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历史记忆上，1957年这个年份与“反右”紧紧相连。明镜集团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前出版了数套关于“反右”的档案史料，并将回顾和反思“反右”，作为近期“历史明镜”电视节目的焦点话题。我们今天请“反右”史料丛书的责任编辑、《历史明镜》节目主持人高伐林先生来介绍。
法广：高伐林先生，毛泽东发动、邓小平具体领导的“反右”运动，已经60年了。你们为回顾和反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了哪些工作？
高伐林：明镜很早就关注“反右”。“反右”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次整肃知识精英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开启了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一个比一个大的灾难；“反右”也是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少有的几个邓小平压住不容否定，只承认“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他为了证明“反右”正确，特意留下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华民所著的《中国大逆转》，这就是一本反右运动史。前年以来，明镜旗下的国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套有相当规模的电子书，一套是《反右绝密文件》，这是全套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12册；另一套是《千名中国右派处理结论和个人档案》，6册。
法广：历史明镜电视节目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
高伐林：我们邀请多年研究反右的学者专家，以及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后人，作为嘉宾来从各个角度回忆“反右”。例如，我们邀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教授来讲“1957：中国知识分子的荣光和耻辱”，他是刚才我谈到的两套反右运动史料电子书的主编，他与他的团队还主编了资料浩瀚的“反右运动资料库”；我们还邀请了美国华人学者华新民博士来评述他的乡贤前辈、中国力学和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为何被打成“右派”，他从中汲取什么“教训”。这两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反右运动造成的最严重的损害。
法广：你所说的“最严重的损害”是指什么呢？
高伐林：那就是对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摧残和扭曲、对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华新民博士谈到了钱伟长的一桩“告密”的公案：1986年年底，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等人写信，发起利用春节假期、筹备一个小范围的反右30周年研究会，钱伟长收到了信，却上交中央，并表白与方划清界限，导致中共出手将方、刘等开除出党、逼迫胡耀邦下台，而钱本人则受到邓小平表扬而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新民博士指出，未必能将钱伟长这一举动认定为“告密”，他对后续事态也始料未及。但此事无疑反映出他内心的畸变，这正是他戴了26年“右派”帽子的恶果。宋永毅教授更举出了大量实例，指出当时所谓“右派”们披肝沥胆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意见，表现出深刻的历史洞见，达到了很高的思想水平。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的直到文革过后终于被定为国策开始实施；有的甚至直到今天，思想界、知识界都没有能达到那种高度和深度。这说明“反右”造成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元气大伤，阴影笼罩几代人。
法广：为什么会酿出这场大悲剧，学者们怎样分析？
高伐林：五十年代中期，中共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毛泽东认为，在国内还有资本与共产党较量一下的，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们有知识和由此而来的声望和政治思想影响力。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巩固领导权，就要改造知识分子，这是中共和毛泽东的既定战略。
不过，当1957年4月份中共开始“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受到国际上斯大林罪行曝光的冲击，想顺应历史潮流，释放社会压力，同时他也比较自信，于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运用各种方式来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来帮助党整风。但是1957年的5月，知识精英们在16天中真的“大鸣大放”，情况汇总上报到毛泽东那里，他就坐不住了，认定是向党争夺领导权，下令反击，发动“反右”。
法广：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自我辩护说是“阳谋”、不是阴谋的来历？
高伐林：是的，宋永毅教授认为：反右是中共与知识精英彼此有巨大的错觉和误解所造成的。中共误以为知识精英都基本上被慑服，没有想到其实蓄积了那么强烈的不满，一旦被引发就像大河决堤；知识精英则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是真心欢迎监督中共，也错估了民主宪政力量与专制力量的对比，以为中共就算听不进“逆耳忠言”，也抗拒不了。他们犯下了大错。
毛泽东在“反右”前就讲过：我们提倡百家争鸣，但“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就说得很直白了：他和中共是无产阶级这一家，知识精英们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家。“反右”最终导致了“我花开后百花杀”。
法广：你们的电视节目还谈到“反右”哪些方面呢？
高伐林：宋永毅教授从更广泛层面反思，指出知识精英固然是挨整的对象，但是他们自身也是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他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右派”落井下石、告密陷害、嫁祸于人以求自保，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这一方面使“右派”们加大了罪状、加重了罪名，另一方面也使得道德加速堕落沦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