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游行之后二、三天，狱方来了一个突击大调号，26号中其他人都被调走了，只留下李玉奇和我。这时，我入狱已三个多月，每天三餐仅1元钱的牢饭标准开始充分显示它的功效，我被迫取消了任何体育锻炼，仅仅保留在号中和玉奇慢慢转圈这一项，边转边聊。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由营养极为匮乏、热量十分短缺的牢饭，聊到了短缺经济——计划经济。六四屠杀后由人大副校长提拔为北大校长的吴树清，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文章的核心意思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搞市场经济，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不动摇。因为计划经济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如果听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主张放弃计划经济，那就会将中国引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我想，如今这个吴树清，恐怕早已将自己的“雄文”故意遗忘了。而我和玉奇忘不了的是，物资短缺、营养不良竟常常使我们连书都读不进去；下棋的时候，也是臭招迭出，脑子根本不够使。
204监区的牢饭以窝头为主，每隔一天的晚餐，换成馒头。星期天，有时候能吃到茴香馅的包子，还会搭上一头蒜。我和玉奇将蒜放在一个小碗里，注入凉水，不久就长出了翠嫩的蒜叶，既能供观赏，又能搁在菜里，改善味道。在狱中，每天中午，雷打不动肯定吃素；晚上的菜，有时会有少量肥肉粒。我记得我们在吃菜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细心地把小小的肥肉粒挑出来，放在一边；晚饭吃完后，再将肥肉粒含在嘴里，慢慢地、慢慢地让其化掉。
在我和玉奇呆在26号的日子里，口含肥肉慢慢化掉是一件略带心酸的趣事；此外，我们还遇上了一件意想不到、振奋人心的乐事。大约是1990年1月10日左右的一天下午，静静躺在床板上的我们隐隐听到传来有节奏的声音。再一听，发现声音是由暖气管传来的，低低的，但很清晰。很快，我们都猜到了：一定有人在传递什么信息！这时，我俩谁都躺不住了，玉奇走过去背靠暖气片坐下，将耳朵凑到管子旁细听，边听边数数。过一会，他惊喜地告诉我，传来的是“你好”两个字！那么，玉奇是如何破译秦城暖气管“密电码”的呢？原来，在大伙儿所熟知的26个英语字母表上，每个字母都对应一个数。这样，假如对方敲14下后停一下，玉奇就会记下一个字母“n”，再敲9下停一下，玉奇知道是代表“i”，接着再得到了“h”、“a”和“o”，连在一起，就是“nihao”，而这正是“你好”的汉语拼音。由暖气管传来的“你好”，正是甭提多么暖人心了！我和玉奇当时真是乐坏了，直想喊，直想蹦，但当然是忍住了。马上，玉奇就回敲了“你好”，并通报他和我的名字。几天之后，发报工作有了一条技术上的改进，就是以短促的两下连击代表数字“10”。这样，若要发出字母“t”，就不必敲20下了，只需敲出两个连击就行了，发报方和接收方都省事，且不会出错。否则若发字母“z”，要敲26下，敲的人容易敲错，听的人也会数错。
很快，收发报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号里有什么事，心中有什么想法，都能及时和左右、上下号中的狱友交流。由于信息通过暖气管网传递，可以说那是一种特殊的上网沟通，一人发报（帖），多人接收。而且，也不再由汉语拼音表达意思，而是直接敲出英语句子来发布消息。此外，我们也找到了最佳的发报方法，就是身子背靠在暖气片上，膝盖上放一本书，装着由左手翻看，右手食指和中指则夹一颗围棋子，在身后敲击暖气管。狱方通过号内的摄像头和武警在门孔中的窥视，头些天并没有发现各号中的收发报行为。后来虽然发现了，也知道了其中的机制，但就是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天天“上网”。北方的屋里，总不能将暖气管这个“互联网”给拆了吧？
有时，我们也通过直接敲墙和隔壁号通通信息，但只是很简单地互致问候，因为敲墙要用手掌猛击，一是自己受不了，二是武警也不方便坐视不管。一般我们每天早中晚各敲一次，敲的最多的是“ok”这个词，分别用数字“15”和“11”来代表“o”和“k”，敲墙时发出雄浑的声音“咚咚 咚 咚 咚 咚 咚；咚咚 咚”，穿墙而去，十分提气。几秒钟后，对方肯定就将回敲“ok”，以示心气相通，心领神会。
在狱中，不同号的狱友成了“网友”。但“网友”见面或聚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共产党比国民党心眼小，招法狠，连放风也是一个号一个号地到楼下隔开的小风圈里去放，让各号“网友”压根儿见不上面。但有一次，管教让我和玉奇出号看过一次电视；在电视室里，意外地遇到了王培公和马少方，大家自是一阵惊喜，一阵亲热。
第一个不眠之夜
