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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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即扩张，其是无止境的，先是本国，之后是海外，乃至全球。
早期资本主义的有五个不可抗拒的动力：1、利益至上；2、不断扩张，占有市场；3、获取更多的资源；4、殖民；5、垄断。
资本冲入世界，首先带来的国家、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先进国家间是对市场、资源与殖民地的争夺；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是，前者强迫后者开放国门、主权、市场，掠夺其资源，并殖民；落后国家或自甘沦陷，或挣扎自卫，或奋起直追，使自己成为列强——虎狼之国，所谓脱亚入欧即是。
早期资本主义野蛮、血腥，唯利是图。此时期，丛林原则主导世界，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国家间，与邻为壑、弱肉强食，或为鱼肉，或为刀俎。一战爆发是之集中体现。在此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成为世界主要潮流。共产主义是世界主义的乌托邦意识，但是具体到每个共产国家，其内里都是民族主义，苏联乃是俄罗斯帝国最大限度的扩张。
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农耕国家，中国乃天下，其民族及国家意识很淡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起源于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即是在列强的冲击下刺激起来的。“五四”运动本是个人主义启蒙的青年文化运动，但转眼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是典型的事例。
近代史中，先发工业国家先行一步，其工业革命源于国家内部，工商阶级兴起，新思想新科技频频产生，为谋求利益，科技转为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工业革命。也就是说，先发国家工业化的动力是个人主义的，而障碍则是本国旧制度和贵族特权阶级，因此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自由、民权，发动政体革命。
但作为后发国家，资产阶级尚为兴起，国家内部并未有改革体制之要求。如果没有外在冲击，它们将依旧秩序周而复始地延续下去，或缓慢地发展。但是，外部世界却急剧变化，先发工业国家迅速膨胀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崛起，同时其军事力量也日益强大，对外强权急剧扩张。面对新兴的工业军事强国，落后国家面临被迫打开国门，开放市场，出让资源、主权，财富流失，甚至被侵略、殖民，其文明价值和传统被摧毁。后发国家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利益得失，更是国家存亡之威胁。工业革命给落后国家及民族带来的首先是冲击、恐慌、被侵犯。
由此，为图存自救，落后国家唯有向先发国家学习，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因此，我们说，对于后发国家，工业革命是外来的，其工业化是被动的；特别要强调，其工业化的动力，首要是来于国家，而非个人。
在此状况下，后发国家首先需要的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之利益。而要与先发国家抗衡，后发国家急迫需要高速实现工业化，因此就不可能像先发国家那样，让工商业自然发展、资产阶级自然兴起。其没有这个时间，而且也没有这个可能。就算没有先发国家之强权，进行贸易自由竞争，后发国家也没有竞争的能力，无论是资本、科技、产品、制造规模，还是经营管理模式，双方均不对称。
因此，后发国家要迅速实现工业化，就不可能走先发国家自由经济的路径，而是走国家主义的道路，集中国家权力，强力推行工业化、现代化。其一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政治垄断，确立法治，扶植、保护本国工商业集团，促使快速完成工业化，如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日本模式，二十世纪中叶的台湾、韩国、新加波，大致也是这个模式。其二是国家极权模式，最典型的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国家不仅垄断政治，而且垄断全部的资本、资源、人力、消费，实行全民管制，强制推行工业化，不计代价。
现代工业革命带来了两向相反相交的东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集权主义、国家主义。人们大多只看到前者，认为其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最终人类全面实现自由民主制度；而将后者看作是历史的反动，是落后的，将被历史抛弃的。其实它们是并存、平行的，甚至是交织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
