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官不聊生”常影射台湾官员被立委抨击、被民众羞辱的不堪遭遇。但近年来，中共高层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治理模式，极力消弭官民矛盾冲突，官员动不动被究责，“官不聊生”已不再是台湾的专利，大陆官员也正身处“水深火热”中，造成官员健康纷纷亮起红灯。尤其，领导级别越大，健康越是机密，成为中共治理的另类“不定时炸弹”。
10多年前，衡量大陆官员的工作常缺乏客观公正科学的量化考核指标，及相应的追究机制：官员干好、干坏对其政治前程影响不大。搞砸了，只要“背景硬”还能易地为官。
但现在，官员工作一旦失误，就要被追究。轻则处分，重则免职，要负道义、政治、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官员们不再是“有官一身轻”，不再无缘於压力。
健康白皮书98·5%异常
大陆近年曾公布《中国公职人员健康白皮书》指称，大陆公务员能按法定假日休满假期的人很少，越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大城市，官员的休假越少、压力越大。不同的年龄、性别和职务，官员的体检结果出现明显差异。级别越高者，健康状况反而越差。尤其，担任领导岗位的官员体检异常率竟高达98·5%.
原因是，这些“领导”年龄层次和男性比例都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受领导责任压力、事业心理负荷与家庭冲突、职业特性导致饮食睡眠不规律等因素，是损害健康的元凶。
在北京，还有调查指称，超过半数的领导官员无法按时吃饭。尤其在办公室久坐，运动量少。再加上动不动就应酬、抽菸、酗酒，官员要维持健康，真是件“不可能的任务”。
20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这种“越是领导、越不健康”的问题，更体现於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官员非正常死亡”。大陆华西医院心理谘询中心上周就公布资料显示，25·6%大陆公务员有忧郁情况.自2009年起迄今，全大陆已有约20名官员（主要是领导职位官员）发生“非正常死亡”。
大陆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谘询中心副主任祝卓宏就指称，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变化，利益分配不均、网路讯息急速膨胀等因素的冲击，是造成领导官员的压力来源。
工作压力忧郁症上身
《凤凰周刊》曾报导，官员忧郁症爆发的转折点是21世纪初，并呈现蔓延的态势。大陆官员罹患忧郁症，早期在大陆被视为“思想病”，被认为是其革命觉悟不如人，而对自身和社会不满的结果。
时至今日，如果有官员忧郁症自杀，大陆民众往往将其与腐败画上等号，总之“自杀总是有罪”。
对於官员不确定原因的自杀行为，大陆官场基本形成一种思维定性：只要是官员自杀，便是“自绝於人民，自绝於党，跟党脱离，不想坚强地活下去。”
因此，依照大陆官方的约定俗成，官员死后都会採行“三不”原则：不开追悼会，组织上不致悼词，领导班子成员不参加。只有部份开明的地方政府出於人性关怀角度，允许官员家属自行召开追悼会，死者生前友好可以私人身份前往。斯人已逝，家人却一辈子活在阴影中。
干部年轻化年龄变压力
大陆官员的忧郁症，除工作压力使然，也和仕途能否顺遂有关.邓小平之后，大陆官方力行“干部年轻化”：官员届龄一定年纪而没再往上爬，只能註定被淘汰，当冷宫的“窗边族”。
因此，如何把工作做到位，又能和上面的一、二把手关系搞好，成为公务员在官场生存的不二法则.
这也形成官员另一压力源：“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一方面，官场的上下级之间往往编织成一张“庇护网络”关系，下属对上层除了官场的“职位效忠”外，还有基於个人利益的“私人效忠”，否则就很难成为“圈内人”。
同级官员竞争好友隔阂
因此，大陆官场常见景象就勾勒出：同级的官员既是同事、也是对手。一方面又要维护好关系，但要变成真心好友，却总隔着一层“透明玻璃”。
《博客天下》指称，官场的跃升管道太过单一，大陆有80％以上的公务员职位是非领导职，若不趁年轻时往上“卡位”，例如35岁没干到正处级、45岁没到正厅级，这些非领导职官员都会被列在各地的组织部的“死亡笔记本”里，而无翻身机会。
这也难怪，当大陆官方对公职人员心理健康进行多项选择调查时会发现，排名前三位的都是负面情绪：49%的人有疲倦感，46%有平淡感，38%有烦躁感。近五成的公务员每天感觉“很疲倦”，负面情绪要远远高於正面情绪选项中的满足感28%，充实感26%以及快乐感25%.
为仕途拒医生千里外
更诡异地，为了往上爬，许多官员常刻意隐瞒身心健康问题.尤其是“准领导”，为避免影响仕途，即便身体和精神状况早已鸣起警报，却仍拒医生於“千里之外”。
因为，一旦有官员承认自己精神有状况，所有的仕途前景将毁於一旦。这种把健康视为“机密”的现象，越是高层越是明显.长久以来，必将成为中共另类的治理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