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大抓捕事件中，因为谢阳律师狱中遭受酷刑受到非人的虐待与折磨，2017年1月22日全国各地等人以及在国外的流亡人士等都发起“一人一照，反对酷刑，关注谢阳”活动。
通过多种酷刑对谢阳做出刑讯逼供、以及家人生命威胁、欺骗等方式，强迫谢阳认罪等所有逼迫的罪行，中共不仅对谢阳做出了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等这些所有犯罪行为，谢阳律师在酷刑的折磨下，还坚持讲真话，可以想到他所要面对更加严重的摧残与精神和肉体上让人难以承受的非人折磨。
让我想起我丈夫在拘留所、我在劳教所受到的虐待和折磨：
在2006年2月16日国家信访局给我发了一封“信复字［2006］294号”信，告诉我“张淑凤同志：你致胡锦涛同志的来信收悉，我们已转请北京市有关部门调查处理。谨此函复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六号”。收到国家信访局的函件，我们全家人正满怀“深山里终于出太阳”的喜悦心情，期盼着。却没想到激怒了顺义分局，立刻对我变本加厉地进行逐步升级的迫害。2006年3月2日，仁和派出所周福涛副所长以“我们领导帮助你解决问题”为由将我骗出家门，带到了派出所，对我宣布执行劳动教养，由于我据理力争，不承认，不签字，阮学明副所长立刻指使一帮警察对我拳打脚踢，腰部被踢打致伤，最后阮学明将我倒背手戴上手铐，抓进了北京市劳教调遣处实施劳教。我的腰严重受伤，在北京市劳教调遣处有入狱当天进行例行身体检查的记录可以证实。腰伤的后遗症至今仍然经常折磨我。调遣处整整关押了我一年，而在家中留下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丈夫。
来北京市劳教调遣处前，我只知道有监狱，根本不懂还有劳教所，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苦的地方，有坏到如此邪恶、可怕的人，每天在地狱里活着，我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摧残。
我在九大队，大队长张东梅、副大队长杨亚楠。由于我没有认罪认错，大队长张东梅让吸毒的包夹我，其中有一位吸毒的是艾滋病大三阳，让这样的人包夹我，可想而知她们有何用心？而且还不让吃饭，队长点名时要半蹲，我是有冤之人，不是犯人，我不蹲，大队长张东梅就让包夹的这些人对我拳打脚踢，强制我蹲下。晚上不让睡觉，不让喝水，不让解决三急问题，一合眼就被挨打，并谩骂侮辱，由于我坚强不屈一直不认罪、认错，大队长张东梅用电棍电我后背，最后，副队长杨亚楠把我拖进软包里，很小的一间屋里，见不到亮光，当时我想死，一头撞到墙上，被弹回来，撞的两眼冒金星，发现墙和门都用海绵包上，想死也死不了，我在软包里整整待了一年直到出狱，她们不给水喝，这一年，我一直喝厕所里的水。
我被她们折磨的死去活来，每天都在承受非人的痛苦，度过了艰难的每一天。在2008年奥运会，我被顺义公安分局、仁和派出所再次抓进北京市劳教调遣处劳教一年。
我张淑凤总共非法劳教两次，非法拘留9次，非法刑拘1次。
特别是在9月3日阅兵，我丈夫张德利去老家扎针灸，在回来时，得知我被顺义仁和派出所副所长肖志国殴打并关押在小旅店，连买饭吃都不让，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我丈夫张德利很气愤，他要去找领导反映，后来，顺义仁和派出所警长宁晓征送来其丈夫张德利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的通知书。通知书称：“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顺义看守所。”张德利在顺义看守所受尽了非人的虐待和折磨，把他的双拐抢走，让他在地上爬着，不把他当人看，并谩骂侮辱他。五中全会，张德利又被关押在顺义看守所，非法刑拘，连刑拘票都不给。
我丈夫张德利总共非法拘留26次，非法刑拘2次。
谢阳、李和平、王全璋、谢燕益律师等在狱中遭到电击等酷刑受到非人的痛苦和折磨，我今天在曼谷街头举牌，声援抗议，向来自外国朋友叙说中共迫害、抓捕维权律师等所有滔天罪行，同时，我今天向所有狱中良心犯致敬，这些维权律师、民主人士等在为中国的世界人权、民主事业做出贡献，我非常的敬佩他们，他们遭受的痛苦太多。
我希望大家都站起来抗议，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黑暗与残暴的罪行，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愿黎明的曙光早日到来。
张淑凤
2017年2月7日
张淑凤微信号：ZhangShufeng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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