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发表之后，除了官方的打压、左派的诟骂之外，还有这样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这份文件并无可操作性，中共当局也根本不会接受，这只是少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作秀”而已，所以在这份文件上签名是毫无价值的。
那么，签名究竟有没有价值呢？签名是否只是一种少数人“出风头”的行为？某些标榜彻底反共的人认为，与其这样“不痛不痒”地签个名，不如直接拿起刀枪去“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有杨佳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其他所有温和的呼吁与努力都是“投降派”的作为；而某些虚无主义者则认为，签名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拯救”已无可能，还不如保持“逍遥”的姿态，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让我想起了当年两名颇具代表性的捷克知识分子——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一场争论。
捷克以及整个苏联东欧的历史进程，已然证明当年发生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争论，谁是正确的一方，谁是错误的一方。由一次次的签名、请愿而汇集成的七七宪章，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民主运动，终于在一九八九年达到一个临界点，看似固若金汤的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便瓦解了，多次坐牢的哈维尔亦成为民主之后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而昆德拉认为，所有的请愿书都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他用残酷的玩笑来消解抗争的意义。他干脆于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国，以法语写作在西方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却与祖国同胞日渐隔膜。九十年代之后，昆德拉有几次悄然回到捷克，行程极为低调，在酒店中甚至以假名登记，从不公开露面，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最近惟一的一次打破沉默，却是因为被曝出当年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充当告密者的丑闻，他被迫在媒体上作了软弱无力的辩解。
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放在今天的中国来考量，仍然极具现实意义。昆德拉对那些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公民行为持先验的怀疑态度，并认为这样的行为只是发动者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让正义者的品德光耀于世”。在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主人公托马斯的儿子要求父亲在一个支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父亲拒绝签名并这样说明不签名的理由：请愿书对政治犯们毫无帮助。“最重要的是，这是请愿书起草者们的一种手法，要引起大众对他们的注意，也使他们相信自己还能在历史上产生一点影响。其实，他们已经处在一种已经失去一切而散发请愿书不会冒任何风险的境地才这么做的。他们没有采用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帮助政治犯家属的方法，相反的，他们实际上是寄生于政治犯们的痛苦中，并通过这些政治犯为自己树碑，根本没有考虑到这可能使政治犯们遭更大的殃。”
正如哈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托马斯在某种程度上是昆德拉表达自己观点的工具，托马斯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昆德拉的观点。托马斯对签名者的不屑与敌视，甚至不亚于对当权者的批判。他的某些看法似乎洞察人心，如同世外高人般看透了人间万象。然而，在此种观点背后，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以及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的世界观。昆德拉将一切追求民主自由的努力，都当作是彰显个人的荣耀、满足个人的虚荣心的“阴谋”。他认为，这些做法全都无助于改变糟糕的现实，他认为当下糟糕的现实状况（如共产党的统治、如苏军的占领）是捷克历史与传统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面前无能为力。既然改变不了这个国家，便离开它吧。昆德拉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尤其比那些仍然留在祖国与专制者斗争的作家朋友们聪明——他们长期生活在没有写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环境之下，其写作和思维必然受到严重伤害，他们已经无法写出像他那样轻松自如的、幽默睿智的作品来了。昆德拉在海外观察国内的情况，具有一种“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庐山中”的距离感，因此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可以传世的，而那些留守国内的作家的作品则是无法传世的。然而，吊诡的是，力图摆脱捷克的昆德拉，却正是以“捷克风格”的写作赢得了在西方的崇高地位。
哈维尔不同意这种似乎很超然的态度。哈维尔参与了六十年代以来国内的多次签名请愿活动，并数次坐牢、长期受到监控和骚扰，但他拒绝官方让他移居国外的建议，“像钉子一样钉在捷克的大地上”。昆德拉所嘲讽的那次签名活动确有所指，哈维尔在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中，回忆了起草签名信并组织签名的过程：“对那篇请愿书我记得很清楚，我曾帮着征集签名，那篇请愿书写得很谨慎也很礼貌，没有对（狱中作家）所宣布的刑期提出疑问，而只是要总统在圣诞节大赦时也把那些政治犯人包括进去。”那是捷克知识界第一次集合体制内外的作家和学者的签名活动。后来，在当局的压力之下，一些具有官方身份的作家收回了签名，其理由与昆德拉相似：这样做只能激怒政府，那些被禁的作家只是想利用还可以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的名声，利用浮在水面上的人做慈善。
