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峰会（网络图片）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关于中国将取代美国担当世界领导者的论调甚嚣尘上，这些论调如果仅来自愤青们、五毛们、御用砖家叫兽们、国外那些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又以“中国通”自居的外国人，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愤青们、五毛们既不了解历史、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也不了解世界，而御用砖家叫兽们则是为了自已的饭碗，和获得中共当局的青睐而眛着良心胡说八道，那些外国的“中国通”们或因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或是被中共的金钱所收买而持这种论调，这在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和世界上都不奇怪。
这种论调在美国新总统特郎普上台前后，宣佈要把美国自己的事办好放在第一位；要求其他民主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正式簽署法令宣佈退出TPP协议后更加強烈。这些人认为：这些都是美国已经衰落，无力充当世界领袖，和主动放弃充当世界领袖角色的宣示。可悲的是中国大陆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共当局官方也持有同样论调，这表明他们对世界的现状和中国大陆的现状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之所以如此，这都是因为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为欺骗国内民众和外国人士而编造的种种虚假的统计数据、誇大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军事方面的“辉煌成就”等等，长时间反复的宣扬，到后来连中共当局及其最高领导人也丧夫了最起码的自知之明，对这些虛假的宣传也信以为真了，竟至于中共当局及其最高领导人也自认为中国大陆已具备充当世界领导者的实力和资格。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袁世凯称帝的前车之鉴，他也是被他的儿子袁克定、楊度等人制造的虚假的民意误导，才导致他走出遗恨终生的“称帝”这一步错棋的[註：1]。
中共最高领导人近年常以自封的世界领导者的姿态频频亮相于各种国际场合，例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和去年卄国集团杭州峰会上，都模仿中国历史上“外邦”朝觐天朝皇帝的形式，让与会的各国元首排着队依次接受召见。在卄国集团杭州峰会上宣称：“让我们以杭州为起点，引领世界经济航船，从钱塘江畔再次扬帆啓航，驶向更加广阔的大海”；“要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以我们的智慧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为全球治理书写新篇章”；还在今年初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壇2017年年会上大言不惭地宣称：(我们)不会犯“红眼病”，不会抱怨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机遇和丰厚回报。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如果说这些要充当世界领导者的讲话和表演，还有点遮遮掩掩的话，那么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壇年会后召开的吹风会上的讲话，就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中共当局要充当世界领导者的狂妄野心。张军在吹风会上说：“如果有人说中国在世界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那不是因为中国冲到了前面，而是(原来的)领跑者退缩了，从而把(领跑者的)位置留给了中国”。张军还说：“若中国被要求扮演领袖角色，那么中国会承担其责任”。熟悉中共官场运行规矩的人都知道，张军先生仅为外交部国际经济司的一个司长，如果没有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授意和指使，他个人是决不敢发表这种言论的。所以张军先生在吹风会上的讲话就是习XX和中共当局要表达的意思即：中共当局要充当，并且有能力充当世界的领导者，世界也需要中共担当领袖。
针对中共当局及其最高领导人这些完全丧失了自知之明的言论和作派，让我们从中国大陆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现状来分析一下中共当局是否具备充当世界领袖的资格和能力。
1、经济方面是中共当局认为是自己可以拿得出的向全世界炫耀的一张“王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当局以“爱国”为口号，以种种优惠政策、廉价的劳动力和剝夺农民工的一切基本权力为诱餌，吸引了大量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资金和技术；又以同样的方式(除“爱国”的口号之外)以及利用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一厢情愿的错误观点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共的共产极权社会必将逐渐走向民主法治；中共当局还不惜牺牲民众和子孫后代的生存环境，和对国内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利用西方发达国家把高能耗、重污染的传统重工业如钢铁、治金、建材、化工……等这些行业大量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的“机遇”。