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论者已经提到，2008年注定将是中国社会演变的分水岭，2008年有太多事件将对未来形成长久的影响。

年初南方大雪和512 四川大地震等不同寻常的自然灾害强烈的震撼着国人政治神经中的模糊地带，迷信也罢，超验也罢，在源远流长的民众政治文化中，大的自然灾害历来会引发变天的联想, 大雪和地震之后，各种变天的讨论在街头巷尾流传。

314西藏事件以及奥运前的新疆恐怖袭击事件，也表明中国强力压制经年的民族问题已经开始表象化，边疆民族对于一个压制性的国家体制的理性认同已经岌岌可危。

小小的虎照门事件的处置过程，深刻的表明了体制内部自我纠错能力的溃散，对于那些危害到体制声誉的小事件，体制已经不能做有效的切割，只能被局部利益牵着鼻子走，结果是“小事件”发展为“大风波”，让中央政府与现存体制本来就极为脆弱的信誉再遭重创。

一个女孩的溺水身亡居然引发出举世瞩目的瓮安民变，一辆自行车的纠纷居然导致杨佳杀警。前者是近年来罕见的暴力性群体事件，后者是1949年以来仅见的个体性暴力复仇，两者的暴烈性足以说明当前的官民对立、警民冲突已经严重到以暴易暴的程度，而官权在处理上的蛮横、厚黑和愚蠢，带来的舆论效应是成倍放大的民间愤怒，已经把官权送上了难以下台阶的道德被告席上。

当然执政当局在修饰形象上的努力在2008年也达到了顶峰，北京奥运会和神七上天就是最大的两个工程，只是这种修饰带来的荣光过于短暂，毒奶粉的爆发以及当局知毒不报等种种丑闻很快对冲了形象过程带来的成绩，公众对于执政集团残存的认同在流失，“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成为民众的普遍感受，一个严酷的事实是，经过这么多灾难和威胁的催化，迎接社会变化的公众心理基础终于形成。看电视中政客毫无自信的表演，看网上任何一个新闻背后的评论，以及和出租车司机的随意对话中，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顺便说一句，出租车司机们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说的阶段，以重庆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开始，各地的出租车司机们已经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推动着社会变化。

当然，最大的变数还是正在深化的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是由这些年经济改革开倒车加上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共同造就的，而美国的金融风暴则使得危机雪上加霜，这场经济危机意味着中共“发展是硬道理”的道理不再硬，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稳定的模式无法持续，政治被逼到了大变局的前夜。

这种求变的心理动能在不断积聚的时候，一个紧迫的问题自然被引申出来，向何处去，往哪里变？或者说，人们向往的替代性的政治愿景是什么？这是2008年大灾难大事件牵带出来的一个大追问，整个社会都在等待答案。哪一个答案最终能胜出？在历史变革的十字路口，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不同的观念和利益群体对于这个问题会有截然不同的解答。迄今为止，中共执政集团提供的答案就是老答案—重复口号，重复老的说法。比如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科学发展观等等。基本来说，这种老调重弹非但没有回答社会的逼问，而是增加了社会的焦虑，鼓励了公众的麻木，一个掌握着最多资源，掌握庞大行政机器的政治组织以鸵鸟埋头的姿态，放弃了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责任，继续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八卦阵里转悠。当然，从功能和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当今的执政集团已经被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锁定，已不具备承担政治现代化的功能了。事实上，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共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阻碍者，当下社会的许多乱象都可以从其结构中找到原因。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图景，不但是套在这个社会的诅咒，也是套在中共自身头上的一种诅咒，使得中共失去了对社会演变的敏感，喜欢在火山口摆庆功宴。最近中共自己吹拉弹唱的所谓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就是一个例子。在社会动荡，经济危机背景下，这种庆祝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甚至有可能演变成葬礼的开端了。俗语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也意味着大变化本来要开始了。

当然换个角度来看，中共主导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一个威权政体自我修复和完善的能力似乎已经到顶，所谓的政治改革本来就是中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自由社会所期待的愿景本来就不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所能描绘和提供的。

