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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网络图片)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华人民主书院董事)

 

 

二二八事件今年届满七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日前举行记者会,发言人安峰山宣布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将提前举办纪念会,并称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一个正义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个部份」。

   

从民主进步党所植基的台湾本土历史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二二八是应该欢迎、更要表示感谢。因为过去台湾纪念和论述二二八,在中国国民党蒋中正和蒋经国主政时期是不被允许的,只有在中国大陆每年始终可以有官方认可的纪念活动,公开保留著二二八仅存而微弱的香火。今年是民进党重新执政第一个二二八纪念日,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抢攻二二八历史诠释权的阳谋,民进党和政府都应该要进一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话,来谈这个纪念的意义在哪裡?

   

其实二二八事件发生,台湾人民的普遍心向并非要搞台湾独立,台湾自治的主张,是延续自反日本殖民抗暴的政治社会运动传统,而日本时代主张台湾民族独立建国的,反而是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台湾共产党。现在民进党重新执政,应该好好利用二二八,作为民共两党交流起点,重新思考,怎样从两岸人民反帝国主义和反专制独裁的历史中寻找共同的连结,化解当前因无知而引起的诸多不必要的误会。

   

过去国民党的二二八官方说法,都推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煽风点火。确实,反抗者除了廖文毅之外,多数是同情或认同共产党的,所以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才能在二二八之后,反而吸引许多台湾人的投入。不可否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往后的三、四十年,全世界纪念正式二二八的地方,只有北京,但在冷战结构和反共体制下,却也导致了台湾人民的误解,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黄鼠狼给鸡拜年,而心生反感。回归历史来看,对于二二八,在关键的年代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反抗者伸出援手,给以庇护并长期对国民党的压迫保持异议,不见得完全不怀好意。这是对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侥倖佔领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而同时表达对于台湾人民抗暴起义行动和政治追求的认同,而这的确是和当年中国大陆人民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争取宪政民主的斗争连成一气的。

  

国民党过去何以指控二二八是共产党煽动的,理由有二,第一,因为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三月二日写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请兵电报,称二二八是「奸匪煽动」,上面提到「匪」,在国民党的说法中,也指共产党,所以有可能让蒋中正误会,而在日后正好把责任推给共产党。但仔细比对历史,二二八当天,蒋中正是在西安坐镇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司令官胡宗南统兵二十三万,淮备攻打延安,毛泽东则率部撤退游击,当时是否有能力,可以遥遥指挥在台湾的共产党省工委?自顾都不暇了,根本不可能;第二个原因,地下党或是前台湾共产党人,虽然在二二八各地的抗暴中,是有一定的角色,但全省的抗暴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全没有关系。然无可否认,由于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许多反抗者在二二八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倒坐实了国民党的栽赃。举例而言,台北学生军的郭锈棕和嘉义台湾民主自治联军的简吉都是事后才入党,谢雪红的党员身分是到了中国大陆才获得承认,当时和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不合,并不服从蔡的领导。

  

纪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当然可以利用二二八,开启民共的历史性对话,对两岸历史重新了解与认识,因为从历史正义和反抗者的立场,对二二八拥有发言权的,不是民进党,就是共产党。民进党过去对于共产党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其实还没有严肃思考和正式表达任何看法,共产党对于二二八起义,或许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他最终保护了当年台湾参与抗暴的人,好比谢雪红,也对台湾人民给予声援,仍是情义感人而值得我们感谢的。当时台湾人民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狗去猪来,又换来新形式的殖民统治,面对国民党政权,把台湾再解放的希望寄託于新中国,这种反抗者普遍的心态,当然是跟许多大陆人民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统治者的压迫。这是历史的真相。

  

陈仪和柯远芬把台湾省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政治大纲》,当中有关台湾自治的所有主张,包括成立省政改革机构,裁撤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政府官员、各级法院推事、检察官、驻军多用台湾人等,都视为台独叛国,在清乡期间,利用黑道和特务,命令宪兵团对处委会委员和台湾菁英大肆密裁屠杀,目的是为了掩灭罪证、剷除异己,而拿台独作为藉口。《政治大纲》的精神延续自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自道本《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之宗旨,实亦与即将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省县自治制度相通,怎么会是台独?但对于民主素养落后的统治者而言,「朕即国家」,他们不懂得民主与自治的道理,不接受党国的领导,就是要搞分裂,要独立,然后拿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血滴子对异议者大开杀戒。

  

二二八当时台湾人民的反抗根本没有想要搞独立,完全是国民党栽赃,今昔对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民进党执政,主张主权在民、台湾主体性和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同样地,也以为民进党喊中华民国就是要搞台湾独立,这不是同样的逻辑吗?二二八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话和反思的起点吗?再者,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争抗战正统,抗战到底八年还是抗战十四年,民进党政府同样也应该面对历史,表达立场。中华民国政府为何不能谈对日抗战?历史的事实证明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牺牲惨重,毛泽东当年也是在七七事变后方才共赴国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才成形。民进党主政者的历史意识或政治意志不够强大,才让郝柏村一个人在抗战论战中对共产党孤军作战。

   

台湾人民曾经把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希望,寄託于中国的强大。国民革命的成功,乃至于中日战争的胜利,都是解放台湾的契机。战后中国要和平建国、要制宪,中国的民主化让台湾人无限憧景,希望台湾光复或是终战后台湾人当家作主出头天的愿望,能够和新中国的命运在一起,共同实现。民共的历史对话,是否也能够回到初心,回到战后台湾人民跟中国大陆人民共同争取宪政民主、反抗党国专制暴政的起点,让已经实现宪政民主的台湾,向中国大陆人民召唤曾经有过的共同价值,让使得中华民国在台湾脱胎换骨的民主化经验,也能够回馈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在历史文化感情和价值信念的基础上,两岸才有可能真诚欢喜营造共同的将来。

 

 

民国一百零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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