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风暴之下，为了躲避有关部门的协助调查或者问话，越来越多的大陆富豪选择暂避香港，寄居五星级酒店。在位于中环的四季酒店，他们能够暂时安放自己，相互慰藉并彼此传递消息，寄望找到信息灵通的“神秘人士”，甚至自己的救星。
自最后一次“出逃”之后，张大勇（化名）已经困在四季酒店长达半年。
位于香港岛中环金融街8号的这个酒店，几乎每天都有新闻在这里发生：谢霆锋和陈冠希曾在此打大打出手，“金融大鳄”肖建华常带着8个女保镖出现……大半年里，张大勇见过很多的娱乐明星，也见过很多商业巨头，但他最常见的，还是和他一样，在这里“暂避风头”的大陆富豪们。
张大勇和这些富豪们拥有几乎一样的经历：有钱，在地方上很有名气，但在全国范围内就并不那么知名；与地方政府官员关系甚好，因为熟悉的官员涉腐，只得仓皇之下远避香港，下榻在四季酒店。
今年年初，听到自己可能卷入某个腐败窝案的消息时，张大勇没有犹豫，选择连夜出发，赶至香港。困守弹丸之地的他，远离大陆亲友，除了零星约见在港的朋友打听自己所涉案件的进展外，他大多时候只能泡在四季酒店的露天游泳池里。
随着这两年中国政府的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四季酒店里，与张大勇“惺惺相惜”的“小伙伴”们也越来越多，曾经在大陆无比强调身份的他们，财富的差距如今已不再那么重要。他们在这全香港最好的露天游泳池里寒暄，在港澳地区唯一被评为米其林三星级的中餐厅里聚餐——见面打招呼的那句话往往是：“你的案子怎么样了？”
有人不断地来，有人等到了自己“过关”的好消息而离开，也有人获知坏消息后“逃”得更远。人来人往之间，每当被“小伙伴”打趣问到“什么时候回去”时，张大勇都笑而不语，他自己心里清楚：在可预计的未来，在牵连自己的那个官员和另一个老板的案子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
杳无归期的富豪们
未知前途的迷惘，像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黑团，充斥着四季酒店的咖啡厅和酒廊。
香港四季酒店和国际金融中心一期 （摄影：Ben Lee）
北大青鸟集团实际控制人许振东比张大勇更早入住这里。今年3月14日被调查的“超级掮客”苏达仁，曾经在北大青鸟集团任职总裁。据《中国经营报》报道，许振东因涉及苏达仁案而滞港不归，尽管北大青鸟集团发声明称苏达仁并未在公司任职。
传言许振东在四季酒店包了整一层。但在酒店里见过许振东的张大勇告诉《棱镜》，许只是住在四季酒店的套房而已，不排除随行人员也住在这里，会占用别的房间，甚至整一层。
和张大勇一样，许振东至今也未能回到大陆。《棱镜》未联系到许振东本人置评。
在许振东入住前，未被调查的苏达仁也经常出没于四季酒店。“超级掮客”每次出现在酒店，通常都是人群中的焦点，众多张大勇这样的“杳无归期”的富豪们，会围住他打听自己的消息。
今年3月12日被调查的山西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事发前也曾藏身于四季酒店。张大勇回忆说，当时，邢利斌一行入住了7个房间。后来，邢利斌获得了自己“安全”的信息，于是回到了太原。不幸的是，回去不久后，他就被带走调查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张大勇的“小伙伴”当中，往往会阶段性出现一批来自同一个省份的富豪。比如，在山西窝案调查逐渐深入的年初，众多山西籍老板来到了这里。而随着原江西省省委书记苏荣的落马，又有一批江西的富商们入住了四季酒店。这些人和张大勇一样，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归期。
“望北楼”里的信息流通
和历史上四次逃港潮（1957年、1961年以及1972年、1979年）的人们为避贫穷不同，这群在体制内外赚得盆满钵溢的富豪们躲进四季酒店，却是为了回避有关部门协助调查、问话的要求。
在这群富豪的圈子里，他们甚至给四季酒店取了一个更为通俗的名字——“望北楼”：在这里望着北方，等待归期。早日“过关”、“安全”回归大陆，继续自己的财富故事，是所有人“惺惺相惜”的梦想。
四季酒店于2005年开业前，类似的“逃港”富豪会选择入住同为奢华型的香格里拉酒店。在张大勇看来，比起陈旧的香格里拉，后开业的四季酒店设计要好得多。
宣传资料显示，四季酒店大部分客房均享有180度维多利亚港和九龙半岛海岸的景色，共有客房399间，其中套房55间。套房的价格根据等级及季节，在1万到7万港币之间浮动。此外，四季酒店旁边还有可长租的“四季汇”公寓，月租从5万港币到20万港币不等。这样的价格对于张大勇这样的内陆富豪来说，并不算昂贵。
酒店的地理位置也不错——离港澳码头只有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去澳门赌博已经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解压方式之一。“赌钱的时候，才能忘掉那些烦恼。”张大勇说。
比起酒店的硬件设施和地理位置，他们选择四季酒店，最为重要的理由是：在这里，能够获得更多有助于自己案件的信息——不少消息灵通人士都聚集于此。除了“超级掮客”苏达仁，大陆富豪肖建华也常出没于四季酒店。
《南方周末》等报道称，肖建华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控股了6家上市公司、参股和控股9家商业银行、4家证券公司、4家信托公司，已然建立了庞大的“肖氏”金融帝国。张大勇这样的“逃港者”认为，肖建华有着非凡的本事，也有足够多的信息渠道，“大家都以能够认识肖为幸事，但不是谁都能和他说话。”张大勇曾在四季酒店目睹过肖的身影，但并未能上前“搭话”。