对于这样的诛心之论，哈维尔反问说：“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我说不是。”那么，签名有什么正面的价值呢？哈维尔从三个方面作了细致而让人信服的分析：首先，对那些狱中的作家来说，签名信究竟有害还是有益呢？哈维尔指出，据他的了解，当这些政治犯刑满出狱之后，他们都说，那篇请愿书使他们感到了巨大的满足。由于这篇请愿书，他们感到坐牢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恢复信心。“他们比我们在外面的人更知道请愿书的意义已超过了他们能否获释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会获释的。但是，当得知在人们普遍表现为冷漠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有人了解他们、有人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并对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对于有着多次入狱经历的哈维尔来说，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真切地表明，“外面的人对我表示声援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而昆德拉从来没有过入狱的经历，他长期生活在言论自由、生活舒适、优雅浪漫的法国，自然无法理解那些狱中作家的真实想法，以及在国内的签名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他轻率地认为此类呼吁活动会对狱中的当事人造成负面影响，这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臆想。昆德拉当然有权不参加签名活动——没有人拿着枪逼他签名，也没有人指责他不签名便是胆怯；但是，在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指责国内的签名活动，并自以为是地揣摩签名者内心的“意图”，既有失于做人的厚道，也对捷克的民主运动起了相当的负面作用。
近年来，独立中文笔会所从事的呼吁中共当局释放狱中作家的工作，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当然清醒地知道，政府回应这些呼吁释放囚徒的可能性极小——我们从来不会天真和狂妄地认为我们的言行可以对政府产生即刻的影响，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理由。只要中国的监狱中还关押着一名无辜的作家，我们便要不断地发布书面的呼吁。这些信息至少可以让狱中的良心犯们知道，他们没有被外界所遗忘。许多服刑后出狱的作家纷纷撰文说，他们从亲属那里知道了笔会为他们所作的各种呼吁之后，他们在孤独与隔绝之中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安慰。这就是签名信的价值之一。
其次，对于当局来说，这些签名信真的是废纸一张、无足轻重吗？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当局为什么会对签名信大动干戈，甚至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弹压签名者呢？当局完全可以不闻不问，将当其不存在。当局的“过度”反应，正表明签名信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官方不会公开表示认同与接纳这些文件，但这些文件却潜在地对官方造成压力，并引导官方向开明的方向变化。哈维尔对捷克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作了如下之回顾：“从那时起，出现了许多请愿书，尽管政府对这些请愿书没有做出反应，但对于这有限的要求所造成的局势却不得不做出反应。这些结果是间接的、不过分的和大范围的，但是它们确实是存在着的。”他还举出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之：“七十年代初期，犯人动不动就被判长期徒刑，而且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它，所以政府能不受到任何指责。经过十五年长期不懈的、常常被看作唐吉诃德式的努力之后，尽管有人不断质疑那些请愿者们是想出风头、想照亮‘世界之全部痛苦’和他们自己的善良的品格，但七十年代初期的那种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现在，官方因政治原因只能把某个人关押四十八小时，而且世界各地的报纸会刊登相关的文章。换句话说，已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政府必须对这种关注予以考虑，对于过去所能逃脱的指责现在已难逃脱。它不能再期望人们对其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或无人敢批评。它必须——尽管有些不情愿——认真考虑征集的不光彩行为了。”
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在这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当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有或者没有签名信出现，民间和知识界有或者没有发生抗议的声音，签名的人是多还是少，绝对是有意义的。如果整个社会始终沉默无声，那么暴政便会洋洋得意地肆虐下去；如果反对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当中，官方一开始会本能地采取镇压的方式，继而会仔细权衡镇压的成本，之后就不得不与民间力量展开对话和谈判，社会的进步便由此而发生。我们从不奢望政府会自动变“好”、会“自改革”，但我们相信，政府仅仅为了缓解国内和国际的种种压力，也会被动地调整其统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某些让步，至少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面目狰狞。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值得庆祝的胜利。这是签名信的价值之二。