中共当局再以剝夺中国大陆民众的最起码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导致的廉价劳动力为诱饵，不惜生态环境遭到几乎不可逆转的严重破坏，和牺牲子孫后代的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吸引了大量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人为地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将中国大陆的GDP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甚至更高(且不论这其中含有的水份有多少)，长达近四十年之久，从而使中国大陆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畸形发展。
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严重依靠向其他国家倾销其牺牲民众的生存环境、牺牲大陆民众（特别是农民工）根本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发展，而生产出的亷价的中低端产品的外向型经济、这是一种严重依靠国家大力投资各种大型基本建设(诸如：机场、高铁、普通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城际铁路……)，和无限度的房地产开发维持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近年已逐步显现，这即使从国家统计局那充满水份的统计数字中也能看出，这些统计数据也已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实际情况远比那些充满水份的统计数字所反映出来的要严重得多（这方面详细情况笔者在以前所写《坚持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突破不了中国困境──评五中全会公报》一文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详谈。该文发表于《民主中国》2015年12月1日），这一点凡是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每一个中国人想必从每个人的不同角度都会有亲身的感受。
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是这个国家自身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而不是自已想成为就可以成为的。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首先要以巨大而先进的经济实力作基础，看看十九世纪世界的领导者大英帝国；二十世纪和现在的世界领导者美国，无一不是这样。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来看其经济总量去除水份后与美国相距甚远[註：2]，若按人均计算相差就更远。经济的质量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经济产出的是以創新为基础的高、中端产品为主。百余年来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创新都源自美国，诸如：电力、电灯、汽车、飞机、收音机、原子能、半导体、电视、电子计算机、电脑、手机、油页岩开采加工技术的突破……等，几乎无一不是美国最先研制出来并转化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和经济之所以长盛不衰，始终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最根本原因。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強大的引导能力和良好的示范性。这是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最坚实的基础。
反观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建立在国家强权和暴力支持下的，以盲目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无限度地开发房地产业；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无限度发展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化工业；以无限度发展劳动密集型来料加工外向型中低端产品产业；无限度发展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外向型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这是一种不是由市场主导的，而是由国家意志(也就是中共的意志)強力主导的半市场、半计划式的畸型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以牺牲民众的政治经济权利、以牺牲社会公平正义、以牺牲社会文化道德为代价、以牺牲民众生存环境和子孫后代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由中国大陆这种扼杀自由思想、扼杀独立思考精神的共产极权体制所定了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不具备示范性、先进性和可重复性，这是一种只有在中国大陆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之下，依靠国家暴力才能推行的畸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到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种经济不仅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且也已面临全面崩溃的深渊。如此没有先进性、示范性、可持续性和可重复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此严峻的经济现状怎么能象在杭州峰会上所吹嘘的那样：“让我们以杭州为起点，引领世界经济航船，从钱塘江畔再次扬帆啓航，驶向更加广阔的大海”；“要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以我们的智慧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为全球治理书写新篇章”？
