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至11日，世界人权日，即12月10日前后，贵州省贵阳公民，维权人士陈西，申有连，廖双元，以及杜和平，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被贵阳警方剥夺了整整一周的人身自由。
贵阳警方为什么要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在人权日干这样的涉嫌犯罪的事情？陈西等被剥夺了自由后的经历和遭遇如何？请看他们的叙述。
陈西： “共产党就是法律”， 国保公然这样说
李：12月4日那天，他们是怎么抓你的，为什么要抓你，经过如何？
陈：当天下午三点来中，贵阳市市西派出所打电话到我家里，让我去派出所。我回答他们，我手上正有事，走不开，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好了。过了不大一会，我的房门被敲得响声震天。敲门人说，他们是派出所的。我要他们出示拘留证等法律文书，他们没有，我就把门关了。他们更加猛烈地敲门，吵嚷了两个来钟头。我想，我受不了，邻居更受不了。再说，等会夫人和女儿回来了，会受到惊吓的。于是，我只好打开了门，并坚持让他们出示法律手续。门外五六个人立时冲进家里，将我的手反扭起来，押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我问他们：你们到底是谁，谁是你们的头，你们抓我的法律手续到底在哪里？其中一个被称为教导员的说：我们是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我们执行的是政治任务，你知道什么叫做“双规”吗？“双规”没有什么法律文书，但它比法律还要法律。别给我提什么法律不法律的，共产党就是法律。
接下来，我被他们押到了市郊科苑宾馆，并被他们关进了一楼一间仅有五、六个平方米的房间里。我问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无法无天地对待一个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公民。市西派出所所长说：没办法，干这工作必须以服从为天职，我们只是执行上级派下来的任务，请你配合、理解我们。你出了事，我们会丢了职位，甚至丢掉饭碗。
我问这样的关押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他们说：“一两天不会结束的，安心住上个把星期吧。明说吧：我们就是要阻止你们的人权日活动！”
在这个宾馆，第二天清早八时许，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当时，在几个公安的“保护”下，我在宾馆里散步。突然，我听到几声凄厉的呼救传来：救命啊，我被绑架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打110报警，但是，我一下子就被他们围住：别管闲事！我立即似有所悟：这里是你们的黑牢吧？他们说，那是受他们保护的证人。
这可能是上访之类人权受到侵犯的“刁民”吧？他受到你们的“保护”，为什么还要呼喊救命？我质问他们。
因为那间宾馆太狭窄，白天晚上，看管我的公安们又要打牌，看电视，特别是抽烟。在我的强烈要求下，5日上午11时许，我被他们转移关押到了龙洞堡机场附近的邮政度假村。在这里，住的环境好些了，但白天，仍然好几个公安集中在房间里，打牌，抽烟，看电视，晚上，又不熄灯，根本就休息不好，可谓变相体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直到12月11日，即世界人权日的第二天下午两点来钟，我才重获自由，回到家中。
李：虽然不能到大庭广众之下宣讲你的人权理念，但我知道你对的性格和你对信仰的执着。你会珍惜在特殊场合对特殊群体进行人权知识宣传的机会的，是吧？
陈：当然。每天看管我的人，起码都有三个，并且每天都在换人。在房间里，在外散步时，只要一有机会，我都会向他们讲解人权概念，讲保护人权之于我、之于他们的重要意义，讲一党专制的危害等。他们听了我的宣讲，有的微微点头表示赞同，有的干脆说，因为这样的原因这样对待你，真是太荒唐了。其中年轻的警察，他们对六四镇压学生等尤感兴趣。有的听了，良心似乎有所不安，对我说，作为公安，他们也有不少牢骚怪话，也觉得有的事情这样下去不行，但是，无能为力啊，首先得生存，他们干这些，都是为了那几文工资。有个年纪较大的警察，他也知道六四事件，他对中国公安里的“军阀作风”，也很看不惯。“我和你的区别仅在于：你敢说敢做，我不敢说不敢做。”这位良知尚存的老公安如此感叹道。
这一周以来，我对三十来个公安进行了人权知识启蒙教育。从他们当时的反应来看，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多少已经被他们听进心里去了。虽然是共产党的专政工具，但作为一个人向往新知，向往更高层次生追求的人，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李：有人认为，这不是软禁，这是“硬禁”，甚至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绑架。这样的卑劣手段，对于两次坐过13年专制政权牢的你，是完全起不了“震慑”作用的，我没说错吧？
