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中蓝绿族群（网络图片）
（杨雨亭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台湾的外省人在性质上是1949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战争结束以后的产物，但是其「前身」必须溯源至国共内战与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这可以看出台湾的外省人历经过长期发生与演变的过程，战前战后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对于个别的外省人具有不同影响。以现在的外省人来说，民国38年固然是一个界说的分水岭，然而其个别的异同必须涉及其上一代与两代的过往，也就是说，集体性的外省人有其共同回忆与意识，而个别的外省人之间由于社会层级的分化而有相当多元甚至分歧的差异。
近年来由于持续受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高度压力，台湾外省人的危机意识越来越强，其同质性也渐渐有越来越高的现象。和其他族群不同之处，在于多数外省人认同的国家符号是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存在与发展是其能够具体依靠的力量，如此长期以来建构了普遍外省人基本的心理与意识结构，而许多外省人对于中华民国的强烈认同以及对于国民党的过度依赖，也形成中华民国与国民党能够存续的关键因素。然而普遍台湾外省人缺乏拥有土地的归属感以及对国家及民族未来的确定性，这一种无土与无根的疏离感（discrete sense of landless and rootless），使他们近年来在中共与民主进步党对立的语境中越来越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成为两岸中的「他者」。
多年来，民进党在其选举基盘的扩大下，日益浮现出台湾独立的本质性原貌，使得中华民国空洞化与非国家化，而在共产党的围堵操作下，中华民国成为缺乏国际人格的次国家，加上国民党本身的支离破碎，外省族群持续产生严重、痛苦的心理衝击。由于心理与意识上与对立族群的绝缘（mental and conscious insulation）所产生的彼此盲点，外省人要大规模地转向认同共产党或民进党非常困难，以至于未来外省人渐渐消散于历史的时光隧道裡，是几乎可以预期的。对于外省人越来越强的集体危机感的治疗，惟有依靠他们自己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找到下一阶段的目标，否则他们将漂泊而无所依。因此，纵使未来中华民国与国民党萎缩成只剩一面旗帜，其图腾的象徵意义仍然重要，代表了外省人的心理标记与百年来以国民党立场建构中国历史回忆的高度重叠。
以下，对于台湾外省人的「原生性」做简略的历史性回顾。
1945年8月，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收回台湾，不久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才发现两岸隔离五十年，彼此差异之大，事先根本难以想像（这样子的彼此以为「别人应该是怎麽样才对，如果不这样就是错误」的顽固观念至今没有太多改变，这令我非常惊讶，一个人、一个族群的「我一定正确，所以别人一定要改」自以为是的心态是如此地持之以恒）。之后，1947年发生台湾本地人和大陆人严重衝突的二二八事件。1949年，在残酷激烈的国共战争中，国民党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底，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大陆，约有一百五十万大陆人先后随同来台，多数是逃难，这情况受到台湾二二八事件中受害者与日本殖民教育下受惠者的轻视。这些大陆人到台湾后不久转变为外省人的雏形，我认为外省人格的真正成形，是在产生第二代之后，成为紧密依靠的「两代人」族群，并且开始延续下去。明确地说，做为来台第一代的外省人与其第二代的子女之间，由于逃难而离散的悲怀以及他们在台湾社会中的孤立，具有非常强烈的亲情，所以当父母过世，第二代外省人和过往完全断裂，成为孤单的一代而普遍发生极大的伤痛，这种深刻的伤痛由于在台湾社会中不能被其他陌生或对立的族群所理解与体恤，很少有机会能表达出来，以免于被视为软弱与孤立而难以立足。
1950年代，国民党痛定思痛，检讨大陆时期对延安中共及各地地下党的轻忽以及对中间倾左党派与媒体的纵容，严厉肃清中共潜台人员与左倾知识分子，而对于异议人士，以及在离开日本殖民体制以后，寻求自身的主体性而希冀高度自治甚至于主张台湾独立的本土知识份子，也强力地镇压，形成错综複杂的「白色恐怖」时期。
这裡讲两件事情。
陈映真三十年前曾告诉我，他在坐牢时，监狱中有两种政治犯，一是左派，称为红帽子（陈映真是其中之一），一是台独，称为白帽子，都关在一起，彼此经常对立。红帽子会被枪决，白帽子基本不杀。陈映真说，枪毙红帽子时，红帽子在走向刑场过道中，红帽子集体高唱〈国际歌〉，行刑前该红帽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到这些劫后馀生的红帽子们先后出狱，听说大陆发生反右派斗争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感到非常痛苦。后来中共走上蓬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年的老红帽子们也感到不易适应，一生牺牲奋斗的意义模糊而幻灭。
