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遗迹（网络图片）
【核心提要】马基雅维里依据罗马的经验，提出了衡量一个共和国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准：“真正强大的共和国和君主想获得友情，靠的不是金钱，而是德行和强盛的威名”。具体地说，“强国的势力有着种种标志，它同邻邦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如果它的统治方式使它保持善意，邻邦成了它的贡国，这便是它国力强大的一个确切标志。假如邻邦虽然臣服于它，却从它那儿拿钱，这就是它软弱的标志了。”
笔者此前发表的系列论文，其主题为希腊的西方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在那里我们已经知道，以理性主义为精髓的自由观念和民主政治的产生，标志着希腊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希腊人的西方文化价值，尤其是希腊人的西方文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和全面，因此希腊文化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在历史的行程中，发展希腊文化的任务落到了罗马人的肩上。本系列论文将探讨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产生或凸显了如下几个方面：一，世界主义；二，混合政体；三，法律至上。本系列论文将对这几个方面进行简略探讨，以从中寻找对中国的启示。本文将讨论第一个问题，即罗马从希腊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世界主义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一
罗马人在发展希腊文化之前首先是向希腊学习。
罗马学习希腊的历史，在时间上至迟可以追溯到罗马的王政时代，在空间上甚至可以追索到与希腊的血缘方面的联系。据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记载，公元前7世纪后期，希腊的科林斯有个人名叫得马拉托斯，此人无论在荣誉、威望或财富方面，在国内都首屈一指。他因忍受不了科林斯僭主的统治，携带巨额财富逃往罗马的塔克文尼，被吸收为罗马公民，并与塔克文尼的女子结婚生子。他对两个儿子按照希腊传统进行教育，让他们学习各种科学知识；而这两个儿子之一就是后来成为罗马王政时代第五国王的卢基乌斯·塔克文。当初，由于塔克文的教养和学识，他成为时任国王马尔基乌斯的朋友，“甚至被认为是一切事务的参预者和几乎是共同执政者”。后来，即在马尔基乌斯去世后，卢基乌斯·塔克文“被人民一致选举为国王”——他就是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五王。[1]同样有趣的是，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也是在希腊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也据西塞罗记载，图利乌斯是第五王塔克文家的贵族出生的女奴和国王的一个门客所生，因为他聪慧过人且精于各种职责和言谈，塔克文自己的儿子还小，国王对他喜爱有加，“还非常认真地按希腊方式教他学习他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各种知识”。在塔克文被人阴谋杀害后，图利乌斯在公民们的认可下开始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2]罗马人拥戴和认可连续两代在希腊文化熏陶下长大的、甚至具有希腊血统的国王，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事件吗？当然不是。希腊影响罗马，或者说，罗马学习希腊，在当时的罗马是一股时代潮流。这股潮流正如西塞罗所说：“这时首先由于一种外来的学说，公民们显然变得较前富有教养。要知道，当时各种科学和技艺不是以涓涓细流，而是以湍湍急流从希腊流进罗马”。[3]如此看来，罗马人拥戴或认可连续两代具有希腊文化背景的、甚至具有希腊血统的国王，只不过是这股湍湍急流激起的两朵浪花。不过，从这两朵浪花中，我们看到了罗马人对希腊文化是怎样的喜爱和崇拜。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内，罗马学习希腊的热情依然不减。公元前3世纪期间，罗马在向外扩张中与希腊直接相遇。当时，因为希腊在战争中失败，很多希腊人来到罗马，他们中有哲学家、教师、医生等，这些人全方位地向罗马人介绍希腊的文化成就。在向希腊学习的过程中，富有的罗马人在家里聘用希腊人作为家庭教师，或者将他们的儿子送往雅典去学习，征服东地中海的罗马将帅将希腊城邦的藏书和艺术品运回罗马，罗马的作家和雄辩家把希腊的历史、诗歌和讲演术奉为楷模，以至于我们知道，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从主题到文体（对话式）都是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的模仿，作为罗马史诗的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实际上也是对荷马史诗的模仿，尽管两两之间的具体内容和观点有所不同。凡此种种，都说明罗马人受希腊文化影响之深。
二
然而，罗马人学习希腊不是对希腊的简单模仿，而是在吸收希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希腊文化，从而使起源于希腊文化的罗马文化成为完成了的并作为一个体系而存在的西方文化。如前所说，与希腊相比，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产生或凸显了如下几个方面：一，世界主义；二，混合政体；三，法律至上。亦如前所说，本文主要探讨罗马的世界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国家形式的变化，即由希腊的分散的城市国家转变为罗马的统一的世界帝国。希腊的许多城邦虽然从来不乏征服其它城邦、统一希腊世界，甚至征服和统一希腊以外城邦的野心和雄心，但是，在城邦存续的多少世纪内，没有一个城邦完成统一希腊世界的任务，更不要说统一外邦了。因此，希腊始终是一个小国林立的城邦世界，当时希腊城邦有上百个之多。罗马刚建国时，也是一个小国，且是王权统治。公元前510年罗马人驱逐了国王、暴君塔克文,结束了罗马王政时代，建立了罗马共和国。罗马建立共和国后，持续和成功的扩张，不仅使罗马的疆土不断扩大，而且使扩大了的疆土得以和平和统一。