陈：中国的宪政民主，中国的自由和法治，这是我一生的坚定追求。目前的专制政权，目前的党棍官僚，他们犹如一头头没有驯化的野兽，只会给国家和人民制造灾难。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冒着被野兽侵害的危险，冒着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的灾难，也要坚定不移地将人权，将民主，将自由和宪政的火光，播撒到中国大地。
我出来的当天，就参加了贵州人权网上研讨活动。第二天，也即12月12日，我又与众多的人们一道，如约来到贵阳市中心河滨公园，参加了每周例行的人权活动。这天，为我们的人权研讨活动“保驾护航”的公安也不少。其中一个公安见昨天才放出来的我今天“悍然”又参加了这样的活动，不解而又悻悻然地迎上来问我：你还参加这样的活动啊？你知道《零八宪章》吗？你千万别搅和进去。我说，你既然看过《零八宪章》了，你就应该知道，我也是最初的签名者之一。已经“搅和”进去的我，只好继续“搅和”下去，直到将中国“搅”成真正的人民共“和”国为止！
绑架行为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说明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二是说明了绑架者的色厉内荏。
廖双元：旅游观光“案”惊首都、省会两地公安
在采访廖双元之前，先对廖双元的妻子吴玉琴进行了采访。吴大姐说，12月4日那天下午五点过钟，刚接到陈西夫人张姐的电话，说家里乱七八糟的，陈西也不见了，吴姐的家门就被人敲得惊天动地地响。只开里面木门，没开外面防盗铁门一看，是贵阳市市西派出所一个姓穆的年轻警察，他要进去查看廖双元在家没有。吴如实告知，廖不在家，只她一个女性在家，她不能给他开门。门关了之后，穆继续在外面敲门，并说再不开，他要想办法撬开门。后来，她家的电突然断了，她估计是外面的警察使的“下三烂”，就打电话到处抗议。抗议多时，电总算“死灰复燃”。
12月10日中午二时许，吴玉琴突然接到北京一个名叫赵昕的打来的电话，说是北京国保将带走廖双元。
省城国保追寻多日未果的廖双元，他怎么突现北京，为什么会惊动了首都警察?
且听廖双元的叙述。
李：网上盛传你失踪多日，大家都很关注你的安危，你怎么跑到北京，又怎么招惹他们了？
廖：说来真是哭笑不得。我是11月中旬就离开家的。此次出行，目的虽有顺带问问某维权事宜的想法，但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光旅游，放松心情。所以，离家多日以来，我历经了广西，广东，重庆，山东，上海等等。我是12月5日到达北京的。在北京，我参观了颐和园，十三陵水库等，当然也如到达其他地方那样，会见了几个老朋老友。10日那天上午，溜达到天安门广场时，我看到，广场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四周都有好多辆警车把守，中间还有好多辆警车巡逻。我知道，今天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有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呢。我本来10号早上就要启程回家，是北京的赵昕好客，让我多玩一天再走。我这样的敏感身份，今天不该出现在这个中国最敏感的地界，三十六计，我还是走为上计。
中午二时许回到赵昕那里，我说，我得马上回家。谁知赵昕意味深长而又神秘莫测地对我说：老廖，恭贺你了，回家，你不用挤火车，不用花钱了！说到这里，他用嘴呶呶家里的三个陌生人：你早上九点走，他们中午一点来的，外面车上还有两个。我立时反应过来：遭遇国保了！
我问他们身份，他们自称北京昌平区公安局国保，他们领导要见我，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让他们出示证件或有关法律手续，他们说在外面车上，但又不去拿取。我说，不见有关证件，我不跟你们走。其中一个叫陈世杰的国保在外面打电话，我听他在电话里说：“他不想走，派几个防暴队员来请他走。”这时，远在贵阳家中的妻子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不走，他们老在人家赵昕家纠缠，这会影响人家赵昕一家的正常生活的，很不好。
说得有理，走吧，我跟你们走。来到一个叫做平山王的派出所里，一个自称国保李处长的倒是客气有加：老廖啊，别见外，我也佩服你们南方的维权人士。不是我要难为你，是你的贵州老乡，贵阳国保要找你。今晚，你就在所长办公室委屈一夜，需要吃的喝的，说一声就是。明天早上，贵阳国保来带你。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过钟，贵阳两个国保来了。一见到我，没想到他们便忙不迭地感谢开了：老廖啊，不怕你笑话，我们没坐过飞机。不是因为你，不是偶然轮到这趟美差，还不知哪天有坐飞机的福份哩！
