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谭晶选择了退出。
 

2月25日上午,谭晶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宣布退出《歌手》的剩余录制,也以此为昨晚开始发酵的节目下架事件收尾,“还是选择退出,祝节目越办越好。我将继续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去创作和发现更多好作品。感谢一路支持和鼓励我的朋友们!”

24日晚,和谭晶有关的节目突然消失在爱奇艺和芒果TV的《歌手》播放界面。部分网络言论表示,直接原因在于谭晶所演唱的《赛里木湖的月光》涉及敏感民族问题。

实际上,仅因这样一首歌曲就让一位歌手全面消失,似乎难以服众。2016年,在同样由湖南卫视播出的《花儿与少年》中,演员宁静在无意之中穿着了体现极端宗教意志的女性服装,没有影响节目的整体播放,只由节目组采用幽默的后期处理予以遮蔽。

于是,谭晶和她此前所拥有的人脉网络以及故乡山西的那个黑金时代,借着这个综艺节目又再度被人所记起。虽然目前尚无证据体现此次事件与前尘往事的直接联系,但是《三声》(ID:Tosansheng)却也难以忽视谭晶的个人命运和身在其中的选择。

曾被称为“宋祖英第二”的谭晶,曾经是这个国家在21世纪前十年最重要的政治歌手和军旅艺术家之一。这种地位意味着,谭晶有机会接触更为丰富的政商资源并有机会以此获利,在诸多关系网络中,女人谭晶也更容易成为交叉节点。

这种意义的成功,注定要背负某种巨大代价,或者一种永远摆脱不掉的宿命。从2016年开始,谭晶试图在商业化程度较高的领域获得认可,先后参与《蒙面唱将》和《歌手》,展现扎实唱功和“总攻”人设。孰料刚看到一丝希望,又遭遇此次变故。

在这个意义上,她正是盖茨比式命运在今天中国的一种投射——“始终奋力前行,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

1. “证明自己”

让我们回到所有故事的原点。

1977年,谭晶出生在山西侯马,这是一座位于山西中南部地区的小城市。她的家庭给予她音乐的基因,母亲周丽萍曾是当地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却没有“没赶上好时候”而备受家庭成分的影响。

这种身不由己的遗憾激发了谭晶父母的热切期望。在发现自己女儿的演唱天分后,他们决定让谭晶从事自己未竟的音乐事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谭晶曾经提及母亲反复告诉她,“一定要考中国音乐学院”。

“印象中我妈反复在讲这句话,这可能也是她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许这种愿望塑造了谭晶性格中的要强与脆弱,也让她对于所谓成功有着更强的追逐动力。

1993年,还是高二学生的谭晶,便被母亲鼓励提前参加高考,并被特招进山西大学音乐系。然而,这并不是“成功”的样子,一年之后,谭晶退学再次参加高考,终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

至今,谭晶都对自己的中国音乐学院自费生头衔耿耿于怀。她如此说道,“这对我的自尊心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我跟自己说:我一定会比你们任何人更努力,我会证明我绝不比你们任何人差……我知道你们没有给我公平,我一定会证明自己。”

虽然歌唱事业并非她的主观愿望,但谭晶也在一定时间内显示出对自己歌唱生涯、乃至人生道路的强烈控制欲望。在《博客天下》的报道中,这种欲望被形容成“内敛”和“收”,她善于在某个被划定的范围内谋求未来道路。

这一点在后来成为谭晶与某种关系链接的重要媒介,但在当时更多给谭晶带来的是可以预见的成功。

在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曾经强烈反对母亲要求的谭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她开始学习在这个被划定范围内谋求自己的未来。大学期间,谭晶参加许多音乐比赛。19岁那年获得一项比赛的第一名,赢得7000美元奖金。除了留下几千元供自己日常花销,其余的奖金全部交给母亲,装修房子,并添置了一台29寸电视。

在那座山西小城的观念中,这样的举动不仅仅是一种“懂事”,也意味着“体面”。在这里,“成功”有着自己的标准路径,它可以足够漫长,但是边界却十分狭窄,不容太多的额外尝试。

1998年,20岁的谭晶考入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她弥补了毛阿敏退伍而留下的空白——这里充满了大名鼎鼎、高级军衔的艺术家。那一天的谭晶欣喜若狂,但她没有想到这次向着成功的选择将决定她的一生。在中国的演艺版图中,这个身份代表着极高的体制地位,也意味着一种冒险的生活。