自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罗马先后战胜拉丁同盟中的一些小城和伊特拉斯坎人等近邻，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土著和希腊人的城邦，成为地中海西部的大国。前5世纪至前4世纪初，罗马打败了伊特鲁利亚城邦维爱，领土扩大了一倍，成为意大利中部强国。罗马在统一意大利半岛之后，开始向地中海周边区域扩张。通过布匿战争，罗马战胜迦太基，并使后者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公元前1世纪，罗马统一迦太基后，继续向东进发，先是征服马其顿和希腊，接着又征服整个希腊化东方。帝国初期，罗马的领土扩展仍在继续。截至图拉真统治时期（98—117年），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已建成一个横跨非、欧、亚三洲，即南抵埃及、北达不列颠、东到里海海滨、西至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的大帝国。这个大帝国包括43个省，5000余万平方公里疆域，和大约7000万有着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历史的人民，堪称一个世界帝国。在共和国末期，当罗马的世界帝国初具规模的时候，西塞罗著有《论共和国》一书，提出了“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这一著名论断。西塞罗用“共和国”的概念取代“城邦”的概念，不仅在国家观念上进行了一次更新，而且反映了实际的国家形态的变化，即城市国家的灭亡和世界帝国的产生。罗马帝国和与罗马共和国虽然各行其道，但所建立的世界帝国却是它们共同为世界留下的永恒的遗产。 罗马之所以能建成世界帝国，主要的原因在于罗马的政治上的开明，即在公民权的问题上克服了希腊的将人划分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狭隘观念。在公民权这一问题上，包括雅典人在内的整个希腊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原本就是本邦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居留时间再长也不行。罗马的做法与希腊不同。在扩张的过程中，罗马没有采取希腊的战争方式——打败对方后把敌人变成奴隶，并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力图通过宽大的待遇赢得被征服人民对它的效忠。他们往往与被征服者订立条约，一些战败的部落保留了有限的自治权，被征服的人民也能得到部分的或完全的公民权。这种扩大公民权授予范围的开明做法，使罗马在建立世界帝国的过程中颇为受益。比如，在统一意大利的过程中，当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由于开明的政策赢得了被征服者的好感，久而久之，被征服者中原本坚持独立和本邦身份的人也纷纷要求加入罗马，成为“罗马人”。在这一背景下，国王卡拉卡拉(Caracalla)干脆下了一道诏令，准许自由人一律为罗马公民。史家评论：“历史中没有再比此一诏令更重要的了：它将自罗马征服以来，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区别取消了，同时被取消的，还有宗教和法律使各城邦间形成的古老分别。”[4]于是，从西班牙到幼发拉底河真正地合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高卢人、西班牙、色雷斯以及叙利亚人等等，都放弃他们固有的名称，称自己为罗马人。如果说，“希腊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么，“罗马人”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权的授予克服了地域的局限，这是罗马对于希腊的高明之处，也是希腊诸邦中任何一个都不能统一希腊本土而罗马却能统一地中海世界的根本原因。
罗马之于希腊，犹如美国之于欧洲。欧洲当年的向外扩张，是在打败对方后占领对方，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美国不是这样。美国没有扩张领土的欲望，美国只征服不占领，在征服对方后，把它变成自己的盟友。这种事例先有德国和日本，后有伊拉克和阿富汗。希腊的扩张方式犹如后来的欧洲，在打败对方后不与之结为盟友，而是直接征服，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希腊人在亚细亚、色雷斯、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等地建立了广泛的殖民地。罗马所为不同于希腊，也不同于欧洲，而类似于美国。在共和国时代，罗马人不喜欢使用强力征服，也不大量建立殖民地。罗马的做法是将先前的敌人转变成盟友，最后转变为罗马公民。[5]罗马之所以采取与先前的敌人结盟的扩张方式，根本的原因在于罗马没有扩张领土的欲望，所谓“罗马人为荣誉而战，非为土地而战”。由于没有扩张领土的欲望，所以罗马不轻易发动战争，除非万不得已并且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诚然，罗马是一个战争国家。但他们主动或被动参与战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卫自由——“除了保卫罗马城，他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同盟城市。只要同盟城市提出要求，他们就必须出兵作战。公元前3世纪的主要战争——对抗萨莫奈人、迦太基人和马其顿人的战争就是起因于重视盟邦而不得已为之”。[6]公元前196年，罗马为解放希腊对马其顿的战争亦是如此。当时，罗马征服了征服希腊的马其顿，使希腊获得了自由，但罗马不求任何回报，无条件给予希腊自由，以致希腊人对此都感到惊讶和意外。据李维记载，希腊人在以各种方式感激罗马之余这样称颂着罗马：“只有一个国家不惜代价、竭尽全力、甘冒风险为他人的自由而战。它这么做不是为了边境附近和邻近城邦的人民，也不是为了住在同一片大陆的人们，事实上它跨越了海洋，目的是要让非正义和暴虐在世界上无处安身，公平公正及法律无论在何地都至高无上。”[7]由于罗马为盟友的自由而战，且在盟友中起主导作用，“故它的盟友在不知不觉之间，不辞辛劳与鲜血，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它”[8]，而罗马也在不知不觉中建成了世界帝国。在此尚须进一步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这些盟友自愿臣服的是罗马，但是实际上，由于罗马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中坚持的是正义价值和自由权利，所以，这些盟友真正自愿臣服的是正义、自由、权利这些普世的精神价值。因此，臣服于罗马，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耻辱；而罗马让盟友臣服，也不意味着屈辱盟友。相反，它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公平、正义、自由、权利之类的普世价值而奋斗。