2、其次从文化方面来看：中国大陆历经两千多年残酷的高度集权的皇权统治而形成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本身就是精华不多，糟粕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又历经中共当局六十八年的共产极权统治对其精华的无情而彻底的摧残、扭曲，和对其糟粕的不断“发扬光大”，使得中国文化到现在沦落为赤裸裸的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和利益崇拜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精深研究的谢几何先生[註：3]把中国大陆的传统及现代社会文化总结为是一种“权力拜物教”，这是对中国大陆传统和现代文化的非常精准的认识。
从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所谓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所反映出的文化思想来看：“水浒传”宣扬的是对无辜生命的蔑视、残忍、仇恨、对皇权的效忠和崇拜、对女性基本权利的蔑视和清官、明君情结；《三国演义》宣扬的是忠君、对皇权的崇拜、权谋、诡诈、奴性；《红楼梦》反映的是对权力的崇拜、对主人效忠的奴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对生命的冷漠；《西游记》虽为神话故事但仍借神话宣扬皇权崇拜、奴性、皇权社会的等级观念。从这四大代表中华文化“精华”的名著中，看不到平等、博爱、民主、自由、人权、对生命的尊重、怜悯、感恩等普世价值观念的踪影。这就是中华文化为什么不能产生雨果的《悲惨世界》、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那样不朽的作品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悲惨世界》中，米里哀主教对遭遇社会的不公，受尽苦难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冉阿让表现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怜悯、博大而深沉的爱，以及对冉阿让所犯的过失(这种过失按中华文化的标准来衡量是有点“恩将仇报”的性质，这是中国人决不能容忍的，也更是得不到宽恕的)所表现出的宽容大度，不仅从警察手里拯救了冉阿让，更是拯救了冉阿让的灵魂，使冉阿让由一名“罪犯”升华为一个像米里哀主教那样，对他周围的人充滿最深沉的怜悯、大爱和品格高尚的人，就连那个冷面无情、忠于职守的、一心只想把苦役船上的逃犯冉阿让抓捕归案的密探沙威，最终也被冉阿让身上表现出的对他人(包括作为他的“敌人”的沙威在内)无比深沉的大爱和宽容大度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令沙威在冉阿让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竟投河而死。《基度山伯爵》虽然也宣扬惩恶扬善，同时也宣扬感恩、对他人的关爱和宽容。
当代的中国文化比之传统的中华文化更加腐朽没落。看一看中国大陆当代的文学作品、影视文化所宣扬的、所歌颂的仍是对权力的崇拜、歌颂；对奴性的美化赞扬；对战争、仇恨的宣扬；对历史的扭曲；对现实的美化；对罪恶的掩盖；对人性的扼杀；对生命的蔑视；对普世价值观念的抵制歪曲丑化，以及诱导民众特到是青年人沉缅于灯红酒绿的物质享受，不去关注、同情他人的苦难，不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此陈腐、没落、专制的文化怎么会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怎么能对其他国家起引导和示范作用？一个拥有如此陈腐、没落、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怎么能有资格担当世界的领导者？
再看一看从古希腊、意大利的传统文化发展起来的；以基督教平等、自由、博爱精神为基础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论是在古希腊的城邦文化，还是意大利的古罗马文化中都没有对君权的盲目崇拜和颂扬，有的却是对以君权为代表的权力的制约和对公民平等以及民主权力的尊重(古希腊各城邦国家的重大事务均需由全体公民投票表决作出决定，古罗马时代的元老院不仅有权对国家的重大事务作出决定，而且有权罢免执政官)。对待以皇权为代表的权力的态度，以及对个人权力的态度，是中国、西方的传统和现代文化最根本的区别之所在，中西文化的所有差异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西方传统文化虽也经历了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但基督教经过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捷克的约翰.胡斯在十四世纪发起的，最终由德国的马丁.路德于十六世纪基本完成的宗教改革后，不仅恢复了基督教原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而且使之更加人性化了。