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新权威主义（网络图片）
笔者曾写过一篇《新权威主义者所遇到的尴尬》，以中共当局的现状奉劝新权威主义者不要对赵家人抱有幻想。然而，这些习粉（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仍然固执己见，甚至要和老夫打赌，赌期一年，要看明年的中共十九大。他们认为明年十九大习必将会有大动作，到那时中国民主转型了看你们这些人还有什么话说？如果新权威主义者预想真的实现，习一旦大权在握，学蒋经国那样，将中国推向民主宪政，那全国人民真要烧高香了，老夫就是输了这场赌也心甘情愿。但很遗憾，我可以肯定地说，新权威主义者的希望绝对泡汤。尽管本人不愿意看到这场结局，然中国的事就是这样，毫无办法。笔者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进一步澄清新权威主义者的糊涂观念，更重要的是指出这些观念对中国民主进程所起到的副作用。
在文章开始之前，先说一段插曲，就是一位大家熟知的，曾在《博讯-远见》发文多篇的“挺习者”，对笔者口出狂言。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给本人邮箱经常发些挺习的文章，因为太多了，我就忍不住回了他一句，“你把习说得这么高，他有这个智慧吗？”谁知他颇不客气地回答：“他有，你是没有的！”笔者此时也回复道：“我看你不要自作多情了。”谁料此话让他勃然大怒，说道；“我可以确定，你家里就有贪官！你是江派走狗！将走霉运！好自为之！”
现在这些挺习者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就给你安上一个“江派”和“贪官”的罪名。他们甚至对民主自由派横加指责，说：“所谓异见人士就是反习政权者，他们不关心民众，民众也就不关心他们，他们不代表民众。”他们竟然说；“革命派是些打着普世价值旗号高喊激进民主口号的一批知识人，希望用革命手段推翻习政权后自己执政。革命派中最激进者，却是领取江派大额津贴的“卧底”，他们披着民主外衣助江反习。”
在此之前，对于新权威主义者（也可称挺习派）老夫尚抱有一丝好感，心想他们固然挺习，但毕竟最终目的还是想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道路，但是现在不能简单地看这个问题了。他们对民主自由派采取如此态度，甚至说“民主革命派”是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用革命手段推翻习政权后自己执政。更为恶劣的是说民主自由派激进者领取江派大额津贴“卧底”，这不得不逼得老夫要站出来说话了。虽是如此，但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还是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
一、新权威主义者不管动机如何，已经起到了阻碍民主进程的作用
对于任何统治者，都是不能“捧”的，捧的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你杀了他；二是他杀了你。这意思是你将他捧到天上，一旦跌落在地，只会摔死；另外一种就是捧得他大权在握，很可能就杀了你。所以中国有个词就叫“捧杀”。老毛就是这样，当年刘少奇把他捧起来，最后他杀了刘，不仅如此，近8000多万中国人也死在他手中。而毛本人也死于“捧杀”之中，这个历史的教训难道不深刻吗？
现在，新权威主义者捧习捧到肉麻的程度，说习在民众中威望日高，是共党五代党魁中最好者，是明君。把习说成了蒋经国第二，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领导能力前所未有；是继邓之后最具转型色彩的中国领导人；“富有政治远见，有民主思想和‘求万世名’的雄心壮志” 。甚至在习当局大抓民主人士之时，公然为其辩护，说这是“用专制结束专制”，“现在没到可以转型的时候，别指望太多自由，相反，有个加强专制的短暂时间，耐心点。抓些反对者、破坏者保政权，是必然的。这是转型的底线。我是好言相劝，若硬要往墙上撞，也只好由你了。”等等。
如此看来，我们倒怀疑他们是否领取了当局大额“津贴”了，那个曾写《红太阳的陨落》那本书的作者，如今态度大变，也是极力挺习，并且他的讲话畅通无阻，这其中定有和当局“通款”之嫌。然而，问题关键还不在此，他们这样卖力地“挺习”，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麻痹斗志。在当今中国，民主启蒙为第一要事，从习执政四年所作所为已见端倪，指望赵家人走宪政民主道路已无希望，只要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中共已经形成利益集团，民主宪政是利益集团的克星。为了抱团取暖，他们是绝对不会走宪政民主道路的。因此，中国民主的希望就在民众的觉醒，只有民众的觉醒，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当前民主人士的重要任务就是启蒙大众。可在这个时候，新权威主义极力鼓吹当局者的智慧，要人民耐心等待，把民主希望寄托于“明君”身上，指望天上掉下馅饼来，这无异给人们喝“迷魂汤”、打“麻醉药”。
2，新权威主义者起到了习当局起不到的作用。因为那些吹捧肉麻之语，当局者自己是不好意思说的，挺习派替他们说了。就像当年林彪吹捧毛“四个伟大”一样，而中国这种有长期封建统治的国家，老百姓的民主理念本就薄弱，经他们一吹一捧，普通老百姓就会把民主希望寄托在“权威者”身上，中国的民主希望更加渺茫。
二、在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出现是“奴性主义”的延续
