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大劳动教养学生极右派
                       王书瑶

我在2017年元月元日发出的文稿，标题就是：
“纪念右派民主运动六十周年
               ——强烈谴责反右派运动的罪恶行径“
 
    其中开头的几段就是论述这个问题的：
 
“今年是右派运动六十周年，也是反右派运动六十周年，我们热烈纪念右派运动六十周年，我们强烈谴责罪恶的、反人道的非法的反右派运动。
 
没有正就没有反，没有阳就没有阴，没有革命就没有反革命，1957年先是有了轰轰烈烈的右派运动，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反右派运动，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
 
但是，在过去的六十年里，社会上只知道和注意反右派运动，却忽略了发生在先的右派运动，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的右派运动时间暂短，很快就被声势浩大、时间更长的反右派运动所遮盖，中共不允许右派分子有充分的条件为他们的正确言论辩护，不许群众了解他们，不允许他们发声，他们不讲道理，他们扣帽子、打棍子、纠辫子。
 
同时，反右派运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长期的影响，人们记忆犹新，而右派运动中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所有正确主张，全部被他们粗暴地否定了，后来的人们，除了知道这些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之外，就知道他们像瘟疫一样，谁接近他们谁倒霉，不知道这些右派分子究竟都提出过哪些正确的主张。
 
我们纪念右派运动六十周年，首要的就是要把右派运动的右派主张，从被拉圾掩埋的历史深坑中挖掘出来，要人们知道，在1957年，右派们都提出了哪些右派主张，然后，再由国人和历史判断，这些主张正确吗？如果这些主张是正确的话，那么，反右派运动有什么合理性？“

我上面这段文字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看，或者是置若罔闻，于是就有了我同香港纪念1957年那个事件研讨会会议题目的组织者争论，后来又有别人参加进来，于是，我只能对这个问题再加讨论，也可能没有意义，但是一家之言，还是不吐不快。
 
什么是纪念？按词典的解释就是怀念的意思，这同没解释差不多。什么事值得我们怀念？有些好事值得人们怀念，比如辛亥革命，比如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成立，但是，有很多坏事也绝不能忘记，比如马关条约，比如九一八日本侵华，都是属于中国人耻辱的事件，还有像南京大屠杀，我们也要纪念。
 
但是，这却不是怀念，纪念和纪念不一样，一种是正面的纪念，我们颂扬它、怀念它，一种是国耻，我们深感耻辱，要引以为戒，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谴责它，就像南京大屠杀，在那一天，我们纪念殉难的同胞，在同一天，我们强烈谴责日本鬼子，这就是不一样的纪念。
 
一种是怀念，一种是谴责。
 
1957年5月8日中共以整风为由召开了第一次中央统战座谈会，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开始给共产党提意见，如果以此来算是右派“向党发动的进攻”开始，那1957年在右派运动就是从5月8日开始的。
 
不过，这只是民主党派少数头面人物的事，与广大群众没什么关系，好像还算不上运动，但是，其中却也有不少右派的正确言论。真正的群众运动，应该是从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很快，全国学校、机关、事业单位，大凡有知识分子的地方，就都贴出了大字报，形成全国的大字报运动，声势浩大，令当权者恐惧。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反右号角，而大字报运动则直到7月上旬方才逐渐停止，右派运动至此而止。
这就是1957年的右派民主运动。
 
右派民主运动中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都是正确的，比如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贴出的时机和内容，都是完全正确的；“党天下”的批评也是极为中肯的，我在上文中已经说了很多，不再例举。
反右派运动呢？批判、斗争、戴帽子、纠辫子、扣帽子、给处分、送劳动教养、送劳动改造。大饥荒饿肚子，还饿死人。这些处分都是残酷的、不人道的。
 
我们应该怀念什么？纪念什么？是怀念我们的民主主张呢？还是怀念我们是怎样被批斗的、被饿的要死的？

在共产党的宣传下，似乎在1957年只发生了反右派运动，没有右派运动这回事，使我们形成一种错觉，但是，今天我们觉醒了，我们不再受错觉的蒙蔽，列夫•托尔斯泰老早就说过：“错觉是不能恢复的”。因此，我不能参加纪念“反右派运动”的活动。他们不仅批判我的大字报，而且还给我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劳动教养，几乎饿死，成为贱民，受尽屈辱，我为什么要纪念它？我们要怀念它吗？那么贱！
 
这也是个尊严的问题。
 
我们强烈谴责罪恶的反右派运动。

                     2017/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