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网络图片）
进入2017年后，网上纪念反右运动60周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许多劫后余生、侥幸又活了近三十年的反右运动蒙难者，一些对反右运动比较关切、有所研究的朋友，纷纷撰写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个违宪违法、反社会反人民的政治运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有些文章在回顾反右运动的背景时，谈到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他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很少有人论及“双百”和“正处”对反右运动的重大意义。
我认为，“双百”和“正处”是反右运动的催化剂。毛泽东说他发动反右运动是“阳谋”，不是“阴谋”。“双百”和“正处”，既是“阳谋”，也是“阴谋”：那些冠冕堂皇的表面论述，娓娓道来，头头是道，施放出宽松祥和的烟幕，舒缓了人们对专制统治的戒备，这可以说是“阳谋”；另一方面，这两个方针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涵义，为镇压知识分子预设了周详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毛泽东的“阴谋”了。
据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注1）在这里，毛泽东无意间透露了一个秘密：反胡风的暴烈程度，特别是毛泽东为胡风和朋友们的通信所加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批语，给知识分子造成震惊和不安，因而共产党不得不采取某些安抚的措施。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支伟大的力量。”因此，必须“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注2）“双百”方针起初显然也是为了消除知识分子的顾虑，调动他们参加建设事业的积极性而提出来的。
首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是陆定一。他在1956年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毛泽东在会议的总结讲话时明确地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接着，他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 （注3）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陆定一撰写、经过毛泽东审定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主题。他在会上共讲了12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节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全文约24000字，这两节就占了一半。他在第一节里把社会大众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两大类：“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毛泽东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归纳为“团结—批评—团结”,并且指出：”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注4）
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第八节里，毛泽东再次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明确表示：”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对于错误的意见，要”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注5）
毛泽东在庄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这些话，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讲得清清楚楚，确实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阳谋“。这些从表面看来鞭辟入里的论述，在全社会散布宽松祥和的气氛，给民众打了预防针，吃了定心丸。因为大家都把自己放在人民内部这一边，包括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属于愿意为祖国服务的爱国者，谁也没有把自己划到敌人一边，更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赶出人民内部，成为敌人，成为贱民。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能看透毛泽东的那些隐蔽在阳谋中的阴谋。
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大阴谋，在于它侈谈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却撇开法律，拒绝法治，这就为独裁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行使权力的无限可能。因为法律可以判定人们的有罪无罪，并对有罪者按照法律规定，作出适当的判决。而区分人民和敌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界限，独裁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6月19日 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内容里增加了讲话时没有谈到的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是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国际团结。这些表面上似乎十分清楚的标准，实际上没有定性定量的界限，它出现于《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绝不是偶然的，后来就转化为划定右派分子的标准。这六条标准的阴谋性质在于，这些看来很明确的标准，却没有明确的界限，以致人们无不认为自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即将到来的反右运动毫无思想准备。
在那个由于“双百”和“正处”的提出而洋溢着相对温暖的日子里，敏感的知识分子感触到了春天的来临。最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日报》在1957年3月24日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在这篇文章里说：“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
就在知识分子正跃跃欲试地准备齐放争鸣、却还不无顾虑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那里磨刀霍霍了。早在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之前，在1957年1月28日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出了一些“怪议论”，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的讲话越错越好，犯错误越大越好，……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注6）
这就表明，“双百“方针提出后的社会反响，已经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形成了”后发制人“和实行专政的思想准备，由此也可以检测他一个月后所做的”正处“报告的诚意。
毛泽东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暴露出“双百“方针所包含的阴谋。他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尽管毛泽东申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但是，他强调的却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注7）
从百家争鸣延伸到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家争鸣，从争鸣延伸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再延伸到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毛泽东隐藏在“双百“方针里的阴谋所在。善良的老百姓怎么能想象得到会有一条这样的逻辑链条呢！
到了5月15日传谕全党的《事情正在其变化》，毛泽东的阴谋就暴露无遗了。他在这篇文章里，首次推出了“右派”这个称呼。他既剑指”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又直陈对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的右派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注8）这个党内文件，对党员来说是阳谋，而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来说，却是地地道道的阴谋。
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策划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点燃了反右派的熊熊烈火，公开宣告了反右运动的开展，毛泽东的阳谋+阴谋，也就进入了实施的阶段。
迄今为止，许多官方学者仍然把包括“双百”方针在内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誉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回顾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双百“还是”正处“，都不过是为反右运动开辟道路的前因。在冠冕堂皇的论述阳谋里，蕴涵着蓄意清除异己的阴谋。阳谋阴谋的交织，导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旷世浩劫，给社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对于这样一场民族大灾难，本应认真反思总结，从中获取有益的教训，以利于今后的社会发展。但是，执政当局却拒绝反思总结，甚至对民间自发的研究与纪念活动横加干扰，以致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至今仍然还是历史的禁区。
我们这些侥幸还活着的反右运动蒙难者，有责任在有限的时间里回顾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揭露毛泽东的阳谋+阴谋的罪恶用心，让子孙后代牢记这个悲惨的历史。
2017年5月31日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5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第164页，第167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版，第491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页，第365页，第369页，第371页。
5、同上，第388页，第390页，第391页。
6、同上，第334页，第338页，第355页。
7、同上，第409页，第414页，第415页，第417页。
8、同上，第424页，第4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