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代替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在于中国不愿意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从而使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假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而政治止步不前，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假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置入式民主体制，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背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同时又不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要求。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该包括置入式民主，而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尊重民意的、自下而上的、直接选举的民主。

中国600多万大学毕业生，成为执政者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了让这些大学生平静地走出校门，不会引发社会动荡，中央主要领导四处奔走，殚精竭虑。国务院总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学生座谈时，这所学校的负责人大胆建议，将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留到学校。这显然是一种非常荒唐的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中组部和团中央不失时机地发出号召，希望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到农村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了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去任职，团中央和中组部公开表扬担任村领导干部的大学毕业生，中共中央总书记更是寄语这些大学毕业生\”村官\”，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到农村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背后，是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和执政者的焦虑。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置入式民主政治改革，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很难有效继续推广下去。

中组部和团中央树立的典型，虽然客观存在，但是不具有可复制性。大学生到农村人生地不熟，要想开展工作，非常困难。部分大学毕业生之所以能干出成绩，有些是得到了基层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恰当的扮演了\”白手套\”的角色；有些是大学毕业生自己家庭实力雄厚，可以利用家庭资金在短期内为当地村民办好事。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后，既没有创业的资本，同时又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成为缺乏根基、无依无靠的\”浮萍\”。不少大学生在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后，难以忍受寂寞，无法摆脱贫困状况，不得不投亲靠友，或者发愤苦读考研究生，走出农村，重新融入城市。

中国当前这种置入式的民主政治改革，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执政者也想借此巩固基层政权。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种做法既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难以实现执政者巩固政权的目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可以向各地派遣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官员必须听命于上级领导。可是，现代民主是一种扁平化的民主，政府官员必须首先接受当地居民的考验，如果缺乏群众基础，或者得不到当地居民的支持，那么，纵然胸怀大志，也难以有所作为。中组部和团中央近年来向各地派驻了不少青年干部，希望以此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冲淡中国政治的暮气。可是这些\”天外来客\”，非但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也得不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在行政岗位奇缺的情况下，中央派出的官员越多，与地方官员产生的矛盾就越大。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必须本地化。而中央政府向各地派出党政官员，不但颠覆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且会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产生许多矛盾。在中部某个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刚刚投票选举出市长，可是，中央政府一声令下，便将这位市长上调到中央。当地一位教授拍案而起，连夜制作诉状，状告中央有关部门强奸民意。这样的诉讼当然不可能被公开，这位教授也因自己的莽撞行为，而不得不辞去职务。这说明中央政府随意向基层选派官员的做法，已经严重动摇了中国的政治体制。

当年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的时候，对人民代表制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划，为了防止人民代表脱离群众，马克思明确要求人民代表必须来自当地居民，而且其工资水平不得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马克思之所以对细节问题如此重视，就是因为他试图改变西方议会制度中存在的弊端，防止在公民社会出现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可不幸的是，马克思当初设计的人民代表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无一例外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象。许多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国家，人民代表既无法监督政府官员，同时又难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在任免政府官员时，人大代表对中央派出的官员一无所知，只能根据组织部门的调令，举手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必须由当地党员选举产生，可是根据中组部和团中央的有关规定，一些大学毕业生不远千里到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或者当党支部书记的助理，根本不符合党章选举的规定。这样的政治安排，充分反映出执政党的革命性特征。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必须由当地村民选举产生，可是，在当地村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中组部和团中央可以向农村自治组织派驻大学毕业生，这样做既侵犯了村民自治组织成员的合法权利，同时又为各种矛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不可以利用自己的执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协调调配青年干部。但是，执政党不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外，另起炉灶。在许多民主国家，执政党向某个选区输送候选人，必须考察侯选人的政治倾向，然后由获选人向选区居民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接受选区居民的检验。当前这种置入式民主改革模式，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事前没有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事后也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或者中国共产党章程，履行必要的程序。这些下派到基层的大学毕业生，就好像挂在树梢上的书包，随风飘荡。如果当地村民善良，而挂职锻炼的大学毕业生又有真才实学，那么，大学毕业生可以逐步熟悉环境，并且接受当地村民的考验。反过来，如果农村矛盾非常复杂，而大学毕业生又急于求成，那么，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非但不能建功立业，反而会激化当地矛盾，产生许多不安定的因素。

置入式民主不是中国执政党的发明，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如此重大偏差，确实令人扼腕叹息。长期执政，使得执政者缺乏政治敏感性，缺乏对宪法的起码尊重。在干部的选拔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合情理的现象。地方选民之所以接受这些\”天外来客\”，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反抗不可能其他任何效果。表面上看，执政党通过置入式民主模式巩固了自己的基层政权，但从本质上来说，执政党正在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地削弱自己的根基，从而逐渐成为一个缺乏民意基础的执政党。

当前中国的政治架构出现了\”空心化\”现象，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财力，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汲取财政收入，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通过发展房地产，竭泽而渔。由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房地产业面临重大转折，地方政府财政将会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在基层精耕细作，巩固基层政权，那么，民主发展的步伐越快，执政党失去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防止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城市街头寻衅滋事，而发动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可能会将矛盾转移到基层，从而形成全国性的燎原之火。中央决策者应当尽快改变这种不合时宜的置入式民主做法，扎扎实实地推进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在巩固社区自治成果基础之上，不断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让社区居民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选择基层负责人。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不折腾\”。外界将此概念解读为执政者既反对左派重新回到过去的观点；同时又反对右派三权分立的观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改革开放。这种解读方法虽然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但却不具有可操作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代替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在于中国不愿意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从而使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假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而政治止步不前，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假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置入式民主体制，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背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同时又不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要求。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该包括置入式民主，而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尊重民意的、自下而上的、直接选举的民主。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改革，那么，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种置入式民主改革，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而是一种延缓社会矛盾，掩盖社会冲突的权宜之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扎扎实实，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真正实现主权在民。

中国在享受了\”人口红利\”之后，迎来了就业高峰。大学毕业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毕业即失业可能会在中国一些城市引发革命性浪潮。而生活水平下降，会让许多城市居民跟随大学毕业生走上街头。假如中央政府不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加快基层社区建设，那么，局部社会矛盾可能会引发全国性的大暴动。发生在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动乱，足以提醒中国执政者，继续让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锻炼\”，他们收获的将是苦难，而点燃的将是革命火种。假如继农民工、退伍军人、城市失业工人之后，出现返城大学生集体闹事的现象，那么，执政者在执政60周年的时候，将会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