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是在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解放了欧洲人的理性与思想，随着欧洲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的不断进步，促使了十八世纪欧洲啓蒙运动的发生，经过啓蒙运动、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和1789年3月4日美国宪法的诞生，最终导致西方现代文化──普世价值观念的基本形成。此后又经历了两百多年的不断完善，普世价值观才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它包含了人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多元文化的精华。这种文化本身的先进性、普适性使它对许多后进的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引导作用和示范作用，只有具备这种先进文化的国家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3、让我们再从政治方面来分析一下中国大陆具不具备充当世界领导者的资格。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现在实行的是一种一个人和一党高度集权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扼杀人性、剝夺个人的一切民主权力和自由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广大民众被剝夺了言论自由、被剥夺了监督当权者的权力，而一党一人可以不受制约地为所欲为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因不受民众监督和制约而丧失了自我纠错功能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以牺牲广大民众的政治经济权益，而为执政的极少数权贵集团牟取巨大政治经济利益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必然兹生贪污腐败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打击、扼杀人的独立见解、进取精神和创造性；同时又奖励、提倡奴隸式的顺从态度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崇拜暴力、宣扬仇恨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的前身──共产极权体制，在上世纪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因这个体制对它自己制造的“阶级敌人”的迫害、镇压，和它自己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就让人类为之付出了近两亿人非正常死亡的惨重代价(仅在中国大陆就造成了八千万至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 。中国大陆这个昔日的共产极权体制到现在已经演变为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版的共产极权体制，其共产极权体制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在经济方面引进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机制，这个共产极权政治体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就已经在全世界臭名昭著了，已经被扫进了人类历史的垃圾堆。到现在只剩下中国大陆和北朝鲜仍在苟延残喘。
看看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困境诸如；环境遭到几乎不可逆转的严重破坏，已到了危及每一个人的生存的地步；社会丧失公平正义，黑社会猖獗，官匪一体化日趋严重；贪腐已到官无论大小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的地步；整个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财富进一步向以红二代、官二代、官僚集团为主的权贵集团集中，普通民众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由于中共当局实施教育、医疗卫生产业化和土地财政政策，导致底层民众仍处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悲惨境地，甚至由于丧葬事务、墓地被政府部门通过代理人变象垄断而导致的丧葬费用和墓地价格的暴涨，许多地方的底层民众已到了死都死不起的地步；盲目发展导致的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环境破坏型、资源浪费型产业、外向型、以生产中低档产品为主的制造业、房地业、基础设施建设行业都已到了不可持续发展，开始走下坡路的地步；盲目扩大投资使得货币发行量猛增造成的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已使得低收入阶层陷入生存困境、社会各阶层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得维权事件、群体事件的数量逐年增加……等等，对前面所列这些中国大陆社会存在的问题，穷根究底地分析其原因，最终都能只得出一个共同的答案：那就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中国大陆的这种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政治体制所制造成的。