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在玉门蘑菇滩农场原址采访(图片:艾晓明提供)
 
 
香港 — 

讲述甘肃右派劳改农场人间惨案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的制作者、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近日表示,她本人不仅受到多次约谈,当局还调查和骚扰她拍片采访过的受害者家属。艾晓明表明,去过几次夹边沟,眼见白骨被抛弃裸露荒野的她,不会恐惧,希望受访者也不要害怕。

总长近7个小时的《夹边沟祭事》今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但却无法出席的艾晓明教授,3月13日在微信上发文表示,为“夹边沟祭事”一片已经第5次被约谈,但已无话可说。

不过,令艾晓明不安和气愤的事,有公安去受访的遇难者子女家中,调查是否收到过她寄的光碟。而她的当事人刚刚脑中风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艾晓明表示,给她采访过的人寄光碟,是她作为作者的道德义务,即表感谢,又求指正,也为存念,但“你们调查,让年衰体弱当事人紧张不安,多少痛苦记忆浮现,又怎能没有后顾之忧,没有恐惧” ?

艾晓明强调,她不希望当事人因为她的采访而受到迫害,担惊受怕,活在恐惧中。她宁愿她的当事人指认是她的错或者她的罪。而“五七年所发生的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被妖魔化,被侮辱,审判,送夹边沟” 。艾晓明表示,“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够不够让你们相信,夹边沟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不是我所编造” ?!

据悉,艾晓明近期因《夹边沟祭事》一片受到当局很大压力,限制重重。记者连续十多次拨打艾晓明教授的手机,最后一次终于接通,艾晓明澄清,她几天前写的不是什么公开信,只是微信上的一点感言,不过,她不能接受采访,通话随后中断。

艾晓明:“我现在呀,我现在不能接受采访,那我也没办法,这个只能是以后再说。”

记者:“不允许您接受采访,是吗?”

83岁的北京知名老右派任众在艾晓明拍摄《夹边沟祭事》过程中曾给予协助。该片香港首映的数天前,任众就来到香港,以出席首映式。他在映后与观众交流,表达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心声,希望为争取中国自由民主和公平公义努力。

记者星期四下午经过多次拨打,接通任众老先生的手机,他表示,他从香港返回北京也被找谈话,询问情况等。

记者:“这两天艾晓明教授在网上发了个东西说,有一些她采访过的一些《夹边沟祭事》的家属呀,受到警方的调查。所以我就……”

任众:“我回来以后呀,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我回来以后,一下火车,就有人在火车车厢门前等我。就回来以后呢,第二天又有两个人来问我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就有这情况。”

记者:“都是北京的当地的警察吧?”

任众:“对,维稳办。”

50岁开始学习拍摄纪录片的艾晓明教授,从2014年4月起用了20个月,采访过近60位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以及当年的管教干部和他们的子女等,用镜头记录和还原夹边沟数千生命泯灭的历史和真相。

从1957到1960年,当局把3千多名右派分子送到甘肃河西走廊酒泉夹边沟荒漠、戈壁地带强制垦荒。粮食定量根本不足的右派分子们经历了罕见的饥荒,吃尽了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甚至发生了吃人的惨况,几千人饿死、病死、虐死,极少数人逃离,最后只有几百人幸活。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夹边沟惨案数十年后,大批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亲人的遗骨和历史,他们几经努力在夹边沟建起的纪念碑也被砸碎。像文革一样,反右近年也成为敏感历史。艾晓明在夹边沟拍摄过程中多次遭遇当地阻拦和跟踪,并受到公安和校方的约谈。

在中国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后,1992年经香港“黄雀行动”营救逃到香港,后辗转到美国的美学家高尔泰,也是夹边沟的幸存者。2004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高尔泰的自传式散文集《寻找家园》,揭露了他所亲历的夹边沟地狱般的残忍细节,引起强烈震撼。

中国纪实作家杨贤惠从2000年春开始在《上海文学》连载《夹边沟记事》多年。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部的夹边沟惨案,书名为《告别夹边沟》。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重新出版,恢复了原名《夹边沟记事》。杨贤惠的描述使夹边沟的惨况广为外界了解。

今年是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大型政治运动“反右运动”的60周年。反右始于57年4、5月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当时,毛泽东号召各界,主要是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建议改进。

但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决定违背承诺,从当年10月展开反击,形成后来的“反右运动”。尤为荒唐的是,很多单位将定右派标准简单化、指标化和比率化,造成许多人被冤枉。加上1958年的“反右补课”,全国至少有约55万人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

反右运动70年代末获得“纠正”,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被“摘帽”。但反右运动因涉及中共体制,官方至今不肯全面清算这一历史错误。

中国右派农场惨案纪录片在香港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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