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僧俗藏人在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被检查场景。(网络图片)
图片:僧俗藏人在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被检查场景。(网络图片)
天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一天集体性地具有了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才可能与西藏的“天”站在同一水平。产生这样一批可以与西藏之“天”相抗衡的中国人并非易事,直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奇迹才终于出现。正像前面所说的,西藏就垂在中国的手边,何时中国产生了可以战胜西藏之天的人,解决了无人进藏的问题,西藏何时就会瓜熟蒂落被中国所摘取。

解释毛泽东时代为何会产生一代狂热的献身者,是另外的话题。现在可能被解释为集体“洗脑”,准宗教的狂热,甚至纯粹的历史误会,无论怎样,那样一批人确实在毛泽东时代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汉人走进了西藏。

中共夺取政权前其成员的勇敢和献身,令人难以不承认毛泽东所称的“精神原子弹”,也是理解毛泽东唯心主义的一个角度。他之所以坚信“人的因素第一”,甚至他的部下提出荒谬有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和他多年来不断在献身者创造的奇迹中得到验证是分不开的。人一旦拥有英雄主义,能量可以成倍甚至数倍地翻番,达到以常规思维不可思议的程度。利用这种产生于无形精神的能量,对常常感到有形资源匮乏的领袖必然会有极大的吸引力,最终也让毛把“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当做主要的目标。

在中共的术语中,“老西藏”一词专指那些从一九五十、一九六十年代即进西藏工作的中国人。他们被中共高层誉为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中共在西藏建政以后,据说派到各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是一人领了块木牌,牌上写着中共西藏某县委员会的字样。县委书记们各自背着木牌骑马去上任,走到哪,木牌往帐篷外面一插,就是县委的办公地。

那时中共动员人员进藏,常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甚至不让去的也非要去。当然,那时很多人并不瞭解西藏是怎么回事,报名仅是盲目地“响应组织号召”。一些人真看到西藏面目时就开始后悔了,但即使后悔也不敢说,进藏后照样还得全心全意地工作,一干多年乃至终生。宗教不仅仅是信仰,还有宗教裁判的威慑。在这方面,共产党的宗教可能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严厉,更善于剥夺人们抵抗的意志。

不过总体来讲,那年代对中共意识形态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使绝大部分进藏汉人都能以苦行态度接受西藏的寂寞艰苦以及对个人生活和健康的损害。他们可以在“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建设祖国边疆”、“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今天看起来纯属空洞的政治口号中找到心理支点,支撑他们奉献青春乃至终生。那个年代的中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要求它的工作人员奉为教条,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大多是抱着真诚意愿,认为自己是去为“藏族同胞”造福的。

当然,那时的进藏者除了出于信仰,还因为“全能”体制下没有个人选择的可能。“一生交给党安排”既是豪言壮语,也是别无它途,所以中共那时不仅可以随时调动所需要的汉人进藏,且可以把他们安排到基层,下到农村和牧区。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在毛泽东时代基本解决。

“精神原子弹”的蘑菇云笼罩了整个毛时代。一批又一批汉人开进西藏。一九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经达到4.5万,军队人数达到5万。一九六十、一九七十年代更是成倍增加。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余军队,不难看出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与其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