肖建华青睐四季酒店也是由来已久——香港《壹周刊》也曾报道称肖“以中环四季酒店为家”。这里是他会客的主要场所，多次被拍到现身四季。报道称，肖建华现身的时候，通常会有8名通身黑色着装的健硕女保镖跟随。《棱镜》未能联系到肖建华就此进行回应。
张大勇说，四季酒店的另一个“红人”是一位澳门赌场股东，他的名字常出现在娱乐新闻版面，是某一线港台女星新生儿的父亲。上述富豪乐于做东，常将同住于四季酒店的大陆富豪们聚集一堂，即使很多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饭局中，他常向大家透露一些大陆官员“即将落马”信息，张大勇一开始不信，但随后发现很多真的应验了。
对于远避香港的张大勇们，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是最宝贵的。没有了苏达仁的四季酒店，信息的渴求更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处于信息金字塔底层的一些大陆富豪们，甚至将澳门赌场股东视作苏达仁的“超级掮客”接班人，争相参与他的饭局。
“避风港”的心理安慰
或许，2005年9月开业时，四季酒店亚太区的高管们也未曾料到中环的这个酒店会吸引这么一群大陆富豪。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法律不禁止，接待客人是他们的市场义务。对于《棱镜》提出的如何看待众多涉腐富豪入住酒店的置评请求，四季酒店未予回应。
实际上，张大勇们只是先选择了香港，然后才是四季酒店。他们的共识是：比起内地，香港更为安全。继续沿用英美法系的香港，在这群富豪的意识当中，被当作了暂时的“避风港”。
但香港绝非“法外之地”。大陆律师郝俊波对《棱镜》说，“安全”只是富豪们的心理安慰。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和内地尚未签署引渡协议，但是有互助机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
社科院国际法博士研究生杨柳发表的学术论文称，上述规定为香港与内地间开展司法协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两地间至今尚未签订任何刑事司法协助协议，加上不同法域间明显的法律冲突，致使两地司法机关在移交逃犯合作中面临诸多法律障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向《棱镜》指出，若是“逃港”人员已取得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证，在被移交时，相对于直接在内地被逮捕，还是会“占些便宜”。
郝俊波也承认，涉案的富豪们在被中国的纪委机关约谈、协助调查，但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藏身于香港是不错的选择。运气好的话，事态好转了，还可以返回内地，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继续生活。
前两个月刚刚被迫出走的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即是一个例子。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12年5月中旬，吴长江因涉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一案被中纪委谈话，不得不离开雷士照明董事会，后在朋友建议下滞留香港。在港期间，吴下榻的也是四季酒店，当年6月份，他还在四季酒店接受了腾讯财经的专访。后来，形势转好，吴长江返回内地，并重新进入雷士照明董事会。
当时身陷风波的吴长江，和大多数滞留四季酒店的富豪一样，仍能遥控内陆事务，指挥当时那场回归雷士董事会的“争斗”。这也是吴长江、张大勇们最终将香港作为“避风港”的重要原因：能够继续控制大陆的公司运营。
尽管美国新加坡等地都极可能成为富豪们的选择，他们终究还是觉得，在香港更为方便。张大勇说，虽然自己离开大陆时间不短，但是公司运营尚未受到影响，公司管理层每个月都会到港向自己进行汇报。更为现实的是，不少富豪们英文并不好，在普通话仍可作为重要语言的香港，更易维持日常生活和交际。
更多的时候，富豪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自己所涉的案子。信息较为灵通的富豪们来到香港后，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多的时间窗口——赶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
在郝俊波看来，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的约谈、协助调查环节，本身存在着一些法律上的模糊性，而这也为富豪们提供了看似存在的活动空间。这也是“超级掮客”苏达仁存在的理由——因为有成功“捞人”（帮助涉案富豪重获自由）的案例，苏达仁一度成了“逃港”富豪们及其亲属的“救星”。四季酒店里，常驻香港的苏达仁总有停不下来的下午茶和饭局。
但是，苏达仁或许也料不到自己会栽倒在最擅长的“捞人”上。张大勇向《棱镜》转述滞港富豪圈中的传闻称，得知自己的“盟友”邢立斌被抓后，苏达仁当天即从香港回京，然而，尚未开展营救计划，自己先被抓了。
没有了苏达仁的四季酒店，张大勇并没有灰心，他和“小伙伴们”在继续找寻着下一个苏达仁式的人物——自己的“救星”，能够帮助他尽早结束逃亡生涯，告别四季酒店里焦虑的生活。
但残酷的现实是，苦等的“好消息”始终没有出现，他只能继续每日泡在游泳池里。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大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