对于现代集权、国家主义，我们不能全然否定，在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其是必须的政治方式。比如国家遇到战争，或惨烈的自然灾害，或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或动乱。出于对国家及国民的责任，只能采取非常的政治手段，这是救国救民之需要。如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挽救了美国。在一战、二战期间，英国政府都实行了战时管制政策，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新闻、出版、治安、物资，物价、外汇、食品、运输、工资、治安，甚至直接接管工厂……，二战后，英国政府取消了管制，但还是采取了国家主义的政策，恢复经济，主要是兴办国有企业，至1948年，英国经济即恢复到战前水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希特勒采取的国家主义政策，使600多万失业工人就业，挽救了崩溃的德国经济，就经济和民生而言，这是应该被肯定的。
再，作为后进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家转向现代工业化国家——即使最终为了实现宪政，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时间，也需要转变与发展的过程。在这特定的历史局限中，国家必有一个集权与国家主义的阶段，即现代威权政体时期。这是难以逾越的。如两蒋统治台湾、朴正熙执政韩国、李光耀创建新加波，甚至俾斯麦治理德国，等等。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集权、国家主义是必要的，也是需要肯定和接受的。因为，在具体的条件下，国家别无选择。比如英国的战时管制政策，不得不如此。作为落后国家向的现代国家转型也同样。中华民国的失败，非败于“专制”，而败于中央集权不够强大，无力遏制动乱。当初，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革命，并非是因为他拥护满清皇权，而是他看到了，当国家中央政权一旦颠覆，国家就将陷于混乱，民生遭难。这样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袁世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威权”政府都是值得同情的，如果他们执掌的政权足够强大，就不会有军阀混战，更不会有中共作乱，建立国中之国；如果国民政府能剿灭中共，也就不会有“新中国”。三者之败，非败于“专制”，而败于中央集权不够。国民党威权统治不好，但比“新中国”如何？文明是有边界的，在一定的历史状态中，它的选择有限。
之所以说开明的现代威权政体及有限国家主义是可以接受的，一是其认同并继承文明传统，二是其有民生及人文底线，三是有宪政的要求和目的。此不同于极权政体，如前苏联、“毛中国”、纳粹德国、日本军国的极权模式，其国家主义是绝对的，没有人文底线；就富国强兵，短期内其是高效率的，但是长期而言，则酝酿灾难。国为民而立，以民为本，国家陷入危机，民当奋起救国；但是国与民本末倒置，则是毁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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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未能如愿，如德、日两国实现富国强兵，其原因不在其不进行政体改革——实行宪政；洋务运动之失败——满清最终中灭亡，原因也不在此。
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有三大重要前提，一是国家统一；二是强化中央集权；三是凝聚民心。十九世纪德、日两国都是通过战争统一了国家；再，他们在统一国家后，第一要事就是强化中央集权；进而是鼓动民族主义意识，凝聚民族奋发精神。由此，他们方能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及精神，突击实现工业化及现代化。
而满请是大一统国家，不存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传统中国是皇权至上，满清慈禧一言九鼎，无需再强化中央集权。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有利于走国家主义的道路，甚至可以说这是满清富国强兵的优势。如果满清统治阶级——特别是满族权贵集团具有德国人、日本人的意志，那么在当时中国的政体下，走德国、日本的道路，实现富国强兵是没有问题的。满请之所以不能仿效德国、日本，不在未能改革政体，而另有它因。
洋务运动之失败，很令人同情、惋惜，似乎是中国的宿命。如在前所提，如果没有邻邦日本的野蛮崛起，没有其对中国的战争侵犯，那么洋务运动将会逐步发展，由器物，到技能，到学识，到文化，最终实现宪政。可惜，中国临靠两大野蛮的邻居，日本与俄国。日本明治维新以成为列强——虎狼之国为目的，以近邻朝鲜、中国为对象，发动战争，掠夺、占领、殖民，其所遵循的是赤裸裸的丛林原则，弱肉强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仅仅是为了自保，不受列强欺辱，为此而学此西方，推进工业化，图富国强兵。而且，洋务运动持守道统，遵循孔子仁义之本，图天下之公义之太平。洋务运动何过之有？扬日本明治维新，而贬中国洋务运动，实乃成王败寇之见。
2017年1月18日 于伊萨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