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流亡诗人布罗茨基说过：“一个人脱离了专制，则只能流亡至民主。”他又说：“对于一位流亡作家来说，走这条路在许多方面就像是回家，因为他离那些一直在给他以灵感的理想之归属更近了。”与布罗茨基一样，我也是“国家的敌人”：在苏联政府眼中，布罗茨基是一名“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当他在法庭上强调自己“诗人”的身份时，法官大声反驳说，苏维埃共和国公民当中没有这样一种职业；而在中共政权眼中，我是“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害群之马”，那些训练有素的秘密警察相信，惟有酷刑可以让我停笔、让我住嘴。后来，布罗茨基和我都选择流亡美国：他居住在喧闹的纽约，而我居住在寂静的维吉尼亚乡下。在流亡异域的日子里，布罗茨基没有一个说俄语的民主国家可以去访问，我却有说华语的台湾可以去访问——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不是比布罗茨基更幸运呢？
是的，每一次到台湾，我都宛如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没有余光中式的乡愁，毋须矫揉造作、顾影自怜。我惊喜地在猴硐猫村找到了失去的童年：那个矿工居住的小山村，宛如我童年时代生活过的云雾缭绕的“新华矿山”。猴硐因为猫的群居，奇迹般地从废弃中再生，成为一处新奇有趣的观光景点；而位于四川乐山的那处矿山，则早已人去楼空，且道路不通，再也无法故地重游——我七岁时全家搬离，便再也没有回去过，更何况我现在根本就不能回中国，中共绑匪集团窃据了我的家园而以主人自居。
那天，在猴硐，我坐上滑轮车穿越一段漆黑的矿坑，有水滴从石缝中滴下来，炎炎夏日亦冰冷刺骨。这就是我童年最初的记忆，那时父亲带我下井，我很害怕，紧紧抓住父亲的胳膊。是不是那段苦涩中有回甘的童年，铸造了我极不合群的性格，即便在人声鼎沸中，也如同孤寂一人？是不是那在黑暗中寻找光的经验，孕育了我脑后那块桀骜不驯的“反骨”，当人们都在歌唱“红太阳最亲”的时候，我偏偏看到了它背后无边的黑暗？
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几乎到过台湾的每一个县市——虽然比不上威权时代自诩“爱民如子”、号称“跑过台湾每一个乡”的技术官僚，但我的去的地方，大都是官僚和商人不会去的。我去的是那些定格着屠杀、苦难与悲剧的“暗黑观光”之地，我走的是一条保存着抗争、勇气与希望的“自由之路”。我找到了那棵荫蔽过奋笔疾书的钟理和的木瓜树，我找到了那片默默陪伴着梅贻琦安然长眠的梅园，我在台大校门外的唐山书店重温“地下室中读禁书”的“不亦快哉”，我在乌来的青山绿水之间倾听战死在南太平洋的原住民战士的镇魂歌……台湾宛如一本摊开的大书，其中有温柔的花草，有散发着硫磺味道的泥土与石头，更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反抗者，这本大书让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不停。而我也以台湾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写自己的书——“台湾民主地图”系列，从第一卷《在那明亮的地方》到第二卷《我也走你的路》，如今写到了第三卷《拆下肋骨当火炬》。
台湾的“伤痕地图”与“反叛地图”
我在台中访问时，有缘与长期研究白色恐怖历史的学者陈彦斌在电台对谈。陈彦斌送给我一本由他主编的书《因为黑暗，所以我们穿越》。我读到了对杨逵的孙女杨翠的访问，以及杨翠撰写的序言《城市的伤痕地图》。杨翠写道：“这是一部以台中地区为范畴的白色恐怖口述历史，它犹如一张伤痕地图，铭刻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创痛，每则故事都蓄满苦痛和眼泪。然而，受苦者没有前路，也没有退路，正因如此，他们惟有在残酷的现实中奋力跋涉，穿越苦难，因而，这也是一部寻求救赎的灵魂之书。”我很喜欢杨翠用的“城市的伤痕地图”这个概念，我进而将它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以便涵盖整个台湾——我的“台湾民主地图系列”的写作，不也是精心绘製一幅“台湾伤痕地图”吗？
