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邓小平逝世20周年，官方纪念相对冷淡，中国知识份子以及媒体则大为高调地举着这把似是而非的红旗。（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福特夫妇会谈／维基百科）
中国民间，尤其是知识份子群体对邓小平的无限怀念与崇拜，恰恰说明了自身严重缺乏主体独立性以及必须寄望於党自身所谓虚假改革的畸形心态.
2月19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逝世20周年。观察来看，官方纪念相对冷淡，知识份子群体以及媒体则大为高调地举着这把似是而非的红旗，希望以此继承未完成遗愿，推动中共进一步改革，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体制。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还在感恩邓。在他们眼中，毫不夸张说，没有邓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没有邓就没有今天的衣食无忧，没有邓就没有今天的读书机会，没有邓就没有今天的事业成就。对邓的深情告白以及照应现实的改革期望，两股力量交融到一起，邓成为有史以来改变中国最伟大的人。
政治学者、原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那篇广为流传的《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进步》认为，邓小平推动的重要政治改革包括：宣导解放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把和平与发展当作时代主题、推行一国两制、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等等。这些政治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和政治文化传统，是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的重大贡献，也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遗产，值得后继者们牢牢铭记。
对政治暴行的暧昧及麻木
对眼下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来说，客观评判邓的功过很大程度上要比评价毛困难.知识份子们往往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来讚扬没有邓就没有今天，却严重忽略政治体制上裹足不前，这个罪行当然要追究於邓，不管是胡耀邦、赵紫阳下台，还是1989年天安门事变，邓所起到的始作俑者破坏作用都是不容饶恕的，尤其是1989年那场北京血案。
爱邓与反邓，改良与变革，依附党还是彻底反对党，不管是这次纪念邓，还是其他公共事件，这一争论近年来在中国舆论界都被持续谈及，这也无疑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势的两条道路。
法律学者张雪忠先生就对此感慨到：昨天（2月19日）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天，诸多学者及意见人士对邓的态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按理说，到了20世纪的末期，为了维持一党权力垄断，还要命令军队用重武器对付和平集会的民众，这无疑是骇人听闻和遗臭万年的政治暴行（在苏联发动819政变的保守分子，都知道这种事是不能做的！）。邓自己也深知这一点，生前试图将责任推给“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但他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从2月19日的情况来看，很多学者及意见人士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仍在摆出一副中正平和的姿态，用一些含混、肤浅的文字，努力称讚他们心目中的“邓公”、“伟人”。可见，在专政强权的重压下，哪怕是饱读诗书，也难免出现严重的人格扭曲，以致罔顾基本的是非和起码的善恶。特别重要的是，知识人士对政治暴行的暧昧及麻木，只会鼓励统治者未来在类似的情景下故伎重演。
未改变奴隶本性
另一方面还在於，对邓的评价也涉及到知识份子对中共政权是否能自我改良以及包青天明君思维.可以说，寄望於继承邓遗产的人，大多对党的前途报以信心，他们希望党能代表中国人民继续改革，只有党且必须依附於党才有未来，甚至於把党的利益与全社会每个个体的利益混为一谈。因而，他们无不期望，党能再产生一个邓，推动中国继续贩卖虚假希望，继续完成泡沫梦想。不能回避的问题关键是，他们对党与公民的本质利益冲突，党与民主自由法治的关系，党与每个纳税人权利的关系，无一不刻意回避。
这也就得出了，只要有邓小平这样的包青天式人物，而不问外在条件比如反对派的力量以及根源上是否改变一党专政本身，就能达成知识份子们期盼的“伪图腾”。
更为可悲之处是即便邓去世20年，但中国知识份子群体的思维并没有融入现代化社会，他们期盼明君，他们没有自主性，他们看不清时代的巨大变化。实际上，不管在邓时代还是后邓今天，中国所有的改革也并无特殊性或者独特模式，简单来就，就是靠人性建立起的市场力量，靠民众自发所形成的的市场秩序，丝毫谈不上是邓的恩赐.
同样需要看清楚的地方是，在当时经历过多次运动以及文革后的破败中国，邓所推动的改革开放，首要根源还在於救党，以避免中共模式走向崩塌。当然在这一条件下，逐渐放开一些，给人们多一些自由，但更为关键的政治自由，依然牢牢紧锁，至今没有。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算初级奴隶的话，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未改变奴隶本性，最多属於中级奴隶.
不改变奴隶地位本身，却感谢一个制造奴隶规则的奴隶主，感谢他给了奴隶们一些好的食物和生活条件，这样的知识份子群体本质上无法认清楚关於人的尊严与奴隶的差距。而且，从长历史的周期角度，邓这一段改革开放或韬光养晦，更大可能是类似於中国历朝历代的先胜后衰模式，比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畸形，最终避免不了人亡政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