三
罗马推行普世主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给罗马世界带来和平。这里仅与希腊时期的情况相比较。希腊城邦，由于在地域、制度和理念方面的局限性，虽然他们酷爱自由，但是他们不能持久地在全国范围内保证自己的自由。因为对希腊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希腊人本身。“对古希腊人而言，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体自由，还包括攻击邻邦的自由。”[9]由于各城邦都有攻击邻邦的自由，这就不能保证每场战争的正义性，这样希腊的自由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在希腊被罗马征服后，希腊所有城邦都在罗马的保护之下，就不会发生任何城邦随意攻击别人的情况，原因很简单，“因为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在可能会招致罗马军团镇压的情况下攻击别人”。[10]罗马没有一个士兵驻守希腊，却能维持着当地的和平。这本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也曾引起坚持非正义自由观的希腊人的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随意攻击邻邦的自由。因此，“罗马人认为有必要提醒希腊人他们过往所有的英勇战役除了波斯战争中的极少数之外都不是为自由而战的。其它的战役只是为了杀死或奴役他们的希腊同胞。现在罗马人已经无偿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声称渴求的自由。罗马在仅仅几年之中为希腊人所做的比希腊将军们在好几百年中所做的还要多。”[11]事实上，罗马的恩威并举，不仅给希腊带来和平，而且给帝国范围内的广大地区带来和平。正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拥有绝对的权力，才使得像埃及、迦太基等这样的强国也不得不承认罗马的霸权而不敢轻易侵犯罗马的盟国，才会有罗马世界在公元前后三个多世纪的和平时期的持续。拥有和平，这是整个人类的追求；如何拥有和平，罗马在这方面做了开天辟地的且颇为成功的尝试。
罗马的的伟大还在于，它的世界主义给我们提供了衡量一个共和国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准。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时对罗马所提供的这一标准作了提炼和总结。
毫无疑问，罗马是真正强大的共和国。但是，罗马从不用金钱获取土地，从不用金钱缔造和平，它要想获得邻国的友情，靠的是德行和威名。纵览罗马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马西利亚、埃杜维、罗迪安、叙拉古的锡耶罗，以及欧迈尼斯和马西尼萨王国，都是罗马帝国的邻邦。它们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向罗马输捐纳贡，以便同它保持睦邻，除了希望得到保护外，不想再有任何回报。据此，马基雅维里提出了衡量一个共和国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准：“真正强大的共和国和君主想获得友情，靠的不是金钱，而是德行和强盛的威名”。具体地说，“强国的势力有着种种标志，它同邻邦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如果它的统治方式使它保持善意，邻邦成了它的贡国，这便是它国力强大的一个确切标志。假如邻邦虽然臣服于它，却从它那儿拿钱，这就是它软弱的标志了。”[12]为了论证这一标准，马氏拿佛罗伦萨与罗马相比较。佛罗伦萨当时是一个弱邦，为了得到邻邦的友谊，它把钱送给佩鲁贾人、卡斯特罗人和其它所有的邻邦。马基雅维里强调：假如佛罗伦萨的实力强大，“事情就会完全颠倒过来：为了得到它的保护，许多人都要给它送钱，不是向它出售自己的友情，而是去购买它的善意。”[13]马氏指出，这样低三下四过日子的，也不只佛罗伦萨一家，还有威尼斯人和法国国王，他们虽有强大的国家，却要向瑞士和英格兰国王纳贡。马基雅维里在这里没有论及希腊，但希腊显然没有罗马这样强大。希腊虽有大量的殖民地，也没少从殖民地获取钱财，但那不是这些殖民地以盟邦身份为寻求保护的主动纳贡。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成员邦也未少缴盟费，但那是盟捐，而不是给雅典或斯巴达的贡款。所以，希腊不能提供衡量一个共和国真正强大与否的标准，这个标准只能由罗马提供。罗马提供的衡量一个共和国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准，虽然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但它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今天仍然是我们用以衡量一个共和国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准。仅就罗马提供了衡量一个共和国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准而言，不能不说罗马的世界主义的伟大。
世界主义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世界实现永久和平的惟一途径，开创这一宝贵财富和开拓这惟一途径的是罗马。正如史家指出，在西方文明成长的早期，“通过建设一个消除了民族间障碍的世界共同体，通过保持和传播希腊—罗马文明，以及通过（本系列论文后面将要论及的——引者加）发展一种适合于全人类理性的法律体系，罗马完成了早在希腊化时代就已出现的朝着普济主义和世界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14]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