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卢梭反对人的个人意志论必然导致他反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也就是说，他为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提供了他的集权统治依据。民粹色彩在我们的文革和他们的纳粹实践中，淋漓尽致地彻底表现出来；这就是卢梭主义在中国的翻版——这个翻版，迄今还在以“以民为本”的教唆中，消灭古代以民为本的本意（一种并不消灭社会各阶级存在和发展之仁政实践……），而体现出卢梭主义的真相。我们援引卢梭的话证实他对于孟德斯鸠的抨击；这个抨击，使他几乎完全丧失了启蒙性质而变成教唆犯和世界上最大的极权教主。（他说，“我们的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法权与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分为内政权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又把它们拆开。他们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这一错误出自没有能形成主权权威的正确概念，出自把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认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资料）
三是，中国人一百来并未给出这样的反思：从卢梭极权主义萌芽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恶果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现在看来，答案十分明确；这个过渡基本上是这样转换的——从总意志论，到人民革命中领袖权威的全能式树立；从卢梭关于民间小机构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皆大落空为结局，到卢梭这个瑞士人并未能够全部囊括法国革命全过程的本质，一切，都显示了卢梭言说的失败——法国革命的路径，与其说是在卢梭主义的指挥下行进，不如说，是在法国和欧洲自由传统和法治的轨道上筚路蓝缕，曲折功成；这个过程，就是法国革命在先的卢梭主义屠戮，乃至这个屠杀的转轨（屠杀也是各阶级，派别和新旧之间进行，并未出现革命之一统论意志）；后到拿破仑的帝制、共和的转换，法治，宗教的复兴——这个复辟时代，最后，否定了卢梭的全民－领袖论和普遍意志论；真正的法治共和和教兴，毫无卢梭的痕迹和影响。这个路线图，充分说明了卢梭主义在法国受到的充分抵制和改正。他们还是回到革命以前的阶级共存和各阶级反对“阶级立法”（其实是英国的说法）的孟德斯鸠路线图上，乃至迄今如此；虽然，20世纪发生一些卢梭魅影的回潮；1968年法国人居然呼应毛主义旗帜，以为资本主义轨道的倾覆和结域的突破迫在眉睫，但是，其实是竹篮打水，毫无效果；就和1980年代西班牙复辟势力，企图颠覆后佛朗哥民主政权时期的自由，也同样受到革命对于革命的还原。只是，这个卢梭主义协助马克思主义之“工人无祖国”论，在共产党叫嚣民主、科学的伪善理论和残暴实践中，得以起死回生，重掌政权于黄种苏维埃。这个转变在理论上是这样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和卢梭主义的接轨过程，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这个逻辑路径是——卢梭强调全民意志，而不能够强调后来之领导阶级（消灭其他阶级）统治和立法之说——这样，全民意志，总体实践，就转换成为“无产阶级”作为总意志代表的那种革命——经过这样的革命，当无产阶级成为所谓领导阶级之时，也就是他们的覆灭之时；1918年列宁在彼得堡残暴镇压街头要求苏维埃权力的示威游行。工人大众作为1917年革命的旗帜性阶级，现在只能用自身的血迹填埋街道和沟壑……列宁，成为总意志的寡头——接之，斯大林施行奴役工人和工人－罪犯－劳改犯的新卢梭——这个轨迹嫁接到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其实是广大农民！）成为自己消灭自己的阶级“立法者”——这个过程的结局是，列宁斯大林和毛自己定位为“领袖，政党和群众”之“逻辑”式的总体主导者和总意志的载身——于是，领袖成为和总意志等同的神－人同一体；真正的巴赫金主义的、或者陀斯妥耶夫主义的俄罗斯上帝论，也被扔到沟壑里面——苏维埃主义，解体了苏维埃，她是短命的政权口号和策略而非政治实体——这个教训被中共叫做经验；一切如法炮制——毛，最后消灭了所有阶级和阶级权限，成为毛等于宪法、等于道统、等于上帝的神－人。于是，一切结束。于是，卢梭主义全民意志转换成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可真是匪夷所思的一种普世结果。这个结果的短命是极其明确的。她是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插曲。因为，极权主义要消灭时空和历史；于是，历史最终埋葬之，也是必然。这是第三点。
