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踌躇满志，爬上党魁宝座。5年来，尽管他没完没了地炮制诸如“中国梦”、“正能量”、“四个自信”、“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等无厘头的口号，无休无止地发表所谓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列讲话，但其最阴鸷诡祟的招数，还是风声鹤唳的“打虎拍蝇”运动。据大陆百度网显示，十八大以降至2017年4月上旬，落马的省部（军）级以上的官员有208人；205名中央委员、171名补委员所组成的十八大中央委员会，已有29人落马，平均每2个月落马1人（1.12人）。至于厅局级以下及至县、乡级的官员的落马人数则数以万计。
习近平本人把他的所谓的反腐运动，当作显赫的政绩来炫耀。其在2016年1月12日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讲：“2015年，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这再次印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顺党心、合民意”。
实事求是地说，大陆民众对于中共官场整体痛恨，不管是高官还是小吏，每有垮台，他们都深感解恨痛快，因为他们蒙受官僚阶级欺压讹诈久矣。早在数十年前就广泛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官场犹如大粪坑，想不脏臭都不行；衙门里面都吸血，公仆队伍缺人性；全杀全关有冤枉，隔一抓一有漏网。”所以，习近平上位反腐伊始，民众普遍抱有厚望，以为他能够实行政体改革，彻底铲除滋生贪官污吏的制度温床。随着习氏专制独裁理念的逐步暴露，国民越来越醒悟——习式反腐，政治挂帅，效忠第一，以“看齐”“站队”为圭臬，其真正的目的，显然是要强化个人独裁专制。时至今日，包括中共各级官员在内的广大国民已经彻底明白：习近平“打虎拍蝇”，并非真反腐真肃贪，为的是要借机，清除异己，腾窝让位，安插亲信死党，构筑自己的神坛。因此，在老百姓的眼里，所谓的“打虎拍蝇”，不过是中共权力圈的“内斗游戏”或曰“狗咬狗撕B”，与百姓毫无关系。难怪有网友说，即便中南海地陷，中共政治局常委全下地狱，国民也只会哂然一笑，无所谓。
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2015年6月30日，他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又强调：“讲政治是第一位的”。习氏逻辑导向显而易见，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恢复毛泽东的“政治挂帅”治党误国的恶招邪术，只要政治立场正确，就一好百好，哪怕是恶贯满盈的巨贪国贼，不仅安然无事，还会被继续提拔重用。
那么，习氏“讲政治”的宗旨要义是什么呢？在这方面，习氏说得很清楚，给予了明确的界定。那就是：“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习近平2014年10月31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其表面讲是“对党绝对忠诚”，实际是要求对他个人绝对忠诚，与他习近平保持高度一致，他习近平叫干什么就坚决干，他习近平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为此，习近平在2016年1月29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倒腾出了“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同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四个意识”定为“党规”，并为习近平加冕“核心”桂冠。
于是，“效忠习核心”，“向习核心看齐”，从此便成为中国大陆最具所谓“正能量”的“时代号角”，被视作衡量、鉴别、臧否一切人、物、世象和问题的惟一标准。对此，各级官僚阶层争相肉麻吹捧，鼎力造势，以求获取“习核心”的恩宠和重用。在这方面，被擢升为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堪称典型和代表。查阅其从今年初就任天津市委书记之后的《天津日报》，他几乎逢会必为习近平站台背书，大唱颂圣谀曲。譬如，“核心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信心、就是力量，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原则、最重要的政治大局。”“要绝对忠于党、忠于党的核心、忠于党的领袖”，“口忠心不忠不为忠，口忠行不忠不为忠”，“以‘无我’示忠，以‘小我’示忠，以‘成仁之心’示忠，以大担当示忠。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大大小小的中共书记拼命吹捧神化“习核心”，其实也是吹捧神化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也是自己所在党委、党组或支部的核心。
