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旧账，以及史官的敷衍态度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和赵构因谈论一位学者编的一本历代名臣经典著作的注释本时，涉及到了野史及再版的《神宗史志》问题。这部史志是一项北宋遗留的历史负资产，原名是《神宗实录》。在纵深谈论时，秦赵放弃了主题即不再议经典注释，而是专论野史的祸害。赵构认为：“野史的确是一个祸害，比如，靖康以来的私家记述，就非常不可信。”
但为什么盛行野史呢？概因官方正史失真之故。由于《神宗实录》已被反复改造，重编《神宗史志》的官方史官也不认真了，敷衍了事。秦桧颇有感慨地对赵构说：“臣曾委派史局的官员撰写《神宗史志》，居然有人一天就写完了规定的章节，如此轻率从事，那书怎么可以备用呢？”
一、亲爹丢人，高宗以权威掩盖
两位政治家而非史学专家对野史流行的危害及官方编史轻率的不良后果，产生了共识。赵构回应秦桧说：“朕往日曾经谈到范冲编撰《徽宗实录》应注意的事项，那就是只应当记录那些可以让后世效法的国家大事，而不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写进去。现在看来史官须有经学的根柢，才可以重用啊！”一语中的！政治家用权力给史学家的学术规定了方向：只能用道德史观和政治上正确的方法论来写历史，否则，就很危险，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自由化行为！
南宋高宗时大禁野史。首先，以统一对靖康之变前的传位问题为重点，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能说徽宗的过失，特别是一定要把他比喻成开明的尧帝；其次，对涉及国家历史的一些私人笔记也予以收缴，不允许出现与国编历史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从查禁对象上由靖康间问题的私记又往上追溯了。于是，李纲写的《靖康传信录》就成了问题。宋高宗赵构所指“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主要对象就是李纲的这本私家日记。作为宋徽宗禅让事件的参与人，李纲有资格来表述这一事件。李纲本来也希望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此时赵桓是首都的行政与军事长官，有一定的号召力。李纲与门下侍朗（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吴敏通气后，吴便一人入朝对皇帝讲了利害关系，并说：“你退位可保国家无损，你自己也可长寿。”
皇帝不明白此举与长寿的关系，吴就利用徽宗迷信道教的特点来诱导他：“陛下你是长生大帝君下凡，一定要有青华帝君相助才行。这就是传位的奥妙之所在！”于是，赵佶下定了决心。
李纲记录的真实情况表明：禅让帝位并不是徽宗的本意，而是在吴敏一力操纵下而成的。这样，不但不能塑造赵佶如尧的伟大形象，还显现出他的胆怯与无知。徽宗不只是赵构本人的徽宗，而是整个赵宋皇族的徽宗。如此低能的形象肯定有辱于祖宗，也让后人受不了。之于后者，就像当年刘骏评论他祖父刘裕一样：“一个庄稼汉混到当皇帝，真让人受不了。”如此按徽宗的本来面目传下去，说不定赵家后人也会说：“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怎么也会当了皇帝，真让人受不了。”
二、玩儿一般，廉价的翻案或平反
南宋初查禁野史暨高级文人（官僚）笔记，在发生学角度看，是由于北宋《神宗实录》的两次翻覆。
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于赵煦年幼，他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废除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大部分，贬黜了神宗熙宁、元丰时用事的诸大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重新编撰《神宗实录》。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与重编《神宗实录》的现实目的，是为后世提供一个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政治上正确”而作的史学版本，把自己的政敌、论敌从历史中赶出去或反义化，同时当然地把自己那个集团的一些不光彩的记录抹掉。
那次后人瞠目结舌但当时绝对随意的改写，是称为“元祐更化”的一部分。
未等元祐版本的《神宗实录》成为既定的正统，赵煦又来了一次翻案。在他亲政（1093年）后即绍圣元年（1094年），下令恢复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等旧党，起用章惇为相，史称“绍圣绍述”。绍圣绍述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就是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究竟这次修改，权力集团是如何按自己的意志办的，后人已经无从知晓，整个神宗朝的历史已经成了一笔烂账。
