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利猎手郭文贵（下图左）海外爆料到万亿操盘手肖建华（下图中）香港失踪，再到央视原当红主持人自比“代表亚洲”的芮成钢（下图右）悄悄宣判，2017年一开头的中国式权贵斗争，开火之猛，涉案之敏感，无不吸引着外界高度关注。显然，这也将给即将换届的19大突增变数。
如果狭义上把“中国式权贵”简单定性为权力与金钱之间的隐形交易，那“白手套”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并不算稀奇；而如果广义上把“中国式权贵”定性为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家、商人群体，包括被抓的与没被抓的，也包括在各大会议上穿梭往来声誉显着者，则有意义得多。或许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与极权统治持续至今的社会，权力与商业是否能划分清晰？互不干扰？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
1月16日，中国知名企业家、原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去世时，悲痛与哀悼声在精英中持续不已，刘的才干，刘的慈善，刘的雄心大志未完成，刘在党国体制下的种种不得志，在其后多位好友纪念文中被缩略提及，也顺便向外界透露了刘的病根是源於被中纪委调查。欲说还休的中国精英们只能以此来诉一位他们认可的“好人”。至於对制度与好人的关系思索，则佯装不懂，避而不谈。而邓小平早就说过，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
倘若是一个坏的制度中，与坏同流合污，甚至做大做强坏本身，比如做大做强国企，这样一个眉清目秀心慈善良的人，到底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相比好人标籤的刘晓光来说，他的劲敌坏人郭文贵似乎早就应该定在历史耻辱柱上，也包括最近被跨港抓回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
埋头赚钱不问政治
中国式社会，人们往往对显而易见的坏容易分辨，但对於既依附於权贵又颇具社会声誉的前现代主义企业家，更多是以道德诉苦此人如何如何不易。反过来说，中国商人从古至今，只能活在一个埋头赚钱而不问政治不问现代社会基本权利的黑暗环境中。这是悲哀，也是无奈，更预示着必须要从根本上做改变。否则，红顶商人也好，普通也罢，混的好一些，可以是沈万三、胡雪巖或荣毅仁，比如今天的马云、王健林们，混得差一些，分分钟被取缔清算被抓入狱，都是很常态，无一人安全。
比如“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柳传志，“国家需要，随时可以送上支付宝”的马云，“感谢我们所处的国家和时代”至今不知缘何失联的郭广昌。在一个非法环境中，中国式企业家们小心翼翼讲正确的话，绝不触碰体制自身，对外以成功导师角色示人。
不谈政治也好，或说如王健林所说的那样“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哲学，本质上都是宁愿相信中国式政商关系，也不愿意去触碰所谓的个人权力最大化或更大的民主自由所带来的从善如流式政治环境，更不用说一位商界人士能向美国现任总统川普这样成功转换，同样是商人，多年前郑州商人曹天企望竞选市长职位，却迎来了迫害与逃亡。
也因此，中国前现代企业家群体越如此沉默，越不去反抗，越讚扬恶性制度，人们越怀疑这样的人不过是苍蝇鼠疫，不管是主动投诚，还是被迫勾结，最终成为更为严重的病态社会制造者。现实案例如同那位精緻的利己主义者芮成钢，最新也被相关媒体曝光判刑6年，那句代表亚洲与故作聪明式表演则成为笑谈。
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
钱理群教授曾这样评级精緻的利己主义者，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对中国式权贵勾结的生动描绘：“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緻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另一方面，对眼下处於急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普通人尚在为打破防火墙，消除恐怖政治，建立民主自由而努力奋进，商界精英们依然瞻前顾后麻木不仁，不仅对社会抗争极度漠视，还企望於依附极权政治，妄图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这未免太过於一厢情愿。
毫无疑问，这样的政商勾结打手，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这样的政商勾结打手，也早晚会在政治斗争漩涡中，或当棋子或被利用而死无葬身之地。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不首先试图打破扼杀自由蔑视普世法规而蛮干专横的极权体制，一切都是无解。历史不断重複着那句老话，企业家们肯定听过，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