四百年来，先后遭到西班牙、荷兰、明郑、满清、日本和国民党等不同的外来政权统治、凌辱、蹂躏的台湾，是一个充满伤痕的伤心之国，宛如以色列、科索沃、南北韩、柬埔寨与东帝汶。每一次的伤害都应当被记录，每一道伤痕都应当被存留，每一个受害者都应当得到安慰，每一个加害者都应当被绳之以法。当然，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但我们至少要努力做到，不要让悲剧反复重演，不要让恐惧继续蔓延，不要让仇恨代代相传。正是为了这样的目标，我在台南的台湾文学馆查考那些秉笔直书的、像战士一样的作家及其作品，我在嘉义的陈澄波纪念馆瞩目那些画家以鲜血为顔料画出的杰作，我在宜兰的二二八纪念物“历史之澄镜”面前倾听如眼泪奔流般的水声，我在南投的台湾圣山生态教育园区和苗栗的民主英烈公园思考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宗教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係……我感受，我思考，我书写，我不再是一名冷静的、旁观的外来者。
我在书中所记录的，不仅仅是一幅“伤痕地图”，更是一幅“反叛地图”。一群台湾年轻人合作撰写了一本名为《叛民城市：台北暗黑旅志》的“另类旅游书”，列出了大台北与“人民反叛”有关的五十二个地点。这些地方，或许是一栋建筑、一条街道、一座广场，甚至已被拆除而只剩下地名；但就在这些地方，曾经上演过和正在上演着被主流社会刻意屏蔽甚至妖魔化的“叛民”的抗争。学者吴易叡在序言中说：“这张地图上所有的线条都在蠢蠢欲动（或早就开始移动），而企图挪移这些线条的是一个个被计划刻度框架住，但不安于室的人。这些浮动的城市刻度，再现了井市小民对‘正义与不正义’、‘慾望与创伤’、‘焦虑与压抑’的交杂纠缠。”我相信，正是这些不在观光手册上的、似乎黯澹无光的地点，才成功地将“天龙国”颠覆成为“反叛城市”。
与之相似，我探访的对象，既包括“伤痕地图”，也包括“反叛地图”：“伤痕地图”是防守、纪念和哀悼；“反叛地图”则是进击、起义和呐喊，两者互为表裡。我写到了开啓台湾农民运动先河的二林蔗农事件的史迹陈列馆及纪念碑，也写到了保存高雄及全台湾工人运动史料的高雄市劳工博物馆。台湾的民主化，不单单是知识精英的教育啓蒙、学生运动、党外杂志突破报禁乃至直接组党冲击党禁，也包括工农大众在基层一而再、再而三的抗争运动。他们不该被忽视和遗忘。倾听他们的心声，才能拼凑出一幅整全的“反叛地图”来。
我也尝试着描述这一群风华绝代的反叛者们：永远带着小提琴的农民运动先驱简吉，在被捕前还要为母亲演奏一曲吉他的胡海基，喜欢优雅的衣装却在省议会“舌战群儒”的许世贤，以“公义”为最高价值并将《公论报》当作孩子一样呵护的李万居……这些反叛者们，个个风流倜傥，雄姿英发，举手投足，散发出无穷的魅力。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国民党当权者们，个个都是那么丑陋、那么猥琐、不堪入目、无足挂齿。
在写台湾的反抗者的故事时，我想起了法国作家卡缪的一段话：“坚持到底，这不仅是抵抗，也是一种任性。有时候我需要写下一些自己也不太明白、但却正好可以证明我有个无法羁束的内在的东西。”有趣的是，在台湾太阳花学运和香港佔中运动中，卡缪的《反抗者》为两地的反抗者带来新的启蒙、激励与反思。卡缪不仅是二战中反抗纳粹的英雄，更在对抗虚无主义的哲学演绎过程中，逐渐走向对形上学的反叛。他敢于挑战“政治正确”的禁忌，与曾经的战友沙特分道扬镳。卡缪不认同暴力并谴责恐怖主义，被左翼归入“不够革命”的妥协派。他看到了苏联制度的血腥与邪恶，在普遍左倾的欧洲知识界逆流而上，批判共产主义是另一种法西斯主义。他失去了绝大多数朋友，却不放弃希望和爱，“这个世界的悲惨和伟大：不给我们任何真相，但许多爱。荒谬当道，爱拯救之”。我希望我的文字可以成为《反抗者》的小小注释，换言之，用台湾的故事将其“在地化”。
墨写的谎言与血写的真相
台湾的转型正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地名正义”。台湾可以学习的榜样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统治崩溃之后，原来以列宁、斯大林以及大大小小共产党头目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学校，以及各式各样的塑像，都被更改、修正或移除。
以乌克兰为例，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乌克兰推倒了境内最后一尊列宁塑像。这尊五米高的铜像将被融化回收。当地市长邦达连科说，这是切尔尼科夫州最后的列宁像，“没有任何政治理由和愿望要把它保存下来”。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院长维亚特罗维奇表示，推倒列宁像是必要的，“如果放在公共场所，它就仍然是极权主义的宣传工具。”一九九一年，当苏联解体、乌克兰获得独立时，乌克兰境内有五千五百座列宁像，此后大部分被拆除。乌克兰副总理基里连科说，最近几年，又有一千多尊列宁像以及一百多尊前共产党人、秘密警察头子的塑像被推倒。
