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月16日起的近一周，遮天蔽日的雾霾笼罩了近五分之一国土。虽然环保和气象 部门发出准确预报，政府部门亦及时采取应急措施，20余座城市启动红色预警，但是，仍有100多座城市的空气质量日均值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不少地方空气 指数频频‘爆表’。
雾霾的即期和长远的经济社会成本和公民健康成本均十分高昂。”“治霾说到底是国家治理水平问题，甚至能否开发出先进环保技术、现有环保 技术能否充分利用，亦系于治理体系，特别是环境监管体制。2013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七省市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形成，意在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加大 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力度。然而，一些地方为了应付督查，运动式、项目式执法，甚至顶风作案、恶意应付检查。即使在多地执行红色预警期间，仍有一些钢 铁、水泥、石化企业未落实减排措施，增加污染物排放量。这些现象又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考虑GDP增速、税收和就业的政绩观密切相关。”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中国对雾霾危害有一个认识过程，早在十几年前，官方气象台将此现象视作‘罕见大雾’，当美国大使馆不断公布北京 雾霾数值时，中国环保部还斥责为‘不怀好意的破坏’，没意识到雾霾问题关系到国民基本的呼吸权，关系到国计民生。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后，重新确定‘金山银山 不如绿水青山’的环保国策，大力整治污染问题。当局为此重整了环保部的权力架构，并提拔重用了一批少壮派官员，同时组建了高规格的中央环保督察组，中纪 委、中组部官员参加，剑指治污不力的各级官员，期望以泰山压顶之势，在短期内对污染问题拨乱反正。但从华北今次的毒霾来看，这些看起来很强大的措施，根本 没有收到实效。
事实上，治霾屡屡失利，主要是当局对雾霾的成因一直讳疾忌医，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更不敢动用社会舆论监督。众所周知，社会舆论是防止雾霾 的第一道防线，良心科学家的坚持，勇敢记者的不懈追究，可以唤醒国人，但当局却一味封杀舆论。当年一部直指雾霾成因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触动全国人民神 经，引起舆论哗然，但却遭到当局毫不留情的封杀。”“十面霾伏之下，国人成为‘人肉吸尘机’，健康受损是显而易见的。有研究显示，中国每年有一百六十万人、即每天四千人死于雾霾引发的致命疾病，中国俨然成为世界第一污染大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沈泽玮的评论称：“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针对‘雾霾移民’所撰写的文章，近日再获大批网民转发。汪丁丁说，如果中国的生存环境 持续恶化，中高收入及高学历者将移民海外，污染企业南迁侵扰南方，‘雾霾忧郁症’成为常见的心理障碍。汪丁丁还指出，高学历者移民门槛较低，他们的离去将 造成国家的‘脑流失’。胡润研究机构在2014年的一份调查也显示，64%的中国富裕人群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筹备移民，而污染和食品安全是中国移民的第二重 要原因。”“一旦富裕和中产阶级用脚作出选择时，他们实际上是对所在地投下不信任票，期盼在新居地买一份安全感。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活着有什么比 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