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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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批判洋务运动的另一处，即洋务运动不对专制政体进行改革。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始，中国是否需要进行立宪改革？再，如果仅仅是为了实行工业化，富国强兵，是否就一定需要改革专制政体？专制体制是否就不能是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呢？
政体是否改革取决于国家、社会是否已发生变化，有内在驱动力，有改革政体之需要；同时也取决于是否有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挑战固有的权力集团。
中国作为自然农耕文明，至秦奠立了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政体，其后的两千多年大致未变，经过历朝历代的历练，到十九世纪中叶，这套体制已发展到了极限，以没有更多的改变空间和可能。其是完整的国家政治体制，是自然农耕文明最高最完善的国家形态。如果没有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其将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转下。
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突然闯入，给中国带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冲击。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发生之始，中国依然是传统自然农耕文明，内部并未有结构性的变化，也没有新生利益集团与政治力量挑战当时的中央政权，要求重新分配国家权力，改革政体。
（中国潜在挑战皇权的是汉族精英集团，而且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因为满族掌握皇权，汉族精英相对受到压制，而汉族精英集团的兴起则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最终，满清则被汉族精英集团接管。这是后话。）
英国革命发生于贵族及新兴资产阶级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背景是工商业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由于地方藩阀势力挑战中央政权德川幕府，拥天皇，结束封建制，建立统一的现代之国家。
中国没有分封贵族，届时也未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吏均是皇帝的雇员，因此没有新的政治力量可以挑战皇权。再，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或说目的之一就是结束封建制，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此统一的国家模式，中国在秦便大致完成了，因此当时中国也没有统一国家的需要。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自此，中国先贤们即意识到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危机，必须学习西方。如林则徐就主张對於西方的科技、贸易則持开放态度，“學其優而用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并身体力行，购置大炮，仿造快船，搜集翻译有关西方“坚船利炮”图纸资料，设想建立现代海军；组织人翻译西方的报刊书籍，如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四洲志》、《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华事夷言》等。
魏源言“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自西而东乎！” 他为西方国家辩解“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他期望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在《四洲志》的基础上，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百卷（先五十卷，后增补为六十卷，再后扩充为一百卷），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法律、宗教、文化等概况。
广义而言，中国的洋务运动自鸦片战争前后便开始了。但是早期洋务运动没有提出变革国家政体的要求，因为当时国家仅是面临外敌坚船利炮的攻击，并失败；因此洋务运动开始于抵御外敌——保国保族，“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是就中国内部，则无政体改革的要求，也没有新兴的工商阶级及代表他们的政治力量。
晚清，变法的要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一般认为是在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变法的要求摆到了桌面上，成为国家政治的重心，代表事件即“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200位应试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签署《马关条约》，要求国家实行变法。三年后发生戊戌变法。此时，离林则徐倡导“師夷長技以制夷”已逾半个世纪。而这一期间，正是洋务运动的勃勃发展时期。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工商阶级由而兴起，特别造就一批“新人”，积极进取，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有新的视野和思想——即现代文明的视野和思想，比如郭嵩焘、严复等。他们代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趋向，也是新兴的政治力量，由此洋务运动到晚期便改革政体，提出立宪的要求。特别要提示的，这主要是汉族精英的崛起，背后隐含着对满族统治的挑战。
再，太平天国运动后，满族统治集团实际已经丧失统治的国家能力，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兴起，尽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效忠满清，但是新兴的汉族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最终将会颠覆满族统治集团，结束满清，接管中国。以上两种力量的汇合，形成了中国新的政治势力，而提出改革、立宪的要求。本质上，所谓“立宪”是新的政治力量向届时满族统治集团挑战，要求政治权力。这才是“公车上书”事件的核心问题。就《公车上书》的内容，毫无新意，其所提出的全部改革要求都是清朝廷在做或准备做的，并且慈禧支持这些改革。“公车上书”事件标志新兴的汉族精英集团已汇成挑战满族统治集团的政治力量。这也就是后来“维新党”何以要发动政变，欲废掉慈禧的内在原因。这是新旧集团、汉满集团的权力之争；非变法之争。