从2000年开始,她开始登上春晚舞台;同一年,谭晶以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身份参加第九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捧回金奖奖杯。那一首《大地》也让谭晶成为民族通俗唱法的代言人,“谭晶跨界唱法”甚至被归入学术研究范畴。

不仅在这种人为界定的范围内感受安全,谭晶也获得了拥有界定权的始作俑者们的喜爱:她是他们所制造出的杰出产品,可以向大众体现他们的好恶和意志。

截止目前,谭晶一共12次参加央视春晚,演唱歌颂执政党的主旋律歌曲,并且长期拥有极为稀缺的独唱资格;建国六十周年时,她在长城上举办个人音乐会;世博和亚运期间,她在上海和广州分别举办慰问志愿者的公益演唱会。

2006年,继宋祖英之后,谭晶也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当时,围绕谭晶的光环是“德艺双馨”的“民族歌唱家”。她用一种谦虚的辞令表达着获得成功之后的骄傲,“我终于不辱和谐音乐之旅,终于用声音找回了音乐和谐的本义。”

2. 不再安全

如果谭晶至今的人生存在一条分界线,那么2014年一定是谭晶人生转折的重要拐点。

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谭晶还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女歌唱艺术家和国家的对外文化名片,但在4年后,谭晶却在音乐事业和舆论评价上同时陷入巨大的漩涡。

谭晶曾表示音乐“只要老百姓喜欢了、接受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进入总政歌舞团后,谭晶的标签一直是体制内和政治歌手。这种歌手有着与流行乐坛所不同的服务目标和传达宗旨——因为属于他们的向上通道单一又狭窄,他们必须努力体现最高权力的审美,并且让自己尽量地有所依靠。

2011年,谭晶目前最后一次春晚演出时,独唱了主旋律歌曲《旗帜更鲜艳》,“你可记得春天的故事 /你可记得新时代的画卷/你可听到和谐的歌声/你可听到科学发展的呼唤 /继往开来/勇往直前/旗帜更鲜艳。”

对于有着优秀演唱素质的谭晶来说,主旋律歌曲在她的巅峰时期却过于保守和教条,当时此类歌曲的创作正在偏离80、90年代的基调——歌颂祖国山川风物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将枯燥的政策文件直接写入歌曲,这让谭晶的歌曲在情感上难以接近大众。

不过,政治歌手的前途和未来并不依赖于观众口碑以及市场接受度,其背后的政治力量才是最重要的支点。谭晶遭遇到来自这各方面的冲击和变动,以至于在2014年之后,她一直沉默至今。

垮塌之处正是她的家乡山西,在她风光的那些年,山西正处于资源型经济极度爆发的年代,官员、商人、艺人和掮客之间组成错综复杂的黑色关系网和资源流通渠道。

谭晶和山西官商两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谭晶如此表示,“家乡有什么事情,召唤我,我都义不容辞地去做。”例如,2006年,山西官员申维辰所推动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在央视播出,谭晶为此演唱了主题曲。

在2012年的十八大之后,执政党剧烈的反腐运动直接冲击了山西的政治生态。2014年,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的申维辰因为涉嫌违纪被相关组织调查,并于2016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实际上,这只是山西巨大灰色网络中一个环节,谭晶还被认为牵连到“超级掮客”苏达仁的关系网之中。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在2014年的调查,苏达仁最早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教师,通过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平台,苏达仁积累了大量的军旅演艺资源,他很早就开始带着艺人全国各地“走穴”赚钱。

苏达仁与山西籍的演艺界名人交往又格外深入,其中极有可能就包括谭晶。根据媒体报道,由苏达仁担任执行副总裁的北大青鸟集团,曾在2010赞助某山西籍总政歌舞团歌手在上海开演唱会,苏达仁还亲自登台与这位歌手一起揭晓上海世博会志愿者主题歌。公开资料显示,这位歌手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谭晶。

实际上,即使让谭晶颇为自豪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会,也被不断曝光它并非理想的样子。根据腾讯娱乐报道,这里不仅可以接受外界租赁,按场次收费,同时还能接受某种政治力量的安排,可以接受“观众必须爆满”和“大鼻子比例是多少”的具体要求。

在苏达仁看来,山西籍艺人可以作为这场地下生意中的抓手和门面,以此与权贵发生联系,充当山西官商两界的“总公关”和“掮客”。在那段时间里,苏达仁与邢利斌、张新明等山西商人来往密切,并被认为帮助这些人牵线和搭桥,进行更多灰色交易。

