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仲勋九十年代初再次得罪邓小平》已经介绍到了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生前曾倡导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六四”镇压之后，在万马齐喑的高压政治环境下，他依然坚持为言论自由发声，最后一次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小组讨论上要求延长会议一个小时听他主讲的仍然还是言论自由。
笔者从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源是，当时的习仲勋在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大放厥词”惹恼邓小平的内容并不是“保护不同意见”等几句“言论自由“范畴的内容，而是他习仲勋为了说明”保护持不同意见者“的重要性举出的案例。
高锴先生回忆说，习仲勋曾经在人大常委会的讨论会上讲过，“从我们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我经历的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
1990年月10月30日上午，是原计划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十六次委员长会议的最后一天， “不是会议主持人” 的习仲勋要求会议延长一天，专门讨论改进会风问题，遭到会议主持人以外地同志的机票已经安排好为由当场拒绝。
因为习仲勋当时是人大常委会的第一副委员长，党组副书记，所以当时既然他“不是会议主持人“，那肯定就是时任委员长万里主持会议。
高锴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特别强调习仲勋当时“不是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应该是意有所指，是不是在暗示是因为习仲勋的“越位”举动触怒了万里，导致他第二天就不能再回到人大常委会，笔者无法判断。但无论当时的万里在背后对习仲勋做了什么，依万里当时的普通政治局委员身份，肯定不是有权力让习仲勋立刻离开北京“休养”的人，有这个权力的只有邓小平一个人。
提议延长会议的要求被拒绝后，习仲勋不但“不知悔改“，在下午的第四组讨论会上，居然又要求主持人为他自己延长一个小时的会议，听他一人演讲。
按照高锴先生的回忆文章的说法，当时的习仲勋站起身来表示：因为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历史，请多留一个小时。他讲了很多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历史，各根据地之间关系很复杂，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说得很动情，总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更不要打成”反动派”，要保护不同意见，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意见。
高锴的文章里没有具体透露习仲勋回忆他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细节 内容，但中共党内无人不知，歌颂三十年代的西北红军，就是歌颂高岗。更何况当年习仲勋被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彻底打倒的那本小说之所以是”反党“，就是因为内容中有歌颂高岗，为高岗翻案之嫌。
笔者在内地的记者朋友曾经听到过的说法是，习仲勋最后一次到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表现和讲话内容当天就被汇报到邓小平处。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外界不得而知，但从情理上判断，几乎可以认定是习仲勋为西北红军“评功摆好“，并由此引伸出不能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对派“甚至”反动派“的呼吁，那怕真是没有直接提到高岗的名字，都会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感。
笔者曾经在本专栏里发表过《邓小平曾是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一文。文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在拼命炒作其“中国梦”的同时，也掀起了一股习仲勋宣传热—-此所谓父随子贵。当然，因为习近平已经下令不能用改革开放之后否定改革开放之前，说到底就是不能否定毛泽东，所以中共官媒体在歌颂习仲勋的时候只能把他当年惨遭政治整肃的责任全都归罪于康生一人。不过，即使抛开毛泽东的责任不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绝对是康生迫害习仲勋主要帮凶之一，或者说是当年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早在习近平还在福建省工作的时候，笔者为撰写《中共太子党》一书请教过一位中共体制内的党史专家，这位专家告诉笔者，他是因为奉命为另外一位老革命家撰写回忆录而被允许查阅过当年的一些中共中央文件。这些文件足以证明习仲勛当年党内挨整邓小平难辞其咎。
当时的邓小平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就连什么什么人是否适合参与习仲勛专案组工作，都是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发出指示，足以证明当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康生不可能事事都跳过邓小平，直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党内政治整肃。而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文革”之前已经对习仲勛挨整一事表示了口头上的后悔，并发出了“仲勛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
此前，毛泽东复述的康生纸倏上的内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被当成搞垮习仲勛的上方宝剑因而被中共党史界解释为无人敢于发出不同意见，那么毛泽东此后的“仲勛是个好同志”，甚至还反问“他有什么错”的讲话为什么不被当成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无论是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自然也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邓小平，还是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如果他们对习仲勛稍有一丝政治怜悯的话，此时把毛泽东对习仲勛的肯定性评价哪怕是在党内小范围内传达一下的话，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康生肯定不敢继续再对习仲勛打棍子、扣帽子了。由此可见，当时习仲勛被政治上整垮并失去人事自由，表面上是康生在扮演政治打手，但问题的根子出在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身上。
我们已经向听众们介绍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五十年代之初也还受到过毛泽东的器重，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不过，一九五六年召开中共八届一九全会时，出自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各大区的地方诸候，均被安排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唯有在此之前实际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只被安排为普通中央委员。特别是出自西南局的人马，前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和第三书记贺龙，均进入了八届中央政治局，邓小平还被安排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就是当时的西南局常委李井泉，一九五八年也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外，习仲勋在中宣部的部下胡乔木，也因为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而被安排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表面上看，西北局也有一个代表，也就是彭德怀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但是，这位彭德怀并不是西北地方出身，而是中央红军出身。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即安排由中央红军出身的彭德怀控制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野战军，似乎表现出他在取得全国性胜利之前，即已经开始防止西北帮与他代表的中央势力离心离德了。至于当时他派西北王高岗到东北主政，应该也有防止所谓地方势力向中央闹独立的考虑，至于后来高岗在并非本乡本土的东北地区也向中央闹独立，不过是高岗被迫自杀之后才强加到他头上的所谓分裂党的罪状之一。而高岗一九五四年自杀身亡之前被所有落井下石者们揭发出来的罪状之一，就有在想让他自己取代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前提下，提拔自己的人马，其中之一就是习仲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