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2月9日，著名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张祖桦被北京公安局带走，并遭到家庭搜查。张祖桦被问讯12小时，之后释放；刘晓波被刑事拘留至今。张祖桦表示此次当局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起草了《08宪章》，并发起签名。警方告诉张先生，事情还没有完。
明年是“六四”20周年、达赖流亡5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显然，中国当局的此次行径经过反复权衡，其中也必有各派的争执，但这是他们最后的抉择，下了很大的决心。这是一起重要事件，将标志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转折。
《08宪章》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甚至可以说是建立中国民主社会的纲领。它是完整的，也是成熟的，更重要的是它集中了民意，是为大多国民所期望所认同的。首批300多名签署者，包括作家、学者、律师、记者、工人、农民、企业家及共产党干部等，他们实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体现了广泛的民意。自1978年民主墙，经过30年的奋斗，自由民主已经不再只是少数知识人的意愿，而且在民众中扎下了根；其不再只是理想，而且有了改变中国现行制度的完整思考和设想。《08宪章》体现了中国民意所期盼的中国。徐文立先生将之比喻为“捷克《七七宪章》，当代的英国《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他说：“中国在政治上似乎又进入了严冬，但正在这个艰难时刻，中国大地上响起了一声春雷，这声春雷就是中国的《零八宪章》。”
中国当局逮捕刘晓波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对《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进行了监控和传讯。比如，浙江的温克坚，深圳的赵达功，上海的郑恩宠，北京的江棋生、浦志强、余杰，海南的秦耕等都被当地警方传唤、约谈、跟踪、或限制行动自由。另外，全国范围内许多未签名的“敏感人士”也都遭到警方的调查，警告他们不要签名。各网站、博客凡转载《零八宪章》均被删除。显然中国当局对《零八宪章》 高度紧张，以致调动全国警方调查《零八宪章》的情况，对之封杀。的确“事情没有完”，后面将由持续动作，当局对《零八宪章》的镇压正在扩展。我们为所有签署人的安全担忧！也呼吁世界各政府、人权组织及各界人士，关注他们的安全，为释放刘晓波呼吁！
当局的镇压体现了他们对《零八宪章》的恐惧和敌意。《零八宪章》是中国蕴含的希望，濒临崩溃的社会应该由此整合建设。但是当局对之实行镇压，甚不明智，这实是与民意为敌，扼杀中国的希望与前途；他们是孤立自己，加剧政权与民众的分裂敌对，使整合社会的希望更加渺茫，而且这也将使统治集团内部进一步分化。这让我们想到戊戌变法。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族权贵，弃全民全国之大义，而保满族统治之小利，“宁给外贼不给家奴”。由此，导致中国百年来之灾乱；而满族的权力最终也没能保住，全族也走向衰亡。今天，当局镇压《零八宪章》是保一党专政，而弃国家民族之未来。如此下去，中国将会重蹈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覆辙。
二
1989年，刘晓波由美国赶回北京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这基于他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对极权制度坚决的憎恶和反叛，其中也包含他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六四”后，他被捕入狱。面对生死，他软弱了，做了反悔。虽然今天人们已经不会像上世纪革命年代那样看待人性的软弱，北明曾撰文写道：“刘晓波在‘六四’屠城时承担了历史的责任，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杀人的枪口前，与戒严部队谈判，并说服学生，组织他们撒离广场。……至于对自己写悔过 书一事之忏悔，是他个人的权利，是他的自我道德要求。别人是无权指责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更加宽容和人道地对待那些曾为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过努力，承受过苦 难的人们吗？”但是刘晓波并没有原谅自己，而将之作为终生的耻辱。他说：“在秦城监狱，我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
“六四”的血以及他的羞辱感，一方面促使他更坚定地批判中共的极权统治和制度，所谓知耻而勇；另一方面它也对“六四”、中国的民主运动及个人作了深入反省。“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间，他三次坐牢 ，其余的时间非软禁即监控，但是这没有停止他对极权的批判，为中国社会争取自由的空间，几乎在每个关键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如果说，首次坐牢之前，他是一个反叛者，一鸣惊人的黑马；那么之后他逐步成为了一个社会责任的担当者。他说：“应该为六四亡灵及其难属们做点什么，…..应该自责和内疚，应该坚守做人的底线，珍惜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 他之所以留在中国，就是要承担“六四”留给历史的责任，为他的耻辱“赎罪”。“六四”的血改变了他。
