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中国人七十年来耳熟能详这个说法，指的是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说法自今年开始在中国大陆被废除，教育部官方正式发文，要求改变为“十四年抗战”。这次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历史明镜”电视节目主持人高伐林先生来解读这个举措。
法广：高伐林先生，元月3日，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函件，要求在全国中小学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这样的改动意味着什么？
高伐林：这个改动，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将人们沿用了数十年的“八年抗战”这个说法，一下增加了六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将抗日战争的起点，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提前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将在1931年之后各地军民的抗击日寇侵略的英勇壮举，都纳入到“抗日战争”这个历史阶段。
法广：为什么今天做这样的改动？
高伐林：我们在《历史明镜》电视节目第9期，邀请华人历史学家丁凯文先生做嘉宾。据他介绍，抗战是“八年”还是“十四年”，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出国之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就在讨论、酝酿了。他还介绍，那时中国的大、中、小学，凡讲“抗日战争”，也必然会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阴谋制造的“柳条沟事件”说起——有了日本的侵略，才有中国的抗战。而且，早在2014年，北京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中，就安排了14个方阵、14声礼炮、140面彩旗、1万4000只气球，彰显中国有过“十四年抗战”。去年10月，国务院更批示教育部要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
法广：中共当局是出于什么考虑将“八年”改为“十四年”呢？
高伐林：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我认同“八年”改为“十四年”。1931年之后，中国的东北爆发了多起自发的抵抗，随后1932年“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这些都应该列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范畴。至于中共当局这次改动怎么考虑，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函件说得很简单，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妨根据中共“讲政治”这一原则来分析一下。
中共多年来一直声称只有自己才是抗战力量的代表，蒋介石则是“假抗日，真妥协”；近年来出于各种考虑，有限度地肯定国民党军队抗战的贡献，但仍然强调，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八年抗战”这个传统说法，起止点凸显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抗战开始是由国民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结束也是由国民政府派出全权代表受降。
法广：将抗战时间段延长，能够突出中共的作用吗？
高伐林：几十年以来，中国民众看到中共领导的抗战都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之类，有个“平型关大捷”，又因林彪出逃摔死而不便大加宣传；有个“百团大战”，却是彭德怀违反中央规定的战略原则而犯的错误……这实在很尴尬：既然是“中流砥柱”，总要有些令世界折服的抗战壮举吧？八年之内份量不够，就得扩大时间段，好在功劳簿上增添几笔。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拉长抗战时期，是为凸显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贡献。
法广：东北抗联加进来，是否能给中共抗战增加业绩呢？
高伐林：东北抗联的前身是1933年5月成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丁凯文介绍，这些军队良莠不齐，武器落后，缺乏统一指挥，没有多少战斗力，很快就被日军一一击溃。1936年2月中共满州省委依共产国际的指令整合地方义勇军，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各支部队的负责人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不过当时中共中央正随红军长征，没有电台，根本没法对东北抗联进行领导。实际上，东北抗联是在苏联支持下抵抗日本军队，而苏联当然是希望中国人尽量抗击、拖住日军，自己好有喘息之机的。
我认为，中共在抗战的这个时间段中最亮眼的是，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这比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战早了近十年。当然，作为当时中国众多武装割据集团之一，又远离日寇，中共的宣战，在外交上、军事上都不具有实际意义，只是要占领舆论的制高点而已。
法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岂不是“国中之国”？
高伐林：1931年11月7日，正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比日本扶植另一个“国中之国”“满洲国”，还早了三个多月。我们批判“满洲国”的溥仪是日本的“儿皇帝”，那么，对这个名称叫“苏维埃”，成立时间选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国中之国”，是否应该称它为苏联的“傀儡”呢？
法广：照你这么说，中共当时不仅没有投入抗日，反而扯了抗日的后腿？
高伐林：是的。在中国军队1933年忙于应对日军在长城沿线磨刀霍霍、以致“第四次围剿”出现空档之际，红军趁势进攻，让国民政府左右为难。蒋介石当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剿共”，他担心的正是这一点：苏联的代理人中共红军在江西成立“国家”，离他们的首都南京近在咫尺，这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毕竟离得较远，也不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所在，只是“肘腋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