更有甚者，在人民、国防部等官方网站上，竟然出现了更令人浑身暴起鸡皮疙瘩的口号：“拿到习主席讲话如获至宝、学习习主席讲话如饥似渴、讲起习主席讲话如数家珍，运用习主席讲话如鱼得水”，“学习主席讲话、听习主席指挥、当习主席的好战士”。这与毛文革时代的“三忠于”（忠于毛，忠于毛思想，忠于毛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毛、无限崇拜毛、无限信仰毛、无限忠诚毛）、“四个一切”（一切想着毛，一切服从毛，一切紧跟毛，一切为着毛）别无二致。如此一来，“习核心”也就成了“习神仙”和“习皇上”。
在这样的层层级级方方面面党首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哪里还有什么真正的反腐败可谈，统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官场内斗的政治游戏。以史为鉴，洞悉时弊。清朝弘历帝（乾隆）的反贪，与当今“近平帝”的反贪，几乎是历史穿越，不谋而合。弘历当政期间也搞铁腕反腐，先后无数次进行过肃贪治吏行动，其最具代表性是甘肃贪腐大案，被判死刑者多达100多人，其中56名被砍掉了脑袋。其肃贪之狠心，可见一斑。但是，收效甚微，越反贪官越多，越杀蛀虫越盛。弘历原先自诩“勤政爱民”，政风优于康、雍两朝，到头来竟然自暴自弃地哀叹：“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就这也是假话，恐怕十难挑一焉！其根源在于，选择性反腐。“忠君”是帝王用人的首要标准。凡皇上宠信的官吏，即便贪腐罪恶弥天，也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并予以加官晋爵。清朝巨贪、头号“老虎”和珅就是证明。和珅的言行举止皆以“效忠皇上”为遵循。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和珅对乾隆“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随令，殆同皂隶”。即使是后来位居大学士，身兼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等数十要职，依然像御前侍卫那样恭谨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如此忠诚的奴才，乾隆自然格外赏识，视为心腹，虽举报弹劾不断，乾隆从不过问。乾隆驾崩，嘉庆亲政，将和珅革职抄家赐死，其贪敛的钱财相等于当时清政府的15年财政收入！
中共独裁专制统治60多年，从中央到地方，官员滥权腐败、敲诈民脂民膏的积恶成习，已经形成了全党和官场整体“塌方式腐败”和“全员式堕落”，“老虎”满眼，“苍蝇”丛生，真正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清廉之士，实在是“凤毛麟角”。当年“弘历朝”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尚有“十之二三”，而现今的“近平朝”恐怕“十之有一”也未必可能。吾不信鬼神，然又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弘历、近平的反腐套路如出一辙——都以效忠为准则？是否乾隆帝托梦于“习皇上”，予以点拨，不然无法解释哉。看来，“习皇上”是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胜于蓝”，其“效忠”、“看齐”、“站队”的手段，远比乾隆更胜一筹，更富有欺骗性和笼络力。饕殄无度的“老虎”，只要拍马颂圣到位，赢得“习皇上”的信任，那就平安无事。上行下效，逻辑共享，对于地方官吏而言，他只要把他那里的“中核心”、“小核心”供奉好了，那他就有了“挡风墙”。譬如，近期不少网友揭露，境外媒体也爆料，某些“大老虎”贪贿巨量钱财，因为与“习核心”关系密切，却依然春风得意，逍遥法外。
反之，一旦“核心”看你不顺眼，或者对你生出猜疑，或者闻尔有妄议“核心”言辞，那你就随时随地会被“拿下”，想给你定多大的贪腐罪行都随心所欲。中共的纪检委有的是让你乖乖招供服罪的歹毒手段。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杀手锏“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无须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便可以把人带走，剥夺人权，关进“黑屋”，或疲劳审讯，或酷刑加身，让你昏天黑地，生不如死，不得不签字画押。纪检委“双规”死人的事件屡有发生。吾有两位官场朋友，均属少见的仁义清廉者，因得罪了县委“核心”，都是被纪检委刑讯至半昏迷状态下在人家写好的招供书上按指印的。至于案件移交公检法，那都是走程序和演过场，烫纪检委做好的“饭”，倘若改口，又要刑讯，想要翻供几率甚微，几乎没有可能。
篇末重申吾之观点：反腐就是反腐，与政治意识、政治主张不相干，只要有贪腐的犯罪事实，无论其政治表现多么优秀、多么紧跟、多么赤诚，也必须果断地依法惩处，而不应考虑任何政治因素。中共党魁习近平把反腐与“政治挂帅”、“效忠核心”、“看齐站队”挂钩，无疑是与反腐“南辕北辙”，反的越厉害，官场越污化劣化。唯一的效果，只能是日益强化中共党魁的独裁专制，使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更加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