当天晚上七时许到达贵阳后，我被带到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在没有开具任何清单的情况下，他们收走了我身上的手机，相机，钥匙，现金，书籍等物。还说，我必须交代，我这次流窜，干了些什么勾当，见了哪些人等，否则，不许回家。
折腾到半夜，他们才把我带到一个叫做迎宾的旅社，并关进了001号房间。晚上，我住的房门被锁死，外面还有人为我站岗放哨。
直到12日傍晚六点三十分，他们才放我回家。临行，他们对我说：李元龙写了四篇文章，判了两年刑，你和你妻子，写它好几十篇了，该判几十年？还让我给我妻子传达他们的“好心”：回去劝劝你妻子，她如果继续写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她的退休金和生活费，就不要想领了。共产党给她钱用，她还谴责共产党，这像话吗？你得承诺，做好她的工作。
我说，我不承诺，我只负责转达你的话语——一定转达。
申有连：公安也承认他们的行为是绑架
12月15日这天，才与申有连联系上。
李：我知道，你被人软禁了整整一个星期。请你介绍一下你失去自由的这一周发生的情况，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软禁你等等，好吗？
申：好的，谢谢你的关注。12月4日那天下午五点来钟，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得山响。开始，我没有开门，但他们就这样一直敲着。后来，顾忌到亲人回家来后受到惊吓，我才开了门，问他们是谁，找我有什么事。门外四五个人说，他们是派出所的，仅是口头传唤一下我。我的家距离派出所很近，根本不需要乘车。但他们却硬将我塞上一辆车，并往派出所相反的方向开去。
我被他们带到了城郊乌当区的科苑宾馆一间房屋里。那里有一个穿公安制服，两个穿便衣的人等候着我。我大声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究竟想干些什么，有关法律手续在哪里?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执行上面命令。我又说，刚才你们不是说，仅仅是口头传唤吗，那么，与我对话的是谁？他们说，他们的领导会来与我谈话的。我抗议道：你们的这种行径，简直是绑架！没想到，他们中的一人居然说：你说的也不错，是绑架，我们也觉得这样的行为合乎绑架构成要件。但没办法，我们是奉命行事，只好请你配合。
到晚上零点，他们熬不住了，就到外面买了些东西进来吃。叫我吃，我不吃。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出去买食物回来吃，又叫我吃，我说，你们扣押我，已经超过十二小时了，既没有人问我什么，也不放我，还不通知我的家人，这算什么?我绝食。接着，我跑到窗子边，大喊：救命啊，我被绑架了，快打110啊！（我打断申有连：等等。在科苑宾馆呼喊“救命，我被绑架了”的，原来就是你？申说：对啊，就是我。你怎么知道的？我说：陈西说的。他当时听见你的呼救了，但他没想到就是你。申说：陈西也被绑架到了那里？我说：对。请继续讲）他们一听我呼救，就冲上来掐住我的脖子，不许我呼救。我将一个凳子推倒在地，愤怒地说：赶快叫你们领导见我，否则，我将不会停止我的抗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领导总算被电话请来了。我对领导抗议道：你们这是违法绑架，你们到底要把我关押到哪一天？领导说：我们这也不是抓你，只是想就什么人权日的事情和你谈谈。你得和我们呆到10号以后，我们这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没办法，你就忍耐几天吧。
我要求给我亲人打个电话，他不干。我说，你不让我打电话，我就继续绝食！他走到外面，打了一通电话，然后回来，说，我可以给我的母亲打个电话，前提是，先把电话内容写在纸上，他们审查并认为可以后，我只能照了纸上内容念，否则，就别怪他们不近情理。我只好如此写，并在电话里念给母亲听：妈，我不是说今天要来看望你老人家吗？我今天要出差，个把星期回来后就去看你。我要求再给妻子打个电话。领导说，连刚才那个电话，也是请示上级，经上级批准，他才敢让我打的。
关押我的房间太窄，我强烈要求换个地方。当天傍晚六点过钟，我被他们转押到了金安宾馆八楼的一个房间里关押起来。直到11日中午十一点半了，他们才放了我。
李：除此之外，你这一周之中还怎么和警察打交道？比如，你和他们说些什么？
申：开始的时候，连我上厕所，他们也不许关门，说，我不能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哪怕一秒钟。后来，也许他们见我比较文明吧，到了晚上，他们还带我到宾馆对面吃饭，到外面走走。
