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先生。
不久前,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授予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参与》记者为此专访了基金会原执行主任宋永毅先生。
《参与》记者:宋先生,首先请您谈谈“受难者家人”这个特殊群体在中国自由民主进程中承担了怎样的责任?
宋永毅:我认为她们承担了很沉重的责任,这个责任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她们作为政治良心犯的妻子,不管她们实际参与了多少她们丈夫的事业,在中共眼中她们都是自然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在她们丈夫入狱后,她们还要支撑起破碎的家庭,以及家庭所代表的爱情和家庭本身的价值等等。此外,她们受到的压力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信念上的,更多的来源于琐碎的经济上的、日常生活上的困难。以郭飞雄为例,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在丈夫入狱后要独立承担抚养教育两个孩子的重任,而且在中国坐监狱也是要自己花钱的。这个群体有着“中国特色”,她们不象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具有显赫的家世,她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教师、自由职业者,在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中国当代社会,正是这个群体构筑起一道抵抗文明和道德衰落的风景线。
《参与》记者:中国政治良心犯的妻子和家人的境遇是否引起了足够的关注?
宋永毅:政治良心犯有可能引起很大的注意,以陈子明为例,他在国际上是非常出名的,和王军涛一起被认为是八九民运的领袖,但是一直支持陈子明的是他的妻子王之虹,王之虹到处打工,以微薄的薪水保证陈子明在监狱中的花销,还给陈子明送去书籍。知道陈子明的很多,知道王之虹的很少。以前有一句话讲,每个伟大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也可以说,每个伟大的政治良心犯背后都有一个更伟大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这个特殊的群体与专制政权的抗争在与时俱进,值得关注,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样板,也值得发扬光大。
《参与》记者:您怎么看当局拘捕或约谈《零八宪章》签署者的行为?而且最近中宣部又禁止媒体采访宪章签署者或发表其文章。
宋永毅:我认为这并不稀奇,是中共的老招数,文革时就是这样。这种行为关键是反映了中共领导人没有政治改革的决心,也是对自己的掌权没有信心,如果他们有这个决心,可以把《零八宪章》作为一个转换的契机,开启一个沟通的渠道,和民间产生互动,政府改革就可以启动,或者用老毛的话说,“把坏事变成好事”。《零八宪章》上的这些话,四十年代的《新华日报》讲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讲过,温家宝不久前到美国来也讲过,都是基本的人权要求、基本的普世价值的要求,对这样一个东西噤若寒蝉、视为大敌,我认为大可不必。中共完全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建设和谐社会的契机,现在的做法适得其反。
《参与》记者:授完这个奖之后,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解散前还有哪些工作计划?
宋永毅:奖是不会再发了,但目前对中国这些受难者家人的资助没有停。基金会大概到明年四、五月份解散,主要活动在明年两、三月份结束。不管有没有这个组织,所有理事作为个人仍然会尽心参与、支持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这是不会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