2013年3月,苏达仁被带走调查,截至目前,涉及苏达仁的案件仍然没有完结。而某位资本大鳄在今年春节被控制后,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被越来越多地关注,这或许意味着更为剧烈的风险还未开始。

3. 断头王后

政治歌手这一身份的特殊性和尴尬处境,在2012年之后更为明显,意识形态表达的更迭直接导致传统政治歌曲和传统政治歌手的颓势。

《三声》(ID:Tosansheng)发现,百度网球吧是谭晶粉丝的一个聚集地。一位名为“关东大烟”的用户早在2014年时变发帖称,谭晶“该上的舞台全上了,奥运会更是全程参与,这几年真是没什么可突破的了!有点让位雷佳的感觉”。

正如这位粉丝所言,同属于政治歌手的雷佳已经接连参与了青奥会、亚信峰会、APEC晚会和第四届纽约新春音乐会,并在央视春晚获得重要的演唱机会。如果最高领导人延续他在文宣方面的强势风格,激发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那么民族唱法将更受重视。

始于2015年的军事体制改革也在影响着谭晶所处的总政歌舞团。在本轮军改中,随着中央军委机关由原来的总政治部等四总部改为15个职能部门,之前隶属于原总政治部的总政歌舞团已经改制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并在2016年3月正式亮相。

这种变动带来了某些连锁反应,至少那些习惯了总政歌舞团生活的传统政治歌手需要给自己新的定位。

曾经给谭晶提供安全感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她需要适应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的音乐世界。她对转型表示欢迎,“也有这个想法(往年轻受众这方面靠一点),但是肯定不会男女老少都让你一个人占了。所有的人都喜欢你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把自己的观众人群锁定了,唱属于自己的、能发挥个人长处的歌曲,相信总会有知音在。”

从2016年开始,谭晶先后宣布加盟《蒙面唱将》和《歌手》两档音乐真人秀节目。她的理由正是要给观众带来更多新鲜感,包括新鲜的自己,“以前的我,可能离观众稍微遥远了一点……一个歌手如果一成不变,也会有一些烦。”

音乐真人秀是正确选择。一方面,真人秀已经成为最流行的节目形态和综艺模式,《我是歌手》在过去几年间成功将一些沉寂的歌手推回至公众视线;另一方面,谭晶也需要证明自己在流行音乐市场的价值,现象级综艺无疑是最为有效并相对安全的平台。

被形容为“迟到的叛逆”的谭晶,开始在公开场合谈论流行音乐,尝试再次抓住自己的艺术命运,“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很喜欢流行音乐,这么多年来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但一直没办法唱我喜欢的歌。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我为什么不抓住呢?”

某种程度上,《蒙面唱将》令谭晶多元化的标签被观众认同,《歌手》则将这种影响力扩散放大。湖南卫视播出的《我是歌手》尽管在近年来陷入节目模式和华语歌手的资源疲态,但仍是省级卫视平台中最重要的音乐类节目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档音乐真人秀节目同样看重政治正确,节目的前两届冠军韩磊和韩红都曾数次登上春晚舞台,谭晶也在节目开播之前被看做本届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谭晶尝试为这次比赛做出改变。在接受《博客天下》的采访中,谭晶已经适应了“谭总攻”和“老公”的亚文化称呼。但是,多年政治歌手的从业生涯已经要求谭晶要求一定范围内的安全,甚至对此充满依赖。

尽管在流行歌手的簇拥下演唱民族音乐,带有某种挑战意味,并让内容有了不确定的政治风险,但谭晶当时考虑的仍然是如何向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靠拢。

之所以选择《赛里木湖的月光》,正是因为谭晶的野心在于向观众传达民族风情。在因政治因素被迫放弃安全后,她承认自己仍想唱响“国人心中的旋律”,并将自己视为民族音乐的代言人,“让一些看似‘非主流’的音乐‘主流’起来。”

在谭晶发出退赛的微博之前,她所出演的节目内容已经遭到全部下架,名字也被从《歌手》阵容的展示界面上剔除。如同另一位早已失联多年的文工团女歌手,艺术成就与超常规要素息息相关,她们享受于此,她们也最终受制于此。

不知道谭晶如何回忆起自己20岁那年的时光,她考入总政,成为家人和朋友眼中的“成功”偶像,想必她当时更是野心勃勃,可又如茨威格在《断头王后》中所写,“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