那么除了执政集团倡导着衰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愿景，其他的社会群体都提出了哪些政治愿景呢？ 就个人目力所及，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愿景有几种，毛泽东派，传统派，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自由民主派。由于当局对这些竞争性的政治愿景，基本采取挤压或者封杀的方式，因此这些政治愿景的社会化程度都不高，只是在特定的阶层和群体中有市场。而这些愿景本身，也缺乏细致的讨论和描绘，因此即使是认同的群体，也缺乏一种共享的感受，也因此缺乏推动其逐步扩展的动力。

毛派的回潮虽然类似于一个冷幽默，但是也的确有其必然性。在中共的禁令和谎言教育下，历史真相一直被屏蔽，毛时代的荒诞和罪恶逐步被模糊，以致很多弱势群体和边缘学者，重新被毛时代那些被包装出来的那些浪漫主义场景所吸引，沉迷于毛时代的所谓平等幻象，认为那是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微弱、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国度。而从表面来看，毛派毕竟是党国的正统道统，执政当局对他们的打压也就一直不那么正大光明，毛派的活动空间一直比较充分——2008年在重庆医科大学居然塑起了37米高的毛泽东像，毛时代所代表的历史幻象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得到了很多情绪化的认同。当然毛派这种政治愿景毕竟对于大多数社会精英来说，是经验和知识上无法接受的，但是没有一个宪政结构的制度安排，社会精英就无法以制度性的通道来影响政治进程，如果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冲突蔓延，毛主义作为一种底层整合的方式，可能重新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威胁，陈胜吴广式的社会变革模式就可能取代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从而重新把中国社会抛入深渊。

传统派在执政集团的默许和鼓励下，这些年开始在各种话语体系中甚嚣尘上，他们希望弘扬传统文化，鼓吹儒教政治秩序，希望在儒家的上下级别秩序下，来保障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以化解革命，化解社会变动期的失序问题。不过在开放社会的冲击下，传统派尤其是儒家不可能仅仅保守原有的文化资源就能进行有效转化，因此如果拒绝普世价值体系中那些基本的元素，传统派所能提供的未来愿景就残缺不全。现在一些以儒家面目自居的学者已经沦为权力的附庸，总体上使得传统派在传播他们对于未来的愿景的时候，缺乏底气，缺乏独立性。

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是部分党开派别的尝试，他们希望维系中共统治地位，同时更新意识形态，引进类似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民主主义，引进有限的政治竞争，进行变革图存的一种主张。当然，这种社会图景由于并不为执政集团主流所认同，也只有在体制的少数群体中有市场。值得留意的是，执政集团口号喊得比较响的是：党内民主，也是具有欺骗性的一种政治幻象。他们同样希望在不改变中共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引进党内政治竞争，增加内部凝聚力，这种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那些认知上不愿意告别中共，但是又不乏民主诉求的力量。

那么如果说以1998年自由主义重新浮出水面为标志，这些年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干什么呢？简单的说，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传播观念，厘清迷误，争取话语权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使得从浮出水面到如今成为某种程度的主流话语，学界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以及无数的互联网网民都以公民权利，私有产权等话语体系声张着他们对于约束政府，拓展自由的努力。而从2003年以来，以一个个的维权案例为聚集点，自由派知识分子成功的通过维权行动获得和社会大众的对接，并且通过一个个案例的成功积累着道义机缘，积累着社会运动中的实践性知识。不过，也许由于受到哈维尔等倡导的说“非政治的政治”的影响，对于未来的政治架构和公共政策，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缺乏比较整全性的表述，对于未来社会的政治愿景，除了自由，民主等基本共识的各自阐述外，自由派缺乏协调，来共同推动一个适合中国本地化语境的政治愿景，也谈不上对于这种政治愿景的推广和公信力的强化。而89年以后的海外民运群体，由于远离中国的具体情境，对于中国问题缺乏一个细腻的把握，同时由于中共成功的妖魔化，使得海外群体在国内公众中公信力不高，因此他们提出的政治愿景很难对国内公众进行有效的输入。

《零八宪章》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自由派开始直面政治，立足于国内的自由派主流知识分子开始对于政治领域进行直率的发言，阐述他们对政治制度架构的主张，开始以共同宣言的方式为一个共和民主宪政为基本制度框架的政治制度背书。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也应该是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观念传播和维权领域积聚了10多年之功之后，通过宪章层面的群体性努力，必将聚合这些年分散但是日益活跃的民意场，并逐步凸显和推广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愿景，在某种意义上，这将是未来数年社会变革的基本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