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社会反抗运动（网络图片）
和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形态不同，当代现实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性结构，也即，在一切社会事件的背后，均是以指向某种类型的政治阴影为其起始的源头。此种角度，也同样适用于被中共极权所侵占的大陆区域。我们之所以认为，以中共为政权表征的大陆实际上并不构成现代层级上的国家体制（政治权力体），是在于，中共通过对共产主义的不断神化，在社会整体的领域内减灭了大陆作为国家的涵义、属性和质量。由此，也就使得某一些拥有特权的少数人对绝大多数社会民众进行控制及奴役的可能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自大陆近代史以来民主运动一直想要突破但却未能如愿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忽略了国家与特权者之间并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因此产生的一系列导致整个社会族群陷入困境的当代形态。
而从政治制度的视野出发，对于当代人类而言，其真正的意义是指，一切不存在民主的地区无论其是否在名义上具备国家的因素，均不在实质国体的范畴之内。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任何一种非民主体系的政治体，作为民众及自由社会均有对此进行反抗及制裁的义务和权利，这就是作为现代社会运动必要的反思策略，以寻求在被极权绞杀的现状下，逃离共同困境的道路。而正是在此意义上，一切民间性的反对运动，即是社会领域内对政治格局进行实际介入的现代状态。由此，才会构成对极权与反人类政治体制及独裁体系的革命性抗争。它通过来自社会阴影下个体作为被奴役和压迫者的身份的真实反抗，达成现代民主的基本元素中，对一切特权性质的不平等状况进行削减的愿望，而不论极权是否已将不道德的权力进行包装和神化，或以貌似合理性的面目执行其政治权力的使用和运行。
因此，越是沉迷于宗教化的政权就越是渴望通过社会的默许和承受来获得其在表面上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中共表现出的种种动作不但说明了其政权的伪道德状况，也同时在社会层级的语系中，以不可能和解的分裂性表明了其不合法的政权属性，它必须依靠收买和敲诈，维持自身足以获得持续运行、以谋取特别利益的进程，才有可能在内部分裂和社会分裂的绝境中得以继续。也正是因为这种状况，中共才会在“一带一路”时进行慷慨地“大撒币”，此种相互错乱的行为，从族群意识而言，则又揭露了中共出卖大陆华夏利益的实质，是在于中共惟有通过收买本土之外的非民主势力，才能在最低层面上，平衡大陆区域内持续不断的反抗行动对其政权所构成的致命影响，也明确了中共作为不可信任的独裁体系，在自身内部的范畴中即将瓦解的当代节奏。
“半民主状态”的政治悖论
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其著作《中国迈向未来之路》中，分析了未来大陆的几种政治格局。他认为，“半民主状态”也许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无论是对中共而言，还是对大陆民众而言，双方都能接受的选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对中共明显带有极大善意的论断并不存在事实及政治伦理上的可能性（还不要说政治逻辑）。这是因为，沈大伟在一方面并不了解大陆状况的真正病症所在，在另一方面，也并不能概括并提示出中共极权之于现实和政治层级上所包含的不能克服的权力特性，也即，共产主义在事实上就是一种政治与社会的暴力圣战模式（恐怖袭击）。共产党与极端的ISIS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自身代表了人类最后的、最高级的未来形态，都认为惟有自身才能净化社会，是独一无二和不可选择的统治者。同时，中共与ISIS一样他们都宣称不服从自己的就是政治异端，他们也都一样致力于不惜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杀戮以清除不同意见的民众和社会人士，也就是视生命为最不重要的存在，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不是在特殊状况下才会出现，而是经中共之手形成了具有普遍特性的日常状态。
经由此种对某种主义（共产主义）的神化（宗教化）所形成的政治形态，在本质上就是对宗教的模仿和抄袭，在此种前提下，所谓的半民主状态（也就是政治严格、社会宽松）的可能性等于零，甚至不会超过负一。而沈大伟以威权视野对现有中共进行论述，并经泛学术的角度来推测大陆的未来路径，既缺乏对大陆民众实际情形的深入考察，也无法超越政治主张及宗教模式对于当代大陆所构成的严重影响。也即，因其缺乏进行政治批判的勇气，从而在最应当深入的地方，误判了政治形势与中共极权之间，所存在的处于剧烈动荡的关键特征。亚洲大陆不是政治的特殊区域。大陆的一切问题依然是自由还是奴役的问题，而不管极权如何改头换面（形式与实质）。其二，半民主状态在本质上是将极权与自由的关系进行虚拟化，以混淆极权经共产意识的改装后所产生的政治绝对性，也就是，只有通过对绝对性的盲从，极权与共产主义才会得以在此现代社会中产生其内部的忠诚特性，否则，极权与共产主义将同时走向崩溃，并将在此之前生成倒塌的方式、时度和相对明确的社会征兆，然而，这必然会与中共进行执政和全面垄断的意图不符，更不可能接受多党参与的选择。
巧合的是，《德国之声》最近发表了一篇署名为DW的短文：《告诉我，共产主义去哪儿了？》，文章以极精简的方式追溯了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在全球状况中逐渐崩溃的过程，也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起点是“幻象与盼望”，但却最终演变成至今仍在弥漫的“恐怖与战争”。这种归结毫无疑问明确了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绝对性倾向，也就是，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试图将自身包装成一种排它性的政治宗教，它不仅包含了一切反人类文明的元素，也同时成为了对整个社会体系和生存环境进行毁灭的最大破坏者，这正好符合共产主义作为“幽灵”的明喻。但是，人们已经醒来，在与幽灵搏斗的过程中不断取得历史性胜利，更重要的是，这种斗争将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共产形态消失并彻底退出人类舞台。而中共作为当今最大的共产特权集团体系，同样要经历它从最疯狂直至最后衰落、消亡和终结的过程。由此，所谓的“陷入困境的转型”其真正的问题在于，以一种幻想式的学术推导大陆的未来之路，而在根本上忽视甚至淡忘了极权中共与其它统治形式和政治类型的重大差别，这种误解和刻意回避带来的则是对大陆的二次伤害，也就是，就现代社会的真实进程而言，转型的困境并不在于社会主体本身，而在于转型的危机首先取决于某种对民主制度的怀疑和犹豫心态（其中必然包含了对极权不恰当的善意和纵容）。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在被忽视的社会运动的反抗斗争中，就大陆区域来说，已经确立了以平民思潮为主要推动力量的现代民主模式，尽管，这条道路才刚刚开始，但毫无疑问，只有这种建立在实际状况中的由社会整体所塑造的民主运动，才能对中共极权构成致命的影响，更是逃离无论是虚构还是现实中的共同困境的必由之路。
