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字狱”，就是国家政权机关（朝廷、官府）大规模地、制度性地迫害言论、文字作者或传播、发行者的暴政。文字狱是极端专制的结果，是反文明、反人类暴政登峰造极的表现。
秦朝之前的中华历史，并无文字狱传统。那个时期中国一直是诸侯分封政体，根本没有强大的专制，所以即使如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暴政，仅仅限于周王的领地范围，不算是一次文字狱。
中华历史来说，有史可查的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残酷镇压儒家信徒，下令焚毁除医书和占卜的书以外所有的书，等于是群体灭绝和文化灭绝，就如同现今“伟光正”揭批法轮功、销毁“非法出版物”。由于秦国消灭了别的诸侯国，建立了专制大一统体制，文字狱有了施行的条件，所以秦始皇的这个“始作俑”起了很坏的影响。
由于秦始皇以“焚书坑儒”而骂名昭彰于史，因此后世的君主便很顾忌，引以为戒，虽然一直有因为不中听的话、字而杀人者，但都没有形成意在扼杀思想、摧残文化的文字狱。
从秦始皇死到满清之前，以言治罪搞的最猛的是“以猛治国”的朱元璋。朱元璋因为自己出生微贱，早年历史很不“光彩”，因而对文人特别疑神疑鬼、心黑手辣，以至于连写贺表歌颂他“光天之下，以身作则”的马屁精都被他杀了，因为朱三麻子居然看出：“光天之下”就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光着颗锃亮的大光头站在街上要饭；“以身作则”就是“以身作贼”，讽刺他当年参加红巾军、落草为寇。但朱元璋以文字杀人、治罪，很大程度上出自其个人自卑变态心理，而没有形成制度性的迫害，朱元璋一死，明朝的以言治罪就基本消失了。
但是到了清朝就不同了。清朝的建立者女真—满洲人，当时属于中华文明的化外之民—东北亚通古斯族群，这个外来政权在中国大乱、青黄不接之际乘虚而入，在三千万到六千万汉人及其他“南蛮”的尸体上建立了清朝。
自己恶贯满盈，罪恶滔天，被后世子民知道得多了可不得了，这会影响到“稳定”和“长治久安”。怎么办呢？满清统治者就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扬光大。
清朝的文字狱从顺治二年僧人函可“藏书案”1开始，到1799年乾隆帝死去才退潮，直至1905年“《苏报》案2”后，才最终结束。文字狱的罪恶，几乎贯穿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其高潮历时154年，跨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占了整个清朝统治的一半还多。
满清对思想言论者的迫害，是典型的制度性的迫害。《大清律》中设有残酷苛刻的以言治罪的条款：不仅言论者、作者本人要治罪，作序者、出钱刊印者、刻书者和看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也要治罪，仅戴名世一案，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3。清朝顺治时期，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文字、言论检察官，在钳制舆论上做到了“专人专项负责”。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最出名的，但实际上满清文字狱的残酷程度远远在“焚书坑儒”之上：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秦朝也只统治了十五年，清朝在两百六十多年中制造了160多起文字狱，残杀数万人以上。仅庄廷珑一案，就有三百多人被杀，十八人被凌迟4。
比以往历朝历代更绝的是，除了杀人和禁书，满清统治者采取抽、删、改、毁多管齐下的手法，把自己的入关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一本糊涂帐5。这些做法，对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这些，满清统治者内心十分清楚（始终比广大汉人清楚），正因为此，满清政权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一切华夏政权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蒙恬、李广、岳飞、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残中华文化，编撰《四库全书》，抽、删、改、毁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论在内的一切存有华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书；在一切文章中严禁“胡”、“狄”、“夷”、“虏”、“戎”和“中华”、“中国”等字眼……6此种种做法，就是要蒙骗愚弄广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盖其外来征服者殖民统治的不合法性。
清朝的文字狱，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奴性和愚昧，极大地扼杀了中国社会的活力，造成了中国200年的大愚昧、大停滞乃至大倒退，直接引发了绵延至今的近现代的百年屈辱、苦难。
满清之后，中共政权制造文字狱更上一层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其“专政”本性，中共自然是搞文字狱的天才，其迫害思想犯的刑法虽然没有满清的残忍，但打击面更大、手法更绝。
中共在“在野”时期就有了文字狱。
早在其在野作乱的山大王“革命”时期，中共就大杀大整异议人士：“江西肃反”、“延安整风”，异议分子当然不能免。王实味自以为可以做善意批评共产党的鲁迅第二，谁知仅因为一篇《野百合花》，就被“伟光正”砍掉了脑袋。中共文字狱之灾，连中共自己的高级理论家李达都不能幸免：马列专家李达，只因直谏痛陈毛泽东“大跃进”的反马列“唯心主义”性质，惹得龙颜震怒，被毛皇帝活活整死。甚至身居高层、又有斯大林作靠山的邪教理论权威王明，也因文章言论类犯毛皇帝之大忌，而不得不逃亡苏联做寓公。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比起山大王时代的中共，满清在关外稍微文明些，但入关后就不同了，刚刚拿下南京，满清就迫不及待的掀起文字狱，拿僧人函可开刀；与之相似，毛泽东一站稳脚跟，就将“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倒，株连甚众；祭出“公安六条”，对“传播谣言”者杀无赦，杀戮甚多；又大批电影“武训传”，株连甚众。毛始皇还觉得满清式文字狱效率不高，干脆不等“右派”冒头就先行引诱，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引蛇出洞”，以“阳谋”之术一举打倒“右派”百万以上，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文字狱的辉煌。但是“我党”的本性，决定了它永不满足于整人的成绩，自文革始，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字狱形式，“集体表态”、“人人过关”，你要是“不老实”，要么当众捉“奸”、查祖宗三代；要么秋后算帐，总之没你好果子吃。
比起满清的文字狱，这一手法绝就绝在你：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比起满清的文字狱，中共的文字狱的更阴毒之处是“改造思想”，让无辜的人真觉得自己十恶不赦；比起满清的文字狱，中共的文字狱更恶劣之处在于：满清可以没有文字狱而更好的存在（仁政或君主立宪）；而文字狱是却是中共的命根子，少了文字狱，中共赖以为生的欺骗和罪行就要曝光，中共就要解体、就要死亡，所以只要中共不垮台，文字狱就会永远存在。
综而言之，满清文字狱和中共文字狱的性质是相同的、恶果是相似的：都是极端专制的体现，都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愚昧。不同的是，整肃思想犯，满清喜欢手起刀落，更加直接、残忍；中共则喜欢“治病救人”，更加隐晦、彻底；满清的文字狱的恶劣程度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影响，容易废止，中共的文字狱却有与生俱来的的体制性顽固，非中共垮台不能废止。
满清、中共的文字狱，各自在中华黑暗史上抹下了最浓重的一笔。
曾节明 于二〇〇九年一月十日星期六中午
注1 : 杨权：《南明遗民僧函可\”私携逆书\”案述析》，首发《学术研究》；
注2：维基百科：苏报案；
注3、4、6：王彬：《禁书•文字狱》，工人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注5：指清廷歪曲编撰《明史》，以及乾隆帝施行的“四库全书”编撰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