“立宪”的核心乃在重新分配国家权力——限制王权，保障民权，非在工业化、富国强兵。如果仅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富国强兵，强化中央集权远比立宪更有效率。日本明治维新非成功于立宪，而成功于强化中央集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人们一向认为洋务运动之失败——以甲午之战为代表，中国之不能如同日本富国强兵，是因为满清不进行政体改革，不立宪，这是对中国洋务运动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双重误解。晚清是否立宪与中国能否富国强兵关系不大；晚清立宪之争乃是满汉、新旧政治势力对国家政权之争，这才是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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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认为，促使经济发展一定要自由经济，以市场为根据，以个人利益为动力。是否真是如此？大一统专制国体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呢？从自由主义观念看是这样。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需是自由的，必需解脱国家权力的干涉。但这仅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并非是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史的全部事实。于人类近代历史上，仅就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富国强兵而言，一些国家恰恰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依靠强化中央集权，实行国家主义，而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缩短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时间，成为世界强国；可以说其远比自由经济更有效。
人们都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的兴起，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就世界而言，资本的扩张，带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反，它是集权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现代极权国家即是其最高体现。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创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理论体系：自由经济——私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亚当.斯密对自由经济的强调，主要是基于当时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很发达，多受国家权力及制度的限制；而且国际上各国壁垒，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他反对政府干涉经济，主张 “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让市场自然调节经济；主张国家不分贫富，打破障碍，自由贸易。就此，亚当、斯密的思想是积极而有益的。
但是，就亚当、斯密的理论本身而论，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现实中不能全然实行。人类社会的结成，一方面基于自然人性，另一方面又需要有对自然人性的制约，相辅相成。人类经济活动亦然，既需要有自由，又需要有国家力量的介入，二者互补，以至平衡。
自由经济无序，任其自然，会导致两个结果：
1、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崩溃。自由经济是个矛盾不断积蓄的过程，当冲突积蓄到一定程度，便会导致灾难性崩溃；在这种时候，唯有国家力量的介入，方能挽救危机。
2、垄断。自由竞争，意味“弱肉强食”，没有国家强制性限制，自由经济如果不崩溃，就将走向垄断；垄断即经济专制，自由经济完结。因此发达国家有反垄断法，这是国家对自由经济的限制。
自由经济是神话，目的是资本扩张；资本扩张，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资本肆意而盲目地扩张，将威胁国家、社会、民生的安全。自由经济是好的，但不能是无限制的，而必须有所限制。
至今，针对国家权力的扩张，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论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脱离实际背景，而将自由经济论，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它就是片面的乌托邦化的。完全的自由经济在任何国家时代均无实行之可能。比如当今诸发达的自由经济国家，多对本国农业采取补贴政策，非此其农业就将破产。再，各发达的自由国家均有最低工薪标准，以保护劳工权益，避免社会分裂，引发革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即是放任自由经济的结果，罗斯福最终是以国家主义政策挽救了美国。2008年，美国爆发的经融危机，根于里根的自由经济政策，放松了对金融界的监管；奥巴马强行以国家力量介入，用国民的税金挽救了华尔街，从而避免了美国社会的崩溃。近年来，欧洲、美国纷纷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是因为由于全球化的自由经济，导致欧洲、美国制造业衰落，国民失业率不断增长，于是其不得不以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实行贸易保护。自由经济是有限的，不可能没有国家的介入。
先发工业国家与后发工业国家所走的路径是不同的。先发工业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在旧体制内兴起，障碍其发展的是本国的王权、贵族及封建体制。为其利益——工商业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起而挑战王权、贵族及其体制，以争取自身权力，由而制约或剥夺王权，限制或废除贵族等级制度，即资产阶级革命——立宪、共和、自由、民权；非此，新兴资产阶级无以保护自身，及发展工商业。
在世界范畴，由于先发国家在科技、生产、资本、商业、文化、教育均占优势——这种优势是在自身长时间发展中逐步积蓄起来的，那么在自由经济的竞争中自然所向披靡，因此其竭力推崇自由经济，要求各国敞开国门，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创业。
但对于后发国家，由于落后，在以上各方面均处于劣势，无法与先发国家自由竞争，如果遵循自由经济原则：自由经济——私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它们就别想翻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写道，“英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支持着一项计划，准备将它的工业品向欧洲大陆倾销，使之泛滥于大陆市场，以便窒息大陆工业于其初生之时。”“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先生（后来是布鲁阿姆勋爵）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这位勋爵是有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十年以后又有一位国会议员休谟先生，他在自由主义这一点上的声名也不亚于这位勋爵，他的意见与这位勋爵如出一口，而且在措辞上都几乎是相同的，他说‘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为此，落后只能集中国家的力量，突击性实现工业化，也就是走国家主义的道路。特别是国家基础工业的建设，比如开矿、建钢铁厂、修铁路、造船等，民间既没有这份资金，也没有人才、技术和管理能力，这就需要政府集中国家力量去做，如募集资金——向它国借贷、引进先进国家技术、培养人才等等。洋务运动之所以由官办兴起，原因即在于此，可谓非国家无以成就。
甲午后，中国民间兴起建铁路的热潮，提出“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的口号，结果闹出1911年的“四川保路”事件。此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民间本无筑路之能力，强而行之，结果私营川汉铁路总公司巨额亏损，面临破产，此时政府将之收归国有，而该公司借此敲诈政府，让政府补偿自己投机股票及修路的亏损，遭政府拒绝。于是演为“保路运动”，此事件促就了革命，导致清朝完结。
世界领域，在先进国家强劲经济的冲击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启动只能依靠国家，由国家兴起，带动、扶植民间工业，乃至对外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维护本国工商业。如果是开明国家，那么随着本国工商业的逐步壮大，而逐步放宽政策，开放市场，实行自由经济。其工商业越强大，便越要求自由经济。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