中国是一个长期封建统治的国家，这种体制本身就培养了国民的奴隶性，普通下层民众由于长期在专制体制的压迫下，总把希望寄托在“明君”或“清官”身上。加上儒家思想长期的影响，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实际上，中国的封建君主除了开国皇帝是流氓无赖之徒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弱智和精神变态者。但他们却把自己奉为“天子”，就像天上下凡的神一样来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呢，只要是皇帝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就拿毛泽东来说，除了流氓本性和玩弄权术外，毫无治国本领，在他执政二十七年里，把中国搞得贫困不堪、天怨人怒就是例证。可至今还有那些毛粉对他顶礼膜拜，甚至对那具僵尸“瞻仰”人越来越多，这说明中国人的奴性十分严重。鲁迅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新权威主义者的出现，正是这种奴性的重现。中国要想走向民主道路，首先要提高民众的“民权”思想，让民众从自卑走向自信；从依赖思想走向独立思考。任何皇权思想都是民主的死敌。而新权威主义者所提倡的正是奴才思想，如果这种奴才多了，中国的民主前途无望。所以，对于新权威主义的出现，我们民主派人士不能小觑，他的危害性不亚于毛左。因为毛左还不是“全挺派”，他们只是对习的反腐认可，认为习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意图。而新权威主义者是毫无保留的挺习派，他们提出来的理论，正迎合了一些具有奴性思维的人们。已经成了赵家人的御用工具，成了民主宪政路上的绊脚石。
三、中共目前出不了蒋经国似的人物
新权威主义者将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寄托于习，认为习必将成为蒋经国似的人物。他们的根据是，一，习之父是中共党内高官中少有的没有整过人的人；二，习本人从小就受到毛左路线迫害，对毛氏左倾路线有切肤之痛；三，习爱看书，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他们认为有以上三条习就有了走民主宪政道路的基础，这也太简单了点。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这几十年的政治基础和受到的国际影响有着根本的不同。国民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中共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把“民生、民权”放在首位；一个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放在首位。《三民主义》已经具备了走向民主宪政的基础，而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的死敌，民主宪政断然不可能的。这是其一；
其二：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和习有着根本不同。蒋经国1925年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只有16岁，虽开始受到苏俄共产思想影响，但最终看出了他们的本质，对共产国际产生了置疑。他钦佩托洛茨基有先见之明，认同他在共产国际六大所争议的《反对派提纲》。由于蒋经国和共产国际米夫、王明意见相左，被放逐西伯利亚做苦役，历尽艰苦，最后回国。他在苏联就认清了共产邪说、马列主义的本质，加上台湾长期与美国这样民主国家交往，受民主之风的薰染，所以台湾走向民主道路是必然的。而中国大陆没这个环境和条件，习虽然当年受到毛左的路线的压制，但他的历练和蒋经国完全不同，他始终脱离不了中共的大环境，他跳不出这个红色大染缸和马列毛的窠臼。所以，指望他成为蒋经国似的人物希望渺茫。
四、民主宪政之路是靠民众抗争得来的，不是上层人物的恩赐
我们应当承认，社会的变革的成功要靠两个因素，一是民众的觉醒；二是有领军人物，而这两个因素是互动性的。民众的觉醒是需要领军人物；然仅有上层人物想推动历史的前进没有民众的基础也是不行的。民众的思想成熟催生了领袖人物的出现，在这两个因素中，民众思想的觉醒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大陆，在没有明显的领军人物出现之时，如果以等待观望之心来企盼蒋经国及戈尔巴乔夫人物出现，实则守株待兔，把眼睛仅仅盯住上层人物革命必将一事无成。
当然，我们也不能绝对说上层没有这样的人物，但也许这样的人物也盯住下面民众的思想动向。在当前中国的现状，自由民主派的任务就是加速启蒙民众，不要给民众画饼充饥，要让民众明白，这世上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而新权威主义者们总把民主希望寄托在上面，希望出现一个精英人物，即或是没有这样的人物，也要假想一个。更可笑的是，明明该人物已明显地离民主道路越滑越远了，他们还在作自我安慰，这是典型的意淫。在我们看来，从“总书记”到“习核心”说明赵家人已经走向“皇帝梦”和“独裁梦”，而他们却认为这恰恰正是中国民主宪政的前奏，正是蒋经国似的人物即将出现。
综上所述，今天民主派当前的任务除了启蒙大众之外，还要揭露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人物的“帮闲文人”的真实面目。
2016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