说来让人难以置信，虽然他们叫做执法者，虽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里了，但什么是人权日，联合国居然有个中国也签署了的《世界人权宣言》，他们都闻所未闻。几乎每天，我都要对他们讲专制政权的腐败，讲人权日的意义，讲《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讲我们开展人权活动的目的等。有时候，我结合警察可能被侵犯的权益来讲解，他们听了后，微微颔首：看来，这东西对我们也有用的。继而，“上当受骗”般哈哈大笑道：别说了，再说，我怕我会跟了你去干这名堂。我可不想丢掉我的饭碗。
李：如此的恐怖经历，会让你知难而退吗？
申：当然不会。这样多年来，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比这样恐怖一百倍的事情，我也经历过的，这算什么！当然，我不是说，我是为了吃苦而吃苦。说实话，如果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甚至是仅仅为了我的家族利益，我早都不干了，但是，我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我的国家，我的民族。你到网上看看吧，就在两三天前，我不是还发表了有关人权维护的文章吗。这，就是我给绑架我的机构和人的唯一回答。所以，我的信念只有更加坚定的，他们吓不倒我。我将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奋斗到没有任何人阻止我到大庭广众之下宣讲人权日，宣讲《世界人权宣言》为止。
杜和平：同情专制警察的被逼无奈
李：据说，你失去自由这一周以来，还可以和和家里人通电话，比陈西他们的“待遇”好些。请介绍一下经过和具体情况，方便吗？
杜：没什么不方便的。12月4号那天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呢，我们河滨社区的人就来敲响了我的门。开门后，来人说，管片警察找我有事。到了河滨派出所后，警察又说，是所长找我。所长说，他曾经专门为我的事情到局里开过会。还问我到底要搞些什么活动。我说，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开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也就是明天参加小王子的婚礼，10号纪念《世界人权宣言》。所长说，这两个活动，你都不能参加了。10号以前，你去哪里都可以，我们陪着你，你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
接下来，我就被他们送到了城郊一个叫贵州省珍贵动物救护中心的休闲山庄。直到12月11日上午十点来钟离开那里。
有一句说一句，出来后才知道，陈西、申有连他们的经历比我的糟糕多了。我认为，这和他们遭遇的警察素质有关。我的电话他们没有收去，但对我说，我只能和家人通电话，不许和其他人通电话。另外，其间，我还在他们的陪同下，去了一次图书馆，两次教堂。我也和他们交流过人权问题，说，人权是个普世价值观，如果你们警察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你们也就用得上保护人权的知识了。警察们说，是啊，我们警察每天上十好几个小时的班，这是有违劳动法的，但是，我们对谁说去？完了，说，如果有其他出路，他们怎么也不许可自己的后代干这个不讨老百姓好，也不讨当官的好的行当了。
他们曾经牢骚怪话地说，他们很不愿意执行这样的任务。上面叫他们控制我的行动，但是，“双规”吧，我没有那级别和资格享受这样的“特权”；拘留、逮捕吧，没有我犯罪的证据。什么理由，什么法律文书也没有，至于怎么控制我的人身自由，警察们说，上面给他们的说法是：这个我们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进入12月份以来，种种的威胁和警告还波及到了家属，“国保”们甚至公开威胁说，你们举行人权研讨会和关注人权，是朝监狱的大门越走越近了。然而，12月8日，贵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网上研讨会正式拉开序幕。12月10日下午两点，贵州公民第四届人权日研讨活动在几十个警察的“保驾护航”之下照常举行。黄燕明，李任科，吴玉琴，张明珍，等等数十人，都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12日，刚刚重获自由的陈西等照常参加了贵阳例行的周末河滨公园维权活动。尔后，吴玉琴，黄燕明，申有连，李元龙等有关人权日的文章，亦陆续见诸媒体。让实施非法拘留的人没有想到和沮丧的是：倒是他们“创造”的这一人赐良机，使得自己的部下接受了一回人权启蒙教育。
生养我们的国土上发生的这一幕幕或悲壮，或滑稽的丑剧说明，我们热爱的这片国土的政治生态、人权环境，距离法治、距离保障和尊重人权，还有很长很长，很艰难很艰难的路程，需要探索，需要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