关于《神宗实录》真实性的追问，成为南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问题，甚至说也是一个如何再改版的技术性问题。所以，两位政治家而非史学专家秦桧与赵构不得不在国家稍微安稳的时候，涉及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想法把负资产抹去，乃至于变成正资产。
三、夫子毒祸，出现峰值状态
在秦桧与赵构对话的次年，绍兴十五年（1145年）秋，朝廷见对野史的禁止收效不大，想再次加强查禁。高宗命令还没上式下达，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赶紧给高宗上了一道奏章，说：“建安地方新近刊行《司马温公纪闻》，中间有不少关于国家历史事件的记录。我仔细翻阅家族所存档案，发现在我曾祖父平日的著述中，根本没有这本书的稿底。很明显，现在有人妄借我曾祖父的名字，推行自己的私论。请皇上下旨禁绝《司马温公纪闻》，杜绝邪说的流行，使百姓免受煽惑。”
《涑水记闻》一书有十六卷，所记多为宋代旧事，自太祖至神宗，每条下皆注明何人所说，故曰“记闻”。其中以国家大事为多，亦间涉琐事。此书另有名称为《司马温公纪闻》。司马伋明知曾祖父有此著述，偏偏以别人无中生有来开脱自己，为的是从政治上变相地与曾祖父划清界线。由于司马伋的政治上正确的表现，使高宗很快又掀起了一场以查禁《涑水记闻》为中心的禁野史（毁版）的运动。
司马光所作《涑水记闻》是北宋史学界所共认的事，本质上这本书是长篇资料汇编，是为编辑《资治通鉴考异》后做的资料整理工作之结晶。它多采宋代旧事，自太祖记到神宗，每条下都注明何人所说。元祐更化重修的《神宗实录》从中取材不少。
不顾史实、肆意篡改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政治危机的表现。被后世儒家推崇的孔夫子《春秋》是史学被用来应对危机的第一范本。当然，《春秋》不只是应对危机，更想在危机后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范式。南宋初建，有了新秩序，实现《春秋》理想也就有了机会暨可能。但是，这为后世更大胆地篡改历史做了最现实的示范，南宋以后的中国史学伦理也成了大问题。此外，南宋没留下任何一部对后世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如北宋的《资治通鉴》者，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讽刺。它所讽刺的首先是南宋庞大的官方治史队伍，其次讽刺的是更长远的历史——孔夫子的春秋笔法实在是毒祸至极！毒祸至极之后的新峰值出现在了南宋：一部《神宗实录》早已两翻其手，这个无知的王朝又来了第三次——这个王朝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缺德的“历史轮奸者”！
孔夫子作《春秋》的出发点与以往的史鉴观念相反，他要做一个道德说教版本，让“乱臣贼子惧”。他做《春秋》的主要史料来源是《鲁春秋》，其次是参照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各国史料。孔子选取的历史时段起始点是鲁隐公元年，这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鲁隐公元年以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后人无法详知；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与鲁有关的史料又比较详备，他的资料来自何处？最重要的一点是：《鲁春秋》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今天，人们已无从得知。这是孔夫子故意所为，他也愿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他放胆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后世罪丘者亦《春秋》。”
结语：权力意志的诗兴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已对《春秋》写作方法的害处有所认识，指责孔夫子在涉及鲁国历史的写作方面，“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自孔夫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自以为是的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虽然还有，但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左右能力做滥了史学伦理。
只要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掌握了权力，便可以随便改写历史，包括给别人确定写历史的标准，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这也是轮奸的快感。新的“历史轮奸者”不是又出现在眼前了吗？绝大多数基本人格没有丧失的人无法体验轮奸的快感，因此，轮奸不仅仅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还是权力意志如王安石诗兴的复现——正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和赵构因谈论一位学者编的一本历代名臣经典著作的注释本时，涉及到了野史及再版的《神宗史志》问题。这部史志是一项北宋遗留的历史负资产，原名是《神宗实录》。在纵深谈论时，秦赵放弃了主题即不再议经典注释，而是专论野史的祸害。赵构认为：“野史的确是一个祸害，比如，靖康以来的私家记述，就非常不可信。”