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该文献体现了他有关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完整思想。虽然《零八宪章》的基本精神在《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七七宪章》中早即存在，但是重要的是《零八宪章》切中中国极权制度的要害，公开完整地喊出了当代中国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要求，是结束中国集权统治的宣言。二十年前，自由民主还是中国人的理想，尚缺少具体的现实内容。但今天，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已经生长于中国社会的实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晓波已经走出了“三百年殖民地”的愤世妄言，而让自由民主的精神进入中国的现实。自然，《零八宪章》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所有签名人的共识；但是他的信念在此。
近年来，刘晓波遭到许多指责，比如“投降派”、“跪着造反”、“被收买”等等，这主要是因为他倡导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反对“以暴易暴”的革命。出于和平转型，他提出“责任伦理”、“程序正义”、“以最小的成本求取最大社会公益”、“切忌以呀牙还牙”、“切忌一举清除所有罪恶和实现百分百正义”等一系列的主张。刘晓波——叛逆的黑马——原本是很极端的，不仅是他的思想，而且也是他的性格。他由极端转向“温和”，是根于“六四”那些死难者。在对残暴杀戮的愤怒与谴责之外，他也反省了自己和反对派的责任。在我们的正义、理想、高尚、英勇之外，要不要对那些普通的市民、学生的生命负责？是不是为了前者就可以牺牲他们的生命？理想、正义是为了什么？“在我理解，良知包含着勇气和责任。……天安 门广场的血腥黎明，既让我体验到面临大恐怖时生命的脆弱和光辉，也让我懂得了反抗独裁的责任伦理。只有以谦卑之心仰望在天之灵，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 重。”他的痛苦和追问刻骨铭心。由此他进而反省了中国以暴易暴的历史和革命。如果没有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维护，没有对普世众生的切实责任，自由民主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为了“正义”置千百万普通生灵而不顾，那么这种正义也就站到了屠杀者的一边。当初中共的政权就是为了“正义”用千百万人头换取得。“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 坚持渐进和平转型“是为了从此结束数千年来以暴易暴的历史”。
无疑，正义是人类存在的尺度。但什么是正义？正义为了什么？如何实现正义？正义的结果如何？这些则是正义的具体内容。在许多时候，正义实行的方式和结果重要于正义本身。因为正义是意识，是主观判断，而行为和结果则是实际。而且正义作为绝对精神，是无限的；而存在是有限的。以无限取代有限，就是对存在的否定和消灭。因此，正义必须要受方式和结果的制约，以广阔的人道为目的。 仁以义为度，义以仁为鹄。否则正义就可能转为暴行泛滥。基于此，刘晓波提出责任伦理、程序正义，也就是要求正义、真理要对事物的结果负责，对社会民生的生命权益负责。“最让我和妻子撕心裂肺的是，（‘六四’）那些被嗜血者轻易地剥夺了的生命，都不是精英，而是平民百姓，他们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得到平凡的幸福。” 责任伦理得于‘六四’鲜血，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贡献。
“我深知，中国迈向自由国家的进程，将是一个极为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坚韧和清醒，理性和责任，信心和乐观，远比一时的热血沸腾更加珍贵。”一个古老的有深厚专制传统，且而又经有半个多世纪极权统治的民族，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异常艰难，并需要长久的时间。基于对中国清醒而深入的了解，刘晓波提出理性、非暴力、依靠民间，坚韧、持久地奋争的道路。“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 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尊重民众生命权益，对之负责的“转型”道路。《零八宪章》的结尾写道：“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 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当然，它不是唯一的道路，但是理性所能看到的，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社会公益之路。至于，这条路是否行得通，也不仅取决于民间，也还要看当政者，是否给允许异议存在，是否给民间以生长的空间，是否接受政治变革，是否愿意“共同推进”。如果他们执意要向回走，比如逮捕刘晓波，镇压《零八宪章》和它的签署者，那么中国也就只有走向崩溃和暴力。不要忘记，中国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社会也聚集了足够多的仇恨。并不是说，民众没有暴力反抗和暴力推翻极权统治的权利，而是近百年来中国破坏得已经甚为惨重，人民已经流了太多的血，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是出于他们的利益，中国需要和平变革。放弃暴力革命是民间的妥协，但是权力者将怎么做？
2008年12月12-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