，继续管控：不让说！
至少不让你细细地说，不让你痛快地说，尤其是不让大家都站出来说，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五十周年的今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痛痛快快毫无忌讳地向世人诉说文革给中国人以及无数家庭带来的灾难。要知道，真正经历过文革者已逝去得差不多了，而仅仅是对文革有点记忆的中国人也已进入老年，难道这个统治集团就是要让文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彻底消失吗？
这到底是为什么？只能说他们害怕，害怕经历过文革者一旦把文革中发生的那些事，不，那些罪恶都说出来，不仅毛泽东因为要为文革买单而难逃“千古罪人”的恶名，邓小平也跑不掉，甚至整个统治系统包括司法都是有罪的！别的不说，本人相信，任何一个没有丧失人性者，当其了解了张志新在文革中被惨无人道虐杀的经过后，都不会原谅文革，不会原谅毛泽东，不会原谅中共整个统治系统。而况有确凿证据，像张志新那样被虐杀者并不止她一人，而是有许多。
也不知是否因为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之故，人们没有忘记被虐杀的张志新，最近手机微信中有人就张志新之惨死，把毛泽东与蒋介石做了对比。
毛统治下，那样惨无人道地杀害一个与他们同一营垒而仅仅是批评文革批评他毛泽东的“同志”，用什么都解释不通。因为张志新逮捕前是中共党员，且是中共宣传系统的一名干部。再看蒋介石下令处死瞿秋白时是如何做的（注），尤其是瞿秋白是蒋介石的敌人，而且是“匪首”，对蒋介石的威胁，拿张志新于毛相比，更是不及万一。当本人把这则微信转发给另外朋友后，其中一位还举出了吉鸿昌的例子。在处死吉鸿昌时，他不仅可以从容地作诗，还要求一定要坐着死，而且还要执行者一定要在他前面开枪，他说自己一生光明正大，不应“挨黑枪”，关键是那些执行者都按照吉鸿昌所要求的去做了。如此一对比，两个统治集团，谁惨无人道谁丧失人性，一目了然。
文革既然如此丧失人性，失去人心，聪明的邓小平岂能不知？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当人们想要彻底清算文革的罪恶时，邓小平不干了。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有一个讲话，是于光远等人帮助起草的。邓小平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纠缠这个问题。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为什么会这样？邓小平在谈到“向前看”时揭开了这个“谜底”：“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寻根问底不好，追就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不利，还是粗一点。”
什么问题太多，其实就是文革中的罪恶太多，多得让邓小平感到恐惧，多得只要全说出来，就一定会天下大乱；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罪恶也有他邓小平的份儿，如果全说出来，即使从道义而言，他邓小平也没有了执政资格。
现在可以说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没有得到清算，而像1977、1978那两年真正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之所以很快就消失了，也正是因为邓小平，是邓小平不让彻底反思文革，更不让清算文革，同时也是邓小平包括那几个“左王”们扼杀了当年人们努力说真话努力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其实，据童青林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一书中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然而，为了保住“红色江山”，为了他邓小平能够接替毛泽东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不仅把自己过去的痛苦冤屈统统封存起来或叫咽下去，而且不允许无数中国人诉说他们的痛苦冤屈，同他一样咽下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残忍更痛苦的吗？希特勒时代之后，什么人有权力不让控诉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
2014年，陈丹青接受媒体采访在谈到文革话题时就当时有人道歉说道：“我们仍然活在‘文革’的后果中。……想想吧，再过两年，‘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了，如果至今没人出面道歉，没人吭声，岂不更可怕？”可以说，中国大陆民众近一年多来其实正如陈丹青所说，生活在“更可怕”中。真是一语成谶。
现在邓小平已去世近二十年，文革也已过去五十年，事实上统治者至今仍不作深刻反省。不仅如此，非但不许国民控诉文革，代表国家的政府至今不向中国无数的家庭和个人道歉，给人的感觉，就像文革从来没有在这个国家发生过一样。因此，凡经历过文革，甚至哪怕只是对文革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把自己所经历所知道的文革罪恶以及苦难说出来，即使文革五十周年很快就会过去，也还是要说出来。只有说出来，并且让历史记住，避免文革再次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可能性才会大大减少，乃至不再发生。
2016年11月8日晚间草，9日晨修订
注：对照张志新与瞿秋白被杀害情况
张志新行刑纪实如下：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一个多月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没等张志新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几个蹿上来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头枕一块砖，强行切断了喉管。为了维持呼吸，就把一个三寸来长的小手指粗的不锈钢管插进气管里，再用线将连接着钢管的金属片缝在刀口两边的肉上。张志新奋力反抗，剧痛使她咬断舌尖，血水淌满了前胸。她脖颈上的伤口，不时地冒着带血的气泡，嘴里不时地呕吐着似血似水的唾液。”
再看处决瞿秋白纪实：瞿的“罪行”为：已实行了武装割据，公开主张推翻蒋先生为首脑的合法民国政府。在双方敌对战争中被俘，被判处死刑。行刑前给予人道主义礼遇，饮酒、留影，并允其高唱宣传其主义的歌曲。行刑纪实如下：1935年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此时，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10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用俄语、汉语高歌：“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
进了戒备森严、游客一空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见《宋希濂口述枪杀瞿秋白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