但为什么盛行野史呢？概因官方正史失真之故。由于《神宗实录》已被反复改造，重编《神宗史志》的官方史官也不认真了，敷衍了事。秦桧颇有感慨地对赵构说：“臣曾委派史局的官员撰写《神宗史志》，居然有人一天就写完了规定的章节，如此轻率从事，那书怎么可以备用呢？”
一、亲爹丢人，高宗以权威掩盖
两位政治家而非史学专家对野史流行的危害及官方编史轻率的不良后果，产生了共识。赵构回应秦桧说：“朕往日曾经谈到范冲编撰《徽宗实录》应注意的事项，那就是只应当记录那些可以让后世效法的国家大事，而不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写进去。现在看来史官须有经学的根柢，才可以重用啊！”一语中的！政治家用权力给史学家的学术规定了方向：只能用道德史观和政治上正确的方法论来写历史，否则，就很危险，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自由化行为！
南宋高宗时大禁野史。首先，以统一对靖康之变前的传位问题为重点，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能说徽宗的过失，特别是一定要把他比喻成开明的尧帝；其次，对涉及国家历史的一些私人笔记也予以收缴，不允许出现与国编历史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从查禁对象上由靖康间问题的私记又往上追溯了。于是，李纲写的《靖康传信录》就成了问题。宋高宗赵构所指“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主要对象就是李纲的这本私家日记。作为宋徽宗禅让事件的参与人，李纲有资格来表述这一事件。李纲本来也希望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此时赵桓是首都的行政与军事长官，有一定的号召力。李纲与门下侍朗（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吴敏通气后，吴便一人入朝对皇帝讲了利害关系，并说：“你退位可保国家无损，你自己也可长寿。”
皇帝不明白此举与长寿的关系，吴就利用徽宗迷信道教的特点来诱导他：“陛下你是长生大帝君下凡，一定要有青华帝君相助才行。这就是传位的奥妙之所在！”于是，赵佶下定了决心。
李纲记录的真实情况表明：禅让帝位并不是徽宗的本意，而是在吴敏一力操纵下而成的。这样，不但不能塑造赵佶如尧的伟大形象，还显现出他的胆怯与无知。徽宗不只是赵构本人的徽宗，而是整个赵宋皇族的徽宗。如此低能的形象肯定有辱于祖宗，也让后人受不了。之于后者，就像当年刘骏评论他祖父刘裕一样：“一个庄稼汉混到当皇帝，真让人受不了。”如此按徽宗的本来面目传下去，说不定赵家后人也会说：“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怎么也会当了皇帝，真让人受不了。”
二、玩儿一般，廉价的翻案或平反
南宋初查禁野史暨高级文人（官僚）笔记，在发生学角度看，是由于北宋《神宗实录》的两次翻覆。
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于赵煦年幼，他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废除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大部分，贬黜了神宗熙宁、元丰时用事的诸大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重新编撰《神宗实录》。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与重编《神宗实录》的现实目的，是为后世提供一个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政治上正确”而作的史学版本，把自己的政敌、论敌从历史中赶出去或反义化，同时当然地把自己那个集团的一些不光彩的记录抹掉。
那次后人瞠目结舌但当时绝对随意的改写，是称为“元祐更化”的一部分。
未等元祐版本的《神宗实录》成为既定的正统，赵煦又来了一次翻案。在他亲政（1093年）后即绍圣元年（1094年），下令恢复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等旧党，起用章惇为相，史称“绍圣绍述”。绍圣绍述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就是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究竟这次修改，权力集团是如何按自己的意志办的，后人已经无从知晓，整个神宗朝的历史已经成了一笔烂账。