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呈现了社会反抗所针对的共产主义思维的角度之后，作为一种对现实事态的批判，则又要澄清社会反抗在当代意义上的策略要素，也就是平民针对特权以营造现代民主范式的重要进程。由中共所发动的对大陆民众的不道德的“圣战”已旷日持久，与此同时极权内部的分裂又进一步导致了更深刻的社会危机，是撕裂社会群体的一个首要原因。因此，以当代民主的视野作为支点，进行政治批判以削弱极权专制的生存条件，则又成为某种策略性选择，以呼应在此时期中不断发生的社会性反抗事件，将转型困境引导至当代政治的宽阔地带，形成社会革命的深入性。这是因为，当下大陆的民间反抗已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段落中，告别了仅以一般维权作为社会抗争的手段，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通过无处不在的个体和群体同步进行的为维护自由与尊严所展开的反抗行动（尤其是网络时代通过信息的有效交换，在反抗思维中注入了理性和动力之后），就已成为对分裂性极权进行最终瓦解的一个决定性变量。
改良式革命：并不存在的先决条件
当民间反抗行为上升至社会运动思潮时，这种由社会批判走向政治批判的路径即已构成了当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元素，同时，这也是对社会反抗力量与斗争策略的一种现实性阐述，而不论其反对的方式、体量和局部手段。而在涉及到关于未来前景的论题时，在裴敏欣和王天成的对话文章《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前景与方式的对话》中，提出了一种“改良式革命”的观点。对话在分析了当下中共极权所要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后，以“改良革命”作为革命还是改良此一论题的终结，不仅显得意味深长，同时也超出了在狭隘的层次和领域内进行思考的困境。但尽管如此，对话依然未能澄清在现代民主的进程中有关于政治界限和社会运动之间的深刻关系，也就是从一般理论层面对未来前景进行某种可以描述的阐述，然而却缺乏对社会运动在面对即使是极权处于分裂时段时应具有的高效策略，和基于民主运动的时代性要求的重要反思。这种遗憾并不奇怪，是在于当社会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事实状况时，大陆民众的反极权历史，就已经为现代民主的理论，提供了打破政治、社会和民间革命三者之间差别与界限的参照。并且不但如此，当下大陆社会革命不仅是萌发、延展和呈现于某些特定区域，而是具有着不同时空的同步效应。由此，改良式革命，作为一种理论描述，与现代民主体系的大陆领域构成的则是一种不对称的呼应关系，是民间反抗运动的局部构成。这是因为，在民主转型和现代政治的视野之间，转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避免革命，而是要将转型形态匹配于现代民众在当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形成现代民主的元素和道路，以在制度及社会层面上体现大陆民众作为存在主体的意义和时代性。
改良式革命作为一种推论，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现代民主的轨迹，然而，当社会反抗运动朝向中共极权时，仍然要解决掉已经出现的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也即，中共政权在实际上是虚幻的产物，不应当享有在全球政治版图中作为国家的象征和权力主体。由此，当下社会民主转型就不仅是作为一种革命形态出现，而是要超越于一般的政治革命、成为民主转型在社会整体中的民主运动。它高于任何一种形式的革命，包含了现代民主的重要核心，即：成为压垮共产主义意识的一种划时代的思想实践，并反映于当下的大陆。而又正是在此意义上，以改良迈进、导致产生政治革命的先决条件在大陆其实并不存在，这不仅在于极权作为垄断一切的政治形态，它在本质上区别于人类制度在社会及政治层面上的应用规则，尤其是在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并形成其癫狂神性的构造时更是如此。而社会抗争运动则与改良式革命存在着视野的不同，并且更重要的是，社会抗争运动凝结了当下民众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情感向往，体现的是一种现代人性的信赖和遵循，是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相互映衬的现代状态。
当下中共极权在其政治领域的范畴内，呈现的其实是极权与专制的半混合体系，并没有超出极权的边界，也就是作为一种相当古老的权力封闭体系的历史延续而生成其统治状态，尽管也同时掺杂了共产思维与暴力杀戮的特性，但在本质上依然无法回避其内在的脆弱性。由此，作为在既有空间下展开的大陆民主反抗运动，也因其必然地要包含政治批判的时代要素，以及反击并瓦解（而非改善）中共极权政体的转型形态，进而在当代社会秩序的背景下形成其内在的连贯性和深入姿态。而政治批判则又意味着社会反抗斗争与现代民主的转型进程具有无可比拟的同质特征，是大陆民众逃离混合专制唯一的也是决定性的道路。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场改良式革命，不如说，这是大陆现代民主转型的社会思潮，与其描述或预测大陆的未来道路，不如反思并澄清社会反抗的理性密度和抗争策略，为的是，达成民主进入大陆、形成社会运动的一种现代状态，以回应根植于大陆民众心中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