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罪恶招魂
把毕业的未毕业的学生大规模地下放到农村,在和平年代终结教育体系,这是曾经发生过的,让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一种罪恶。即使用那些踹度、猜测、论证出来的目的粉饰,也改变不了人类自产生文明史以来最为诡异的事实。毛泽东1968年的最高指示已经过去了快50年,可“很有必要”的“按语”,依然无解。
大中小学一概停止招生,本身就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荒唐之举。
潘忠林,算不算知青博物馆的负责人了?我不知道。不过号称亲身体验知青一代历史,大话过头了。潘先生称:知青博物馆与文革没有一点关系。他说1955年的上山下乡的杨华就与文革无关,对的。可是知青博物馆更多的内容却不是杨华。在回答贺卫方的评论时,潘先生显然偷换概念,而且混淆了历史。潘先生自称亲身体验知青一代历史,是不是搞错了?潘先生体验的是那一段知青历史呢?你有没有体验过1968年以后的知青历史呢?
我是个知青,巧了,当年下乡就在黑河地区所属孙吴县。下乡那年15岁,同学里还有小的,14岁。现在退休了,社保的跟我同学说,14岁那年的工龄不能算,按现行法律规定14岁是童工,所以不算工龄。怪事吧。法不追溯既往是为原则,不算工龄就能遮掩大范围使用童工的丑恶吗?我的同学69届,大的16,小的14。拉到黑河一列火车。
整列整列火车把心智发育不成熟的孩子送到边地干啥呢?反修防修还有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从1969年冬天一直到1970年,我们看到的是公路上南行不断的拉家带口的卡车。后来知道,是黑河地委全线南撤200多公里到了北安,是指挥战斗么?留下了到现在还理不清的房产地产问题种种。
难不成是毛泽东同志留下我们,用发育未成的血肉之躯在黑龙江抵挡苏制T62坦克不成?
不去正视、面对历史的真实,而美化知青上山下乡,知青博物馆是要为罪恶招魂么?
嗜痂之好
潘先生说知青博物馆为了“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点明了目的。更一步解说知青精神,“是 担当、是奉献、是拼搏、是创业”。再进一步他还要弘扬知青精神。这跟头几年候隽、邢燕子们的论调如出一辙,只不过文字表述略有差别。
潘先生说办馆的目的,要传承它(知青精神),要弘扬它。
上山下乡直接的现象就是把中学生送到农村边疆地区,这场空前绝后的影响着全国所有城市人口。乃时,全国人口7亿,农村人口即使按90%计算(实际远不止此),城市人口只有7千万。按一个家庭5口人计算(当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全国城市只有1400万户,而知青数量的下限是1700万。覆盖着从1947到1957(甚至更多),所有城市出生的人口。
担当、奉献、拼搏、创业,都是当下的时髦用语。字面上显现的是人的主动。主动担当(按潘先生的说法是,你是共和国的长子,国家有困难云云。这个说法实在有点扯),主动奉献,主动拼搏,主动创业。真如是么?请潘先生找些知青谈谈他们的主动精神吧?用了这么多的好词,请他们跟你一起聊聊返城的经历不好么?当年怎么会出现知青大返城,风起云涌,势如破竹,开了口子的洪水般地势不可挡呢?
不知道潘先生怎么就归纳出来知青精神?
说担当,我没有,我认识的知青(绝大部分在黑河地区)从来不意识下乡是为了什么担当。“迫不得已”、被迫的才是历史的真实。你兴许也能找出个例,如果你有闲暇,还有兴趣,如去内蒙插队的曲折等人。这些个例恰恰能证明当年上山下乡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无奈。
想想,你不下去行么?有谁,有“担当”起国家困难舍我其谁的责任?你让他举手。如果当时有学校,我肯定去上学,绝不去弄个木头棍子比划保卫边疆。
说奉献,怎么说呢?一个人一生最好的时光被荒废了,全扔在荒草甸子里,至今不知所归。套用梁晓声的话“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流浪的青春是1700万,在桦树林子、草甸子、黄土高坡。
说拼搏,拼呀、搏呀,总得有个目的吧。你进山扛回根木头,为取暖,毁了生态毁了大森林。1969年,邓丽君16岁花季第一次到香港演出。美国阿波罗在月球上走了一小步。“苹果”创始人才刚刚上大学。加州大学的两个学生用电线联上了两个笨重的计算机,世界互联网就这么悄没声地发端了——
潘先生你猜猜我们干啥呢?正在“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呢。
说创业,潘先生您就太扯了。估计您不是学经济的,也许数学也不太好,您不妨请高人算算您眼皮子底下的一师一团和三团兵团时期的经济帐。您再算算投入了多少知青,创出了什么伟业。
还有那个叫郭小松的,不知是何方的高人,说 “知青运动的本质,是防止工业化进程变成对农村的单方面榨取,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从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社会。” 真是应了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郭称 “鸡永远理解不了鹰”。一定把自己当鹰了。一只大尾巴鹰盛赞上山下乡,是不是忽悠?是不是哗众取宠?