关于《神宗实录》真实性的追问，成为南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问题，甚至说也是一个如何再改版的技术性问题。所以，两位政治家而非史学专家秦桧与赵构不得不在国家稍微安稳的时候，涉及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想法把负资产抹去，乃至于变成正资产。
三、夫子毒祸，出现峰值状态
在秦桧与赵构对话的次年，绍兴十五年（1145年）秋，朝廷见对野史的禁止收效不大，想再次加强查禁。高宗命令还没上式下达，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赶紧给高宗上了一道奏章，说：“建安地方新近刊行《司马温公纪闻》，中间有不少关于国家历史事件的记录。我仔细翻阅家族所存档案，发现在我曾祖父平日的著述中，根本没有这本书的稿底。很明显，现在有人妄借我曾祖父的名字，推行自己的私论。请皇上下旨禁绝《司马温公纪闻》，杜绝邪说的流行，使百姓免受煽惑。”
《涑水记闻》一书有十六卷，所记多为宋代旧事，自太祖至神宗，每条下皆注明何人所说，故曰“记闻”。其中以国家大事为多，亦间涉琐事。此书另有名称为《司马温公纪闻》。司马伋明知曾祖父有此著述，偏偏以别人无中生有来开脱自己，为的是从政治上变相地与曾祖父划清界线。由于司马伋的政治上正确的表现，使高宗很快又掀起了一场以查禁《涑水记闻》为中心的禁野史（毁版）的运动。
司马光所作《涑水记闻》是北宋史学界所共认的事，本质上这本书是长篇资料汇编，是为编辑《资治通鉴考异》后做的资料整理工作之结晶。它多采宋代旧事，自太祖记到神宗，每条下都注明何人所说。元祐更化重修的《神宗实录》从中取材不少。
不顾史实、肆意篡改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政治危机的表现。被后世儒家推崇的孔夫子《春秋》是史学被用来应对危机的第一范本。当然，《春秋》不只是应对危机，更想在危机后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范式。南宋初建，有了新秩序，实现《春秋》理想也就有了机会暨可能。但是，这为后世更大胆地篡改历史做了最现实的示范，南宋以后的中国史学伦理也成了大问题。此外，南宋没留下任何一部对后世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如北宋的《资治通鉴》者，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讽刺。它所讽刺的首先是南宋庞大的官方治史队伍，其次讽刺的是更长远的历史——孔夫子的春秋笔法实在是毒祸至极！毒祸至极之后的新峰值出现在了南宋：一部《神宗实录》早已两翻其手，这个无知的王朝又来了第三次——这个王朝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缺德的“历史轮奸者”！
孔夫子作《春秋》的出发点与以往的史鉴观念相反，他要做一个道德说教版本，让“乱臣贼子惧”。他做《春秋》的主要史料来源是《鲁春秋》，其次是参照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各国史料。孔子选取的历史时段起始点是鲁隐公元年，这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鲁隐公元年以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后人无法详知；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与鲁有关的史料又比较详备，他的资料来自何处？最重要的一点是：《鲁春秋》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今天，人们已无从得知。这是孔夫子故意所为，他也愿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他放胆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后世罪丘者亦《春秋》。”
结语：权力意志的诗兴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已对《春秋》写作方法的害处有所认识，指责孔夫子在涉及鲁国历史的写作方面，“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自孔夫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自以为是的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虽然还有，但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左右能力做滥了史学伦理。
只要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掌握了权力，便可以随便改写历史，包括给别人确定写历史的标准，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这也是轮奸的快感。新的“历史轮奸者”不是又出现在眼前了吗？绝大多数基本人格没有丧失的人无法体验轮奸的快感，因此，轮奸不仅仅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还是权力意志如王安石诗兴的复现——正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