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先生

                         

质疑一：在中国主张文艺复兴，用心虽好，但是会被利用、被误解，故不妥。

答：任何一个主张，一旦说出来，都有可能被“利用”。似乎还没有一种说出来的重大主张未被“利用”、“误解”过。比如说宪政，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了。我当初提到中国要走宪政之路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质疑，说你提出宪政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走慈禧的道路，用保守的宪政来阻挡民主化的浪潮。这显然不是我的意思。好在大家现在都比较正面认可宪政的主张了。所以我个人不担心某种主张被利用、被误解。我担心的不是误解与利用，而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道路上极可能碰到的两个陷阱。

第一个是国家化的陷阱：即文艺复兴的口号变成了国家重大项目和培养大师计划，拨出巨额经费搞什么文艺复兴工程。一旦权力成为主角，文艺复兴就肯定告吹了。因为文艺复兴的事业是民间的事业，其目的是摆脱权力对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钳制。第二个是学院化的陷阱。这一陷阱的特点是把文艺复兴变成一个只有极少数学者才有资格和能力讨论的、象牙塔中的伪学术游戏。用历史的、学术的、文献的细节来纠缠民间对文艺复兴的讨论。如果每一篇有关文艺复兴的文章书袋满眼、术语充斥、文字晦涩，都成为牟取课题、津贴、职称、学位、职位的敲门砖，只在按权力级别划定的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艺复兴就寿终正寝了。因为文艺复兴是大众的事业，不是学者专有的事业。学术不应该成为阻隔思想与大众的防火墙。

质疑二：在当代中国，文艺复兴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八十年代是最好的时机，可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既然时机已经错过，在今天已断无文艺复兴的可能了。

答复：文艺复兴作为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只要没有实现，就永远不会过时。就像人的发育成长要经过青春期那样，假如一个人因营养不良迟迟没有进入青春期，我们能就此认定这个人就没有必要进入青春期了吗？带来个人普遍觉醒的文艺复兴是人类精神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青春期，不论来得多么晚，都是必须经历的；不论这样的青春期充满多少躁动和轻率，都是绕不过去的。

其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是文艺复兴的最好时机。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根本不存在文艺复兴的可能性。在那个时代，大家虽然感觉很好，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但是那仍然是在茧壳里跳舞。即使最先锋的文人和政治家，也少有在精神上完全走出意识形态和体制的牢笼。到了90年代，走出精神牢笼的人越来越多了，尽管走出的过程非常痛苦，尽管走出来之后，充满绝望。

质疑三：在中国发生文艺复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今天条件还不具备。在今天如此令人沮丧的氛围里，且慢奢望文艺复兴。应该先推翻文化专制，才有文艺复兴。

答：我完全同意许多朋友对当前社会状况的看法。如果大家公认一个人身患重病，那么解决办法是：因为病太重不让这个病人吃药，还是因为病太重赶紧让这个病人吃药？既然大家对目前的状况没有分歧，我认为，文艺复兴这副药中国早就该吃了。质疑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的观点认为，病太重病人不能吃药，要等好了再吃。我认为，病太重，要赶紧吃药，吃了才会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觉醒起来的个人，谁去完成质疑者规定的“推翻”动作？我的观点是，只有通过文艺复兴觉醒个人，才有人去完成这个动作。

说明：在2007年1月23日博客中国网站举办的有关中国文艺复兴讨论会上，章立凡先生作了题为“‘崛起’近乎意淫，‘复兴’且慢奢望”的发言，以上是我对立凡先生的质疑所作的书面回应。章先生的发言，见：http://vip.bokee.com/2284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