第四，这里点出主题，民粹主义直接指向极权主义。这个发现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证实。理论上的逻辑是十分清楚的：卢梭的观点是，所有个体只有在服从和泯灭自身以后，才会实现总意志（意识形态）和总体建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要求；这样，作为反抗的个人自由就在瞬间转化为领袖意志，就是中国人说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种（帕累托所谓）集体沉淀物或剩遗物的反刍；而且，社会的集体化和党国化使得显贵集团取代国家和政权成为极权之政制载体；一声毛万岁，结束了人民万岁的呼喊；大救星，代替了“没有救世主”……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民粹指向极权的具体过程。这个过程，加上阶级领导性和阶级先锋性说教，遂产生阶级立法和个人高于法治，党人取代法治和领袖无法无天。这里，虽然东方的演变，有它自身的历史选择和负选择，西方的演变，也有它自身的定位和反定位，但是，反对普世价值的社会反抗和制度瓦解（瓦解历史传统和传统政体），也有着超越西方框架的异化式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资本全球化的一点点正面指向。所有的结域和解域，结构和解构，分子化和克分子化，在这里，融为一种从专制导向极权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这个运动用宗教和文化的比附说明，就是：人们期待天堂的路径被导向地狱。这是人们很少言及的民粹指向马克思，马克思指向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指向中国的、同样从专制（中国传统帝制和有限治衡……）导向极权的结果和恶果。也就是说，先有卢梭，后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往往罔顾法国革命，并将其混淆于恶果/俄国革命和中共革命的所在。
这个轨迹虽然随着几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痕迹模糊，但是，民主本身产生的、可以解决和很难解决的新旧课题，正在将这个过去明确，现在本该也十分明确的课题，导向“中国模式”羼杂其中的混乱。这个混乱的思路，主要表象在国家定位，外交关系，经济贸易结构和普世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最后一点，革命和资本的结合。它正好处于现在进行时。其何去何从，不止是中国的事情，俄罗斯的事情，也是美国和欧洲的事情。在实践和理论上，我们和他们要如何面对之，现在，尚无答案……历史的事证告诉我们，苏维埃主义和美欧资本；中共政权和西方跨国集团，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实用主义存在。如何诠释这些课题，人们并无很多说明和作为。当美国人在普世价值和孤立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和负选择的时候，人们看到，他们对于极权主义加资本主义的绥靖主义政治。这个分野虽然处于必然和偶然的交集中且正在土崩瓦解，但是，这个扫帚不到，灰尘自己不会跑掉的教训，现在依然发生作用。历史上，美国人的两难选择就可为证。他们一方面支持蒋介石，一方面轻待国民党；他们一方面支持台湾，一方面抛弃之；他们一方面谴责和制止赫鲁晓夫（在古巴问题上），一方面偃旗息鼓，让卡斯特罗存在半个世纪；他们一方面支持匈牙利的自由化，一方面沉默于苏联绞死纳吉；他们一方面支持中国改革，一方面纵容六四屠杀后的经济权力一体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是西方人在民主和极权之间无法厘清界限的、也许是逻辑的，也许是经验的历史。
可是，今天我们并非老调重谈，而是从另外一个层面，看看卢梭主义批判应当注重的课题。这个课题是，何以卢梭的极权主义和他的“无祖国”论——乃至马克思的“工人无祖国”——反智主义，传统根除论等等，可以和纳粹主义和毛主义一途同归？这是一个重要的分解。因为，极权主义的特征就是消灭祖国和根除传统；而根除传统，才能开始他的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的无中生有的统治；一切传统中的民主的和威权的（专制的）政治文化元素，都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即便是利用历史和偶像，也会像今天中共知识分子那样戏谑历史，草菅人物，歪曲观念，拿来他用。他们可以忽而孔子，忽而非孔；忽而马克思，忽而民主自由……不一而足——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消灭历史沿革和传统承载以后，把政治空间化为空间消灭；使得阶级，差别，权利等等因素，系数铲除在非立体的社会存在当中，施行极权主义平面化0空间的全能统治——唯一的缺口是什么？就是他们可以利用西方世界尚未阐明的资本－人权悖论，施行极权主义资本化和全民意志卢梭化。这是今天世界学界之非卢梭批判给出的问解之答。