一个实行如此反文明、反人性、与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格格不入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政治体制的国家有资格成为领导世界的国家吗？世界上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能让这样一个国家来领导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4、最后让我们从军事上来看一看中国是否具备领导世界的能力。当今的世界面临流氓国家、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要担当世界领导者，必须具备遏制、震慑、打击这些威胁的必要的军事能力。近年来尽管张召忠、尹卓、罗援、宋晓军……之类的军事砖家们、军迷们、愤青们大肆吹嘘中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強大；中国的武器如何先进；军队如何训律有素；国产歼20的许多性能已超过美国的F22；中国的航母已形成实战能力……等等，似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强国(如果仅就军队的人数而言，则此言不虚，可惜现在已不是靠中共擅长的人海战术决定战争胜负的时代了)。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中共当局的军事指导思想陈腐落后，仍然认为人数和人的勇敢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这表明中共当局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头脑中仍然没有摆脱被中共当作致胜法宝的“人民战争”和“人海战术”的影响，以致时至今日中共当局在和平时期仍然维持多达两百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许多地方仍在搞民兵训练。直至去年的军改才意识到这样做的愚蠢和不合时宜。
其次看一看中共这支庞大军队的素质，由于军队内部的权力比党政部门更加不受监督、不受制约，必然导致军队内部的腐败比党政部门更加严重。作为主管军队事务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郭伯雄上将先后以贪腐罪被查处。据去年末有关资料统计，近年来到去年底为止，被查处的少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已超过一百名，今年才过了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又有二十多名将级军官因贪腐而被查处。这些高级将领被以贪腐罪名查处，其中许多是因在中共的内斗中站错了队而被查处的，至于那些因站对了队而未遭查处的贪腐高级军官人数就更多。
在军队内部想晋升必须花钱向上级买(行贿)已是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哪一级升到哪一级，都有人人都知道，但又不能明言的“明码标价”。笔者有位朋友，他的一位远亲在某军事院校担任领导，军衔已至大校。朋友问他，何不再花点钱晋升至将军，将来退下来后，不仅待遇比大校要好许多，而且被人称作“将军”那感觉可不一样。不料他的大校远亲回答道：“这是花点钱就可以搞定的吗？没有一百多万你口都不要开，我花这一百多万还不把我的家底都掏空了，我已五十好几岁了，就祘我买了个少将，过不了几年我就要退休了，你说这短短的两三年内，我花的这一百多万，我能捞回未吗？”说得我这位朋友哑口无言。
军队里的士兵大多是农村、城镇升不了学的学生和失业青年，他们之中家境富裕的希望花钱买个下级军官，再花钱慢慢买上去，然后又向他下面的士兵、小官卖官以收回成本，并盈利；他们之中家境贫困的，无钱买官，只能指望退伍后，有个退伍军人的名份找工作方便一点。这些士兵眼见他们的长官贪污腐败、为所欲为、吃香喝辣，自已都没有份，都心怀不滿。一旦遇到战事这些士兵会为这支军队去卖命吗？一支腐败到如此程度的军队，它能对付流氓国家、它能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吗？要它对付国家恐怖主义就更不可能，因为中共自己对内实行的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恐怖主义。如此贪污腐败的军队你还能指望它充当世界警察在世界各地维护公平正义吗？一支这样的军队，它除了在对付国内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时能表现出它的“英勇无畏”(就象它在“六.四”事件时屠杀学生民众所的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一样)之外，它对外是不能有任何作为的。看看这支“腐军”在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中的表现就知道。看看被中共当局大肆吹嘘的派往中东海域的护航舰队的表现就知道，从第一批派往中东海域的护航舰队开始至今已十余年，至今未见该护航舰队辑拿过一个索马里海盗、至今未见其成功解救过任何一艘被海盗们劫持的船只。倒是有一艘八万吨级的我国的油船“新德海”号，就在我们这支护航舰队护航期间，被索马里海盗劫持至索马里海岸后又回来了，不过不是被我们的护航舰队解救回来的，而是我国花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从海盗们的手中赎回来的(倒是这两天有一艘外国商船被海盗劫持，中共护航舰队的“玉林号”军舰赶到，舰上的“特战队员”不敢登船，“玉林号”只好绕着该商船兜圈子，在印度海军一架直升机的协助之下把海盗吓跑了之后，“玉林号”上的“特战队”的“勇士”们才敢登上商船“解救”已经不处于被劫持状态下的船员)。这就是中共这支被大力吹捧的“远洋海军”的“杰出”表现。