问题在于：国民党与外省人很少反思，面对台湾这些红帽子，包括大陆时期的共产党人，他们前仆后继地牺牲，他们到底要做什麽？他们到底在想什麽？这是身为外省人的我一生都在面临与尝试解决的主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国民党与外省人普遍地非常难以诚实与诚恳地面对，而简单地、简化地用反右与文革否定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回头证明了北伐后党国走向极右的必要性，甚至于近年尝试利用法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述中共的走向资本主义、论证国民党的正确性。却在中共如不死鸟自火烬中再生，带领中国走向充满戏剧性与道德困境的掘起后，国民党与外省人面对中共暴政不亡反兴，陷入混杂著钦佩与沮丧的心理挣扎，进而惊骇地发觉与共产党的百年斗争中，自身即将面临澈底失败与溃散的下场。而直接威胁结束国民党与外省人光荣历史的，并不是共产党，居然是在台湾社会中产生、受惠于三民主义、不知感恩的民进党在地政权。其实，绿营的成长与壮大，相当部分是承继了白帽子的精神，这是国民党与外省人的另一个盲点。国民党在战乱中，尝试以关押与灭绝的手段处理红帽子与白帽子，当历史的潘朵拉盒子打开，国民党与中华民国遭受到反扑而陷入危境。
1972年，在台湾绿岛新生训导处政治犯监狱中，发生一件事情，当年9月29日，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和中华民国断交。受刑人柯旗化（白帽子，《新英文法》的作者，我初中时读他的文法书，终身受惠）隔著押房的小窗，对著正在巡视的监狱长高喊：「报告监狱长！报告监狱长！」监狱长问：「什麽事？」柯旗化：「这些红帽子共产党都应抓起来正法。」监狱长问：「为什麽？」柯旗化义愤填膺地控诉：「中日断交（中华民国日本断交，当时台湾自称中国，大陆是中共），中共和日本建交，他们红帽子都很高兴，我们应该联合日本对抗中国共产党。」然而，这位监狱长抗战时曾参加对日作战，对日本人的恶行恨之入骨，听柯旗化说要联合日本，非常愤怒，大骂：「混蛋！」
我所要表达的，是那位监狱长的政治立场的混乱，他到底要反对谁？支持谁？这也是后来多数外省人内心长期无解的矛盾，在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共之间，在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之间，一直找不到可以平衡的支撑点。相对而言，台独这方面的问题很小，选择反共和民主政治，这是为什麽在台湾社会中，台独的论述十分明确，容易宣传，如果进一步淡化反中，甚至于可以认同中国文化，接受中华民国体制，民进党与其他台独党派的逻辑是简单明瞭、老百姓听得懂的。而国民党的论述则陷入困境，亦中亦台，不中不台，进退失据。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位中国大陆访台学者在一个会议中公开讲：「民进党抱著美国大腿。」这是什麽问题呢？国民党执政时，民进党不是批评：「国民党抱著中国大腿」吗？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不是一直「抱著苏联大腿」吗？当然，国民党从抗日战争开始，就一直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美国则要求国民党在反共阵营中保持民主制度与自由经济，国民党在精神上与物质上是长期依附美国的，如果当年（自1940年起）国民党戮力齐心自立自强，不依靠国际力量，包括苏联和美国，不会丢掉大陆。这方面民进党是承继者，惟一的区别在于对日本的态度，民进党与绿营倾日，这是长期殖民教育与日式生活下的延续，和外省人与蓝营的崇美反日，同样是历史的结果，也同样具有浓郁的历史情结与盲点。日本这个国家有其特质，有明显的优点，也有清楚的缺点，但是几乎完全不能被台湾不同的族群客观的理解、批判和接纳，日本对于台湾，持续产生图腾性的争议，在中国大陆亦然。
多年来，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追溯这段时期所发生事情的作家与作品，多数是希望藉此论述台湾本身悲情命运而导向台湾独立合理性的本省籍人士（其中客家族群有相当独特的一面，从左派、独派到大中国主义者，光谱分布很广，日后有机会再阐述）。那麽，为何外省人普遍避讳此事？主要的原因有六个方面，第一，二二八事件时期的外省人不是被报复杀害就是逃避大陆，部队随后多数撤至大陆参加国共战争，有1949年前台湾经验的外省人很少，有的也被认为是二二八的加害者而长期襟声；第二，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的外省人有证据为中共人员及左倾分子（红帽子）除了反正者（投降国民党的「叛徒」），多数被正法或长期关押，其家属日后留下的资料很少；第三，当时本省人对外省人非常仇视，使得外省人在台湾被地域与语言所隔离，这是外省族群的部分原生性，本质上具有对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合理性思维，也就是说，从日据时代的殖民性与中共的暴政，诠释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第四，当时在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地清洗国民党留下的群体，而且一直高调欲以武力统一台湾，在恐惧共产党来台后实行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下，使得来台的大陆人与许多台湾本地的老百姓无路可退，转而支持国民党在台湾政权的巩固；第五，蒋介石来台后，矢言反攻大陆，整个1950、1960年代，台湾的资源与教育皆投入备战计画，形塑了包括台湾本土族群的坚强反共意识；第六，对于中华民国的中国性质与其宪政民主的肯定，希冀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能够保留与健全，这是一些大陆来台与本地高级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的自我肯定与期许。由此，外省人普遍认知二二八与白色恐怖是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并不同意是所谓国民党与外省人的「原罪」。可以说明的，近年来由于国民党与外省人的日趋弱势而被民进党与台独势力日益压迫，以及中共对台的统一战线工作围堵，不少外省人产生政治屈从现象，接受「原罪」的社会性解释，有的转向支持台独，有些感到势单力薄而转向大陆的中国。