1990年3月下旬，狱方在释放了一批人后，又进行了一次大调号。这次我被调到32号，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陈见兴和天津的一位大学生华夏关在一起。见兴告诉我，他从24号调过来，曾和人民大学的袁跃、民族学院的熊文钊和北京理工学院的陈卫待在一起，而陈卫在号中教会了他下国际象棋。后来在32号中，是见兴教会了我下国际象棋。见兴是武汉人，大学毕业后自愿去新疆工作，并在那儿成了家。后来又考上北外，攻读硕士学位。在八九民运中，他和梅仁毅教授、梁晓燕老师和艾道祥相熟。我们三人在号中，主要仍是交流参与八九运动的感受和探讨中国未来的走向。但由于我和见兴是成了家的人，因此思念、牵挂家人也常常是我俩间的主要话题。而5月下旬，见兴更是见证了我在秦城监狱度过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5月下旬的一天，见兴从管教处回号之后，没有像通常那样竹筒倒豆子，把知道的东西快快说给我听，而是表情有点异常，对我欲言又止。他的凝重神态表明，他一定得知了什么不好的消息。我对他说，不管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不妙，都请告诉我。他在号中快步转了几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恐怕一时半会不能跟嫂子见面了。是人民大学校方不放过你，一定要公安局办你！见兴知道我一直思念着妻子和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知道我盼望着能早日和家人团聚。他深知，如今这个管教透露给他的消息，对我无疑是当头一棒，因此他很不忍心告诉我。
听了见兴的话，我的心情的确很差。我深信三月份张军和艾道祥获释后，一定已去过我家，告知章虹我没什么事被当局抓住，因此是关不长的。如今人大校方死咬住我不放，要当局将我逮捕、判刑，这不就使我的团圆梦破碎，重获自由成遥遥无期了么？
当天傍晚时分，管教把我叫了出去。他边为我理发，边对我说：他是实在看不惯人民大学的做法才把消息透露给陈见兴的。给陈见兴说了之后 ，心中还是窝火得很，干脆直接跟我说得了。管教说，市公安局预审处通知人民大学校方，要结束对我的收审，将我送回学校。谁知道人大校方竟拒绝接收，并反问公安局说：人民大学的本科生有被逮捕的（指马少华），硕士生有被逮捕的（指李克洲），为什么博士生你们就不逮捕？把他放回来，我们这里的清查怎么搞？管教愤愤不平地说，这里关的人牵涉到好几百个单位，没见过一个单位像人民大学这样操蛋，非要把人往火坑里推！不光是我，连预审员都觉得人民大学的态度不可理喻，很不地道。管教越说越生气，他告诉我，四人帮就关在离这儿不到100米的地方。把他们关着不放是对的，其他人，依我看都应该放！管教最后对我说：你不幸摊上这样的事，你要调整心态啊！
回到号中，见兴也再三劝我想开点。他说，人家非要让你多坐点牢，你还只能认了。以后出去了，再好好报答家人、亲人呗！我对见兴说，在秦城监狱的八个月中，我的心态一直还可以。凡是当我想到亲人，或想到被中止的学业将永无可能重拾，而心情沉重乃至痛楚时，我会很快转而去想那些做出更大牺牲，承受更多苦难的人，并成功地使自己平静下来。见兴对我说，希望你今夜也能睡个安稳觉。
那晚躺下后，我告诉自己，就是给你扣个“反革命”帽子，把你判个几年，你所付出的，又怎么能跟被罪恶的子弹夺去生命的六四死难者相比？怎么能跟因反抗屠杀而被重判死缓或无期徒刑的北京市民相比？怎么能跟注定要比我判得更重的其他八九民运参与者相比？不错，我将失去和亲人很快团聚的机会，而年近40才觅得的攻读博士学位之路也将被生生截断，然而，比起别人来，这点痛苦和劫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闭上眼睛。然而，另有一种情绪在我心中开始涌动，我觉得自己怎么也躺不住。不仅躺不住，还想立马飞出这高墙电网，回人大校园去当面质问人大校方：连整人为业的公安局都觉得不适合加罪于我，你们却为什么如此左得出奇，非要把人往死里整？公安局要抓我，你们没办法，这谁都理解。公安局要放我，你们出馊主意要办我，这谁能理解？难道，就因为我曾和吴树青（人大副校长）叫板？难道，就因为我曾和马少孟（人大教务长）激辩？难道，就因为我曾和李文海（人大党委书记）交涉？知识分子整起人来，竟然比公安局还要心狠手辣，我算是亲身领教了。
在长明不灭的狱灯下，我虽然闭着眼睛，但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我如果是一个愿意把坐牢看作是获取政治资本的人，我决不会这样心绪难平。尽管在我眼里，人大校方依然是那样下作，但他们的下作客观上会成全我，没准还会使我偷着乐。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一个公安局非要我坐班房，我就认命坐一把的人。而如今倒好，公安局放我一马，他们却阴毒使坏，落井下石，怎能不叫我气不打一处来？
见兴劝我几次后，响起了他招牌式的打鼾声。怎奈我无法说服自己，在一次次气血上攻，一阵阵脑海翻腾中，度过了狱中第一个不眠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