故此，我们只从这个侧面给予稍微的分析；且参照麦克里兰等学人的社会学分疏（见《西方政治思想史》），对此议题做一个浅尝辄止的诠释，且就教于这方行家。他们援引了莫里斯的卢梭批判观点，给予这个课题一种精彩的回答。因为不能因人废言（莫里斯最后归依纳粹），我们也会随之应用他的一些精彩的卢梭批判之观点就教于网友。莫里斯的主要观点就是，卢梭是一个无祖国，无传统，无教养，无道德的痞子（知识分子），由他的浪漫主义出产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导致了法国革命中的无赖主义和屠杀。（这个历史并且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沿革而续，没有停顿——这个不断革命，虽然，业已在21世纪式微而顿，但是，这个民粹主义回潮，依然出现在中国的毛式回潮当中，并未完结。）所以，毛泽东和卢梭消灭社会差别的所谓普遍意志，现在，转化成为一种差别强调，特权泛滥，利益悬殊，却依然跟随民粹，革命和反智之路而成为红歌运动和毛潮复辟——这是卢梭死体复活和毛尸结合的东、西合并之奇观也。故此，人类心中卢梭式平等论和反自由论不是死了，而是死灰复燃，鬼影憧憧。中国人不懂或者生疏，忽略或者规避的西方阶级共存论，个体差别论，三权分立论和传统历史论，在这里，既无共识也无同一；历史反面教训不单尚未汲取，政治钟摆，正在朝向一种并不清楚的方位摆动——这是一种渺小的摆动效应（相对于一些人所谓伟大的摆动。）
这个渺小的摆动，终因来自民粹主义和纳粹主义不知和规避民主程序和代议制政治的洛克和孟德斯鸠真理而愈发泛滥成灾。这就是卡尔.波普批判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之卢梭批判之一；其二，了解文革者都知道，如果官僚体系被皇帝或者寡头完全取缔，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民借助的中间阶层的那个政治分域，即行瓦解。毛文革和毛式司礼监“批红”（也就是江青一类东西执政），就会变成现实——这个现实，不同于西方之消灭中间阶层；因为他们有过，且正存在，且还要继续存在第三等级，贵族、平民、暴民（孟德斯鸠尤为肯定之一种社会存在）；即便是在法国革命当中，这些阶级和派别，革命和保皇的存在，一日也未能泯灭——而毛时代，当周刘邓陈等弱极权被削弱，毛的强极权连带他的个人迷信和人神一身之政治体制旋即皇旗变换，赤膊上阵，中间阶层的差别完全消除（严格讲，其实没有这个西方意义上的中间阶级，只有“八大”以来的半去毛化……）。1966年，这个社会阶级状况和官僚状况成逐渐演变为发动文革的中国之卢梭总体主义：文革——人民——毛；别无其他。这个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一方是毛——一方是人民（毛式人民）。于是，人们看得清楚，这种无阶级，无差别论的起源之卢梭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破的，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要一，消灭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完全消灭官僚阶级，乡绅阶级，农民阶级和流民阶级之社会状态。二，毛要消灭中国历史上政教疏离却教不泯灭的宗教社会状态。三，毛要根除周公、孔孟以来的中国学统道统和正统（政统）。一句话，毛之革命，就是要秉承卢梭在法国革命中不能完全消灭阶级，派别，保皇，革命和首鼠两端之拿破仑主义和波拿巴主义之意志，变为完全，彻底，干净地实施之；四，更不要说英国伯克主义之传统，之皇室，之文化之保存，早就辨清和卢梭主义的界别和悬殊。最后，毛，不能完成封建或者不封建之历史；他只能完成极权主义和虚无主义——他的科学，就是以后发展成为武器的、那种反科学之科技化；他的民主，就是民粹，就是总意志，普遍意志。
而这正是卢梭所为所讲之要害。莫拉斯说，这个痞子，是一个完全按照他自己的幻觉和搬弄古代社会设置而嫁接和移用于之的一个骗子。“和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一样，《忏悔录》作了两项声称：一，作者十分特殊，其言行足以让读者感到兴趣；二，他的人生是他所见周遭生活的典型写照。”“他的人生不但是对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与政治的一种批判，更是对古今各地大多数社会的批判。”为了寻找共性，野蛮取缔世界国别、社会之异，主张“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事关大旨。不同社会之间的共同之处不是太过概括而意义全失，就是纯属定义问题，而流于说一切社会都是社会。
“流浪各地的疯子卢梭来到法国，在这个社会里找不到他天生自然的位置。真可惜，人类社会没有义务为就这样冒出来的人物安排一席之地（请注意：这里莫拉斯说得不对……）。卢梭于是说，他的处境必定就是其他每一个人的处境，……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怎么可能知道有祖国的人的心？