另一方面，外省人第三代由于已经不具有大陆国族的意识，而且必须同化于老师与同侪才能生存，有些成为「天然独」的一个部分。我有一个好朋友，第二代外省人，他的儿子是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硕士，多年前，在我们两家进餐时，突然愤然说：「我最讨厌外省人！」引起举座震惊，因为在座皆是外省人。他后来参加太阳花学生运动，并且激烈攻佔行政院。这个孩子，我看他长大，他进台大后耳儒目染，成为一个怨恨他原生家庭的人，这让我想到解放后在中共教育下成长的孩子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坚决和父母亲划清界线的情形，是一致的。有趣的是，他自幼讲外省口音国语，进台大后讲有台湾腔的国语，明显有同化与期盼认同现象。
中华民国于1971年10月25日被迫退出联合国，10月27日，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以台澎金马为基地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大陆七亿中国人民真正代表。恢复大陆七亿同胞的人权自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乃是我们决不改变的国家目标和必须完成的神圣责任。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这样的宣告，四十多年来，由于内外时局的激烈变化，国民党与外省人明显地未能完全承继下来。当时许多邦交国纷纷与北京当局建交。之前，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宣布他将在次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理化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正当性，间接地否定了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法定性。1972年7月，田中角荣担任日本首相，9月30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宣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与中华民国断交。这两年，对迁台后誓言复兴的蒋介石与国民党带来最大的伤害，却很少人注意到，1971年到1972年间，外省人的心理和人格普遍受到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在惊恐、愤怒、羞辱的日子中，产生了两方面并进的效益。一个是所谓「庄敬自强」－－迟来的自觉，拯救了长期倚赖美国而在物质与精神上不能自主的状态，而有下一阶段真正的台湾经济起飞，另一方面，外省人下一代普遍被暗示或告知，必须离开台湾，去美国，避免大陆陷共惨剧的再演，无形中产生以外省第一代人坚守中华民国在台湾，第二代在海外留下后裔的悲壮与矛盾情境。这是我日后选择回台「共赴国难」的根本原因，因为我家的其他孩子们在美国都能自立而且生存良好，我们杨家需要有一支留在台湾，承继父亲一代保台与大中国革新发展的志业，我做为长子，责无旁贷。
在1971年到1972年排山倒海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年优秀的廉洁官员李国鼎、孙运璿、赵耀东等人，如清末自强运动，扶植起中华民国最成功的民间与国家产业，包括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以及高科技摇篮的台湾积体电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也就是说，没有1971年到1972年的美国「抛弃」台湾，也就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华民国真正的成长与复兴，也不会有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基本民间产业快速发展基础。台湾中小企业当年在大陆找到千载难逢扩大发展的机会，壮大了台商，从而也带动了中国自己中小企业的产业转型，进一步由于丰沛的人才与广大的市场，发展出2000年后中国独特的资本市场经济模式。而当年「二次逃难」的外省第二代，许多留在美国，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可能是近代中国战乱下处境最好的一些人，不过他们已经脱离中国的轨道，对中国与台湾的影响是间接的。
总结在1949年以后到蒋经国于1988年过世的近四十年间，一方面是台湾外省人产生共同心理与性格的过程，一方面扩展至相当大量认同中华民国的本土同胞，成为日后「蓝营」的基本群体。这个群体，一方面，强调历史的过渡性，认为日后的良好政策与经济成就，可以慢慢取代1950年代的恶性记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历史盲点，忽略了由日本殖民体制下现代化与高度纪律的受惠者与认同者，在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强烈抗日文化政策下的失语及身份转换过程中的失落，经由二二八与白色恐怖，发展出对国民党政权以至中国的深刻敌意。
可以说，台湾社会中蓝绿族群的产生，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具有複杂的历史过程，短时间内欲彼此说服，相当困难，要能互相体谅与融合，还需要很多人的努力。这方面由于外在环境持续的压力，内部的矛盾反而会有更锐利的发展，这是台湾内部的危机根源。由于台湾政治发展的单一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台湾的问题，要能有效舒解，不同族群与政治实力以及学术界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惟有对话，才能有弥补彼此盲点的机会，也惟有多元化的视野与宽容，在日趋複杂的国际社会中能有更大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