再来看看被军事砖家们、愤青们、军迷们大肆吹嘘的这支“腐军”的装备到底有多先进。现在举世公认的当代武器装备的总体状况是：美国是第一流；俄罗斯、西欧是第二流；中国大陆顶多只能勉强祘个三流，这从中国大陆还要向俄罗斯购买战机、战机发动机、战舰、潜艇等重型武器便可以知道，中国大陆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肯定要比处于第二流的俄罗斯要差一个档次，所以说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在世界上顶多只能祘个第三流是有充分依据的。如果考虑到以色列、日本的许多主要武器都购自美国的话，那么把中共军队的装备列为世界上第三流还实在是有些抬举它。
拿几件主要的武器装备来作个对比就更清楚：先看战机，中国大陆空军目前服现役的战机最先进的恐怕还要祘从俄罗斯购买的几十架苏27和苏30，而俄罗斯的军机已发展到苏35和T50。俄罗斯的苏35和T50与美国的F22、F35在作战性能上、稳定性上、隐身性上又有差距，所以中共空军的先进程度仍然只能勉强排在世界第三流。至于被中共的军事砖家、愤青们、军迷们大肆吹嘘许多性能已超过美国的F22的、在去年珠海航展上亮像的歼20，就连这些人自己也承认歼20在隐身性能方面不及F22，仅就这一点而言，这对歼20就是致命的，设想假如歼20和F22同时从各自的基地起飞，歼20因隐身性能不好，人家F22早早就发现了你的踪影，你的飞行高度、速度、方位早就被F22上的电子作战系统测祘出来了，这些参数又迅速被输入F22上的火力打击系统。你歼20还没有发现人家，人家的空空导弹就打过来了，当歼20的飞行员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击落了，此时你歼20纵有再多的优势(且不说歼20究竟具不具备所吹嘘的这些优势)也只能掉到地上去发挥了。此外据有关专家介绍：歼20的发动机使用寿命短，飞50个小时就要进行大修，而美国所有战机的使用寿命都在一千小时以上，这更是巨大的差距。此外歼20才刚完成试飞，还没有量化生产，离正式装备部队还有一段时间，而美国的F22、F35早已正式服役形成战斗力了。
再看航母则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更大，中国大陆唯一的一艘航母“辽宁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从乌克兰当作废钢材买回来的一艘未建造好的航母(只有船体其他什么也没有)，经多年的装配之后，才于五年前下水试航，航母上配上了国产的歼15舰载机(据报导总数不到十架的歼15，去年在陆上训练时就摔掉了一架，飞行员也遇难)，该航母排水量约四万吨，常规动力，搭载飞机数量约20架左右，由于未掌握蒸汽弹射起飞技术，所以船头只好上翘，以使飞机起飞离舰时，有一个成一定角度向上的初速度，以使飞机不致掉到海里。前两天从凤凰卫视上看到中共当局正在建造的两艘航母，它们的船头仍然和“辽宁号”航母一样是往上翘起的，这表明国产新航母仍然没有掌握这种美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使用了的蒸汽弹射起飞技术。而美国现在有的航母已采用电磁弹射起飞技术。美国航母总数已达12艘，最大的航母排水量已超过十万吨，全部是核动力，每艘航母可搭载八、九十架战机，每隔20秒钟就可弹射一架战机，对比一下就知道中国大陆航母与美国航母的差距有多大。
一支如此腐败、装备如此落后的、连世界上第三流都祘不上的军队能履行世界领导者的责任吗？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所谓世界需要中国来领导；中国也有能力来担当领导世界的责任的叫嚣，不过是中共当局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白日梦而已，千万不可以把它当真。
2017年4月10日写于望春轩
[註：1]：当年袁克定、杨度及袁世凯手下的一些将领为了个人的私利(想当太子和开国元勋)，和崇尚德国和日本那种皇帝手握重权式的“君主立宪”体制，为促使袁世凯“称帝”不惜专印一份供袁世凯阅读的《顺天时报》，在这份专印的报上发表各种拥护“称帝”的言论，和反映各地拥护“称帝”的民意。这些人还组织“筹安会”对袁世凯进行“劝进”、组织各种“劝进团”游行、晋见袁世凯进行“劝进”。这些由袁克定等制造的虚假的“民意”致使一向精明老道、且不乏自知之明的袁世凯，也被袁克定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虚假的“民意”所误导，而走出“称帝”这一步臭棋。当然袁世凯“称帝”与他头脑中残存的帝王思想也有关系。
[註：2]：据南方财富网2017年3月1日公佈的引自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的数据：2016年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32％、中国大陆占14.87％。考虑到世界银行所引用的中国大陆的统计数据中所含的水份，中美之间经济总量的差距实际上比这个数据所反映出的差距更大。
[註：3] ：谢几何1946年生，原藉浙江绍兴，生长于湖南长沙，1965年因出身不好，被剝夺上大学的机会，被当局作为早期“知青”下放湖南郴州农村。他曾参加“知青”的造反派参与“文化大革命”。谢几何聪慧而好学，在文革中逐渐觉醒，认清共产极权体制的弊端，为探索外来的共产极权体制何以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延续至今的根源，专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多有著述问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大陆现在的社会现状的文化根源都有许多独特而精道的论述。他总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崇拜、颂扬以及慑服于权力的奴性。他仿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李宗吾的“厚黑”学和以“厚黑教主”自称，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权力拜物教”，友人戏称他为“权力拜物教主”，他也笑纳，从此他也以“权力拜物教主”自称。谢几何是一位自学成材的民间思想家，他常以“草根思想者”作为自己的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