第三，哈维尔指出，一封封的签名信，一个个的关于人权的宣言，还有着更深的意义：“这标志着人们重整士气，恢复公德心的过程的开始。这是七七宪章及宪章运动所做的一切的前奏，这个过程产生了不可否定的结果。”极权体制的目的便是让每一个被统治者被孤立为原子状态，每一个人都被恐惧所束缚。他们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即便偶尔有了“异端”的想法，也不敢公开表露出来。而签名信以及签名行为本身，便是公开表达与当局不一样的观点，便是让“政治”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来，便是以勇气战胜恐惧。在一个社会当中，如果仅有一个孩子冒冒失失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来，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站出来说出各自心中的真实想法，并营造出一种“活在真实中”的氛围。哈维尔一直参与并感受到了二十多年来捷克社会发生的每一点变化，他这样描述说：“想一想，许许多多的人在做七十年代没有一个人敢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和不同的环境中。这并不是因为政府变得容忍了，而是因为政府必须逐步地适应新的环境，政府不得不向来自下面的压力低头，即向看起来似乎是自杀性或‘为出风头的政治行为的压力’低头。”这些变化虽然是缓慢的，却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今天的中国，每天也都在发生着各式各样的变化。当局不得不承认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并以某种“慢半拍”的方式来回应之。比如，对于“民主”，从将这个概念妖魔化，到将其贴上“西方概念”的标签，再到官方学者撰文声称“民主是个好东西”，最后最高领导人也左一口民主又一口民主，从敌视到伪善地认同，当然也是进步。毫无疑问，每一点变化都需要有公民付出相应的代价，例如孙志刚以他悲惨的死亡换取了收容遣送的法规的被废除，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状况，大部分时候的代价是人们可以承受的。在此意义上，每个社会都需要一群爱“出风头”的公民，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脊梁；而那些因为“过于聪明”便什么也不去做的精英人士、没有耐心也没有责任感的人士，只是这个社会的“多余人”而已——昆德拉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对此，哈维尔不无风趣地指出：“习惯于‘从上面’看社会的人往往是没有耐心的，对他们来说，任何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行动都是愚蠢的。对于那些受到道义因素的激发并因此要冒一事无成的之风险、其价值要待数年之后才能评价的行为，他们是不大同情的。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只有甘冒被认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那篇请愿书那种行为——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行为才能得到改善。”所以，每一次人数或多或少的签名信的出现，都在改善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态，都在鼓励着良知和勇气的复苏。这是签名信的价值之三。
当然，哈维尔对于人性的弱点自有其评估，他并没有将每一个反抗者都看成是完人或圣人，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但是，他对人性有一种倾向于乐观的认识，他在宽容人性弱点的同时，也承认自己身上的弱点，并愿意与一群有弱点的人一起来脚踏实地地走这条义路。在一个弯曲背谬的世界上保持爱心和希望并非容易之事。圣经中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昆德拉冷眼看人世、最后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坚冰。一个深陷在怀疑主义当中的人是无法体验到真正的幸福的。哈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昆德拉的病根所在：“我反对他，是因为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即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被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与昆德拉自以为是的旁观者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哈维尔对唐吉诃德和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充满了同情和敬重——他们不是失败者，他们以失败积累了成功，正是这样的人物参与并创造着历史。哈维尔自己亦是此一序列之中的人物，他像一团火一样融化着这人间的冰封。
每个人都有选择移居海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不参加任何签名的权利。但是，在海外安全的环境下，“过于聪明”地指责签名活动，否定签名的意义与价值，这便是滥用言论自由，这便是违背做人的基本良心。王蒙曾经宣扬过“躲避崇高”的论调，签名的行为当然不必用“崇高”这个大词来定位，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尽责”吧。对于昆德拉们来说，你可以放弃责任、躲避责任，但你不能居高临下地去嘲讽和攻击那些正在“尽责”的同胞。在一个真与假、善与恶暧昧不明的世界里，签名当然是有价值的，每个名字背后都对应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二十年如一日地，哈维尔不断地参与和组织各种签名活动，每一次的签名活动，都是“良心共同体”的建构和拓展；而每出现一个签名者，便少了一个奴隶，多了一个公民。二十多年之后，《零八宪章》在今天的中国的出现，如同当年捷克的七七宪章一样，是一个古老国度走向公民社会的至关重要的步伐。我相信，数千位署上自己真名的签名者，大概都怀着这样一份美好的憧憬与期盼吧。
——二零零九年一月三日、四日
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