“于是，卢梭在他的脑袋里为自己发明了一个祖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描画了他认为‘他’会喜欢生活其中的那种政治共同体。莫拉斯斥之为荒唐无比的浪漫的自我主义，几乎气炸。卢梭招呼每个国族的政治共同体自我废弃，从头建构一个只存在卢梭脑袋中的国家，以备卢梭如果冒出来，万一他会喜欢就住在里面。
“莫拉斯一语中的：卢梭标举自我为万物的尺度。
“浪漫主义者是一个生活于前革命社会中的后革命分子”，他们以发动革命为能事……
接之就要谈到传统和革命，革命和自由等等之关系。——“所有浪漫主义者都具此特质，所有卢梭成为他们的第一个英雄。（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这样可怕的特质，那些男女彻底变化自己，向现行的社会和政治挑战。）不肖说，这种态度是深刻反历史的——这里，历史指传统而言。特定的民族文化各有传统。‘国际传统’是自相矛盾之词。卢梭式态度是国际的，也就是他一笔勾销一切特属某一民族的文化。卢梭式态度是贬低个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他们众口一词讲的是全人类腐败与伪善的故事，不同的民族历史有何意义？描述特殊民族传统可能有其枝节意思，但改变不了一个根本事实：大体而论，每个民族传统都说着同一个故事——人如何失其自然而以非人之道待人。”这里的说法要有注解。1，卢梭开启消灭民族主义之端祸，同样转变成为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之民族虚无主义；2，中共接受无民族说法，建立瑞金苏维埃。3，易帜以后一边倒向苏联。4，反苏媾美，价值（他们的苏维埃价值）抛弃。5，建立伪爱国主义，强调反对普世价值，注重共产－私有两相掠夺。6，继续资本－权力勾结，暗中背叛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7，抛弃元教旨主义，施行利益主义。8，继续强调资本全球化中的非政治化因素，结合他们的国际主义＝资本之水银泻地，南橘北卮。9，什么时候需要爱国主义就宣扬之；什么时候反对爱国主义，就背叛之（出卖国土和狼狈于西）。等等。这是卢梭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模式和无模式中国化。
于是莫拉斯接茬说，“勾销民族传统，对一种政治理论的‘形式’有深重影响。政治理论避开具体，必定只能出之以抽象措词。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必将对立于世上实际存在的具体的自由、平等、博爱。永远会有愚夫愚妇愿意舍弃一个不完美的现在，换取一个想象的美好的未来，而往往不会因其抽象而对那个未来动疑。具莫拉斯之见，问题在于思想没有真正抽象的。理论出于想象之时，从来不是完全洁白的：所有理论出生时都带着过去的指痕。一切未来之见，都是过去的重新烹炒……
“卢梭《社会契约论》假想的国家和其与乌托邦一样，都不是卢梭自己的发明。人类向来已经知道乌托邦就是他们世界的颠倒，或者他们自己所处现实的反象。我们只要将莫尔的《乌托邦》里的乌托邦头上脚下倒过来，就能认出都铎王朝的英国。卢梭只是取一个理想化的古代斯巴达与共和制的罗马为其假想的国家与社会模型，这模型和现在的国家截然不同，卢梭认为他喜欢生活于其中。
“卢梭夜读普鲁塔克之效，尽现于此。”（皆同上）
卢梭如此，马克思何尝不是如此呢？……逻辑的推演必然是，如果卢梭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是颠倒现实，给予历史于一击，那么，以后的一切革命和改制必然施行否定之否定，再度推倒这个幻想的营造和是非的颠倒。不是说，今天的现实可以容忍和和谐，而是说，要针对今天的现实给予一种历史的，真相的，价值的还原。是的，中国的革命抛弃了现实，迎接了幻觉——这个幻觉又偷梁换柱，给幻觉主义注入了实利的毒素——于是，清除毒素和还原非乌托邦现实，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评估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无权像莫拉斯、孔德、涂尔干、帕累托一样针砭与拯救他们的并非乌托邦的现实——我们面对的是业被涂炭和歪曲的历史乘传和文化道统，一句话，不可能在此现实中，保护与之一样的“现实”；我们没有这样的现实——我们的阅读，批判和抗争，就是要恢复历史沿续的中国，而不是中共。这个说法的实际含义是，中国人可以参照不动制度的西方主流社会学主张，而无法应对这个异质的中国模式。这就是往往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缠绕的、现实和未来之针对论。接之，我们最后要说，不是让中国回到转制主义之专制道路上，以规避极权主义，而是要汲取专制、威权、封建/不封建中国之文化道统和道德纲常乃及制度建构，加以现代性和民主化之改制和解域，方能全部回归到历史的延续性中，而不至于步履迷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