从二零一五年起，乌克兰通过法律，将共产党与法西斯等同起来，禁止共产党及其标志出现在公共场所，并全面清除共产党时代的遗毒。迄今为止，乌克兰更改了两千五百个地名和一千多个乡村和地区的名字，仍然有十五个行政地区等待重新命名。乌克兰东部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现已被改名为第聂伯罗市。共产党领袖彼得罗夫斯基参与制造了乌克兰大饥荒和政治迫害，这座城市的居民不能忍受屠夫的名字代表他们的城市。而首都基辅市正计划把一条林荫大道以捷克前总统和着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的名字命名，因为哈维尔这个名字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价值。维亚特罗维奇指出，改换地名是必要的，“过去乌克兰到处都是列宁像和列宁大街，简直就是‘列宁国’”。只有“去共产主义化”，乌克兰才能获得新生。
乌克兰的列宁像已一个都不剩，人们不必膜拜独裁者了；而台湾的蒋介石像大部分转移到了大溪的“两蒋文化园区”（其中也有少数孙文像和蒋经国像），但在很多学校和政府机关仍有保留。乌克兰的“地名正义”清除了专制时代的文化毒素，而台湾有太多以“中山”、“中正”、“三民”和“四维八德”命名的街道和地点，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呢？
大部分台湾朋友对二二八屠杀和白色恐怖的元凶蒋介石颇为反感，却对国民党塑造的“国父”孙文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太阳花学运的学生冲入立法院议堂之后，谁也没有想过要将孙文的巨幅画像取下来。人们不知道，孙文被当作台湾的“国父”，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之一。在本书中，我写到了三个与孙文有关的地景：台北中山堂、阳明山中山楼和国父纪念馆。其中，台北中山堂是日治时代的公会堂，跟孙文毫无关联；后两者则是蒋介石丢掉中国大陆之后，在台湾孤岛上为其导师打造的殿堂。
我在这三个地方挖掘谎言的“锻造史”。谎言是用墨写的，真相是用血写的。孙文生前只以外国人的身份（无论其在法律意义上的国籍是美国还是中国），短暂访问过作为日本国土的台湾。孙文既没有实际统治过台湾，也对台湾的民主自由没有丝毫贡献。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孙文对中国而言，乃是千古罪人，正如香港政论家桑普所言：“孙文始终欠缺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完整信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序构想都是充满各式各样的胡堆乱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顽固倔强、折衷思考、能言善辩的人而已。所谓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广州军政府、自封大元帅、驱逐陈炯明、联俄容共，更是祸国殃民之举，进而开启史无前例的中国百年沉沦悲剧。孙文功不补过，堪称民族罪人，绝非国父或英雄。”牵一髮而动全身，重写台湾史，必然牵连到如何重写中国史。
在私德上，孙文是荒淫无耻的“罗莉控”；在公德上，孙文是“天下为私”的“未完成的独裁者”。去除孙文崇拜是台湾转型正义必须迈出的一步，台湾民众不可等闲视之。台湾读者当认真听取桑普之忠告：“孙文，根本就是中国百年灾难的祸首，最后更一手摧毁民国，为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起升级专权以及毛泽东一九四九年起再升级极权做出关键的铺垫。”我希望台北中山堂、阳明山中山楼、国父纪念馆等地，在不久的将来都能“去孙文化”。
太阳花绽放，青年人觉醒