不知道郭小松今年多大了,是不是结婚生了孩儿。用人大教授张鸣的话正好回应这只伟大的鹰,“把人人为地投入到灾难之中,然后拼命强调这个灾难对个中人的锻炼。现在说知青下乡运动好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别客气,请你们把你的子女,孙子孙女也行,放到最艰苦西北农村,干上8年。”
我再着补一句话,鹰啊,你要是没孩子,有七姑八姨的孩子也成,再不济,你就听张鸣的,展开你的翅,飞到西北去吧。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知青的群体实在太庞大,客观、真实地记录和反应那段充满了灾难的历史无疑功德无量。但是应景的,打着知青招牌谋利的就为人不耻了。
头些年,侯隽、邢燕子等当年知青的楷模活跃了一阵子,还弄出了一本书到处推销,《周恩来与知青》大约是这么一本书吧。对于1700万知青,周恩来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能让当年的楷模引以为自豪的是得到过周恩来的召见,等等。今天拿出来,你是炫耀那一段灾难性的历史呢?还是想干什么呢?江青不是也给侯隽送过草帽吗?江青倒了,就说你对那草帽从来不屑一顾了。那是第一夫人啊,你当时还不是美得冒鼻涕泡么?
知青历史的生成发展脉络基本已经清晰,不同阶段性质不同也不用再争辩,唯独无解的是毛泽东“很有必要”的按语。有太多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很有必要”,于是为1968年大规模的毫无人道精神的上山下乡,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层面寻找理由。而我坚信,行为就是行为,目的代替不了行为。出发点如何高尚,抵消不了负面的行为后果。因此,以最高指示主导下的上山下乡毫无疑问是文革的一部分,必须进行否定。而其与此前的知青运动也不容混淆。毛泽东1939年的讲话,其时代背景是民族抗战。不论是1955年的杨华们,还是后来的邢燕子、侯隽们,以及文革时期的我们,都已经是和平年代,背景完全不同。
青年是不是革命的,看他能不能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1939年判定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衡量和平年代的青年是否革命,能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准,起码值得讨论。如果今天还有具像的行为方式,那么今天最大劳动群众群体是“农民工”,是不是要看你能否与农民工相结合呢?
文革本身就是政治的混乱,社会的混乱,不用说了,以经济困难容不下就业解释上山下乡必要性的注意了,北京67届几乎全数去了山西、陕西,而山西的67届毕业生却全数在工矿安排了工作,你怎么解释呢?1968年山西隰县一个至今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一次招兵160多个,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初中,大部分高小也不是。这些兵直接进北京支左。讽刺的是直管文化口,整天监督京剧团排练样板戏。
现在知青群体里的思想是混乱的,对自己亲历的历史认识相悖,这是令人遗憾的。其中最令人感到恶心的一个说法,是上山下乡锻炼培养出了他的坚强性格还有不怕苦的性格。第一原来的性格无从考证,因此你现在的性格是不是下乡锻炼出来的就无从考证。第二人类优良的性格有很多,坚强只是其一。你很坚强,可是你无知,怎么体现你的坚强呢?第三坚强的性格并不一定通过上山下乡锻炼而成,形成坚强性格的渠道有无数种。第四用四五年七八年锻炼的坚强,你还乐道,只能说明价值观出了问题。第五你最好的年华在蛮荒大野流浪不知所踪,不留神造就了你的坚强性格,充其量是副产品。正如被人强奸了,有幸得了个胖小子。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六你要是觉得值,不妨追随那只鹰,让你儿子、孙子到大西北,也锻炼锻炼坚强性格什么的。
博物馆好坏评价
潘先生说:“我们这个馆之所以办得好,就是我们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性,我们弘扬的是正能量,是在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心声”。又说:“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从正面来介绍知青这一段历史,来反映再现这一段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
知青博物馆办的好不好,在于你有什么办馆的思想和方针。客观的记录和展现历史的真实,才是你做管的第一要务。对于语焉不详、模模糊糊的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缺乏时代感的故意拔高,尤其就显得做作,和不实。你要从正面介绍知青的历史,不打自招,说好听的你要人为的规避一部分真实的历史,说直白了,你不是在恶意篡改历史吗?如是,你有什么脸面面对历经人间苦厄的1700万知青曾经的花季、青春呢?
尤其是120元的门票,你不是在借知青的名义敛财吗?你有什么内容票价要超过故宫几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