近代以来，台湾一直处于中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台湾人在很长的时间段裡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在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只能成为庞大的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在本书中，我写到了参与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的台湾高砂义勇军，写到了被派遣到中国执行危险任务的黑蝙蝠中队，写到了以一个人的力量拯救一个眷村的“彩虹爷爷”黄永阜，也写到了长期滞留缅北的孤军、到缅北从事情报活动的王根深以及他回台湾后开的那家“阿美米干”餐厅……这些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军人和情报人员，人生履历千差万别，价值观或许彼此对立，然而他们共同的命运是，最终都在台湾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台湾人之一员。如果用姚立明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虽然拥有不同的过去，却可以拥有一样美好的未来。
说到美好的未来，就不能不涉及到掌握台湾未来走向的青年人。在本书中，我首次将与民主运动有关的中学也纳入“民主地图”序列之中：高雄中学和台中一中是台湾最具民主传统的中学。雄中自卫队对抗正规军，虽是以卵击石，却谱写了高雄二二八抗爆运动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今日高雄中学学生自治会率先宣佈去除“国父崇拜”的礼仪，也让国民党播弄了九十年之久的“国父”偶像崇拜系统裂开了第一道口子。对于台中一中而言，一本名为《育才街》的学生杂志，记录了学生们参与太阳花和反课纲运动的点点滴滴，也记录了学生们声援香港佔中运动的呐喊——台湾不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孤岛，台湾的年轻一代深具国际视野和“丧钟为谁而鸣”的国际人权观念。未来，台港的年轻一代必将携手对抗中共张牙舞爪的“新帝国主义”。
台湾的年轻一代，并不都是一碰就碎的“草莓族”，他们深知“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道理。而且，救自己的国家，不仅靠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更要靠细水长流的社会运动；不仅靠在凯达格兰大道和立法院这些国家权力中枢之地发起暴风骤雨般的抗争，更要靠深入乡村、深入千家万户的文化深耕、在地啓蒙。
我对大城市充满了怀疑，走到乡村才感到心安。在村落，在田野，在天涯，在海角，我遇到了一群群扎根大地的青年人：洪雅书房的老闆余国信，将一家小小的书店办成了浊水溪以南最活跃的社运基地。我在洪雅书房演讲时，遇到了一名身为国中老师的父亲带着正在唸国中的女儿前来倾听，然后父女俩一起举手提问，希望我告诉他们更多关于中国的人权斗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故事。那一刻，我发现，小小的洪雅书房，是一间大大的公民教育的课堂。洪雅书房面积很小、营业额很少，但在精神和价值的层面，它却比商业巨头诚品书店大上千百倍——一家书店的规模再大、装饰再美，如果内部却存在看不见的审查机制，像傀儡一样被遥远的北京中南海的黑手操纵，我绝对不会进去买一本书。
让破败的老房子重获新生的“成功旅社•农用书店”，更有一个宏大的愿望：要为“山重水複疑无路”的台湾农业寻找“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关心社运、关心环保、关心农业的前辈诗人吴晟的支持下，这群来自大城市、拥有名校学历的年轻人，在溪州这个小镇上将遥不可及的理想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他们贩卖的绿色农产品很快博得了美名，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他们努力奋斗的方向与脉络，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
是的，我们都在为自由歌唱——无论是我在路上访谈过的朋友们，还是阅读我的文字的朋友们。如布罗茨基所说：“被释放的人并非自由的人，解放仅仅是获得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的同义词。”在貌似自由的美国生活的我，与在貌似自由的台湾生活的台湾朋友们，我们当以此共勉，让自由成为生命中的盐和光，让自由成为不容任何力量剥夺的最高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