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阵七一游行头条口号「一国两制呃你廿年」是对的，但不准确。邓小平84年提出「一国两制」概念，港事官员、外交部和香港支持者立即奉为空前的「历史性伟大发明」，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而邓这个四川人，受落之余还肯定知道这个「前期骗局」的历史和战略效用──并非一般指的「中共说一做二、货不对办」那么简单。
中华帝国史上仅剩的一批土司，于共产中国成立翌年陆续向北京交出政权。最后一位那样做的土司叫安学成，大凉山彝族人。（注一）从卫星图上看，由一条一条几乎平行的山脉构成的大凉山系，是真正的「山卡罅」，几百年来中土政权军力多不能及，那里一带的土司遂成为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漏网鱼。大凉山在四川，与邓小平的家乡广安市协兴镇相距不远，用谷歌地图一查，四十公里不到。
九七前避谈历史先例
邓当年在四川念完预科（1920年）才离开，不可能不知道土司这回事。土司制乃国史上如假包换的「一国两制」，一般中学生都知道；笔者念英殖学校中史科，读过「改土归流」而一直记得。今天香港DSE历史课程包含清初民族政策这个课题，「改土归流」是必教内容。可是九七前的党国官员却胡说「一国两制」是邓发明的，前无古人；那怎么可能呢？如此不堪，不会只是为了替邓大人「攞头彩」。
元朝由世祖忽必烈在各种松散的「以藩治藩」政策基础上，推出了更严格精致的土司制，主要用在华南、西南一带的苗、瑶、黎和古越族的后代壮、侗等外族人聚居处。明朝先是继承此制，在七省广设土司，包括广东在内，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起，逐渐以流官取代土司，清雍正力废而未尽除，要到中共上台方全面消失，历时七百年。
这个过程后段尤其复杂、反复、血腥，地方抗争不绝，统治阶级里也不断出现「一国」与「两制」，即中央委任流官制与地方保存土司制的争论，史书记录很清楚。邓小平等人九七前在香港和国际上推销一国两制之时，当然不想有人提起这段中华帝国殖民扩张镇压史，以免港人借古鉴今，看穿历代中土政权「以藩治藩」背后如出一辙的残酷与权宜，转而不信任「一国两制」承诺，拒绝回归。提出「前无古人、伟大发明」论，时人信了，便懒得翻查历史。
这显然是掩眼法，而且相当成功。不过，今日港人心目中的一国两制已走样变形，统治者手段也越见粗暴，令人担心往后三十年是如何景象。有此忧疑，最好还是参考历史，大家当会发觉，近年发生、和一国两制有关的大事，都在历史上出现过；下面举出特别明显的几种。
西环治港就是「土流共治」
在雍正大力进行改土归流之前，曾有一段很参差的「土流共治」过渡期，亦即在一些土司管辖地，朝廷派出流官在土司旁边监督、辅导。这通常出现在土司管治无方或发生了大规模反中土运动的地方。（注一）这与北京九年前空降「第二支管治队伍」到香港何其相似！
2008年1月，中联办曹二宝发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主张在特府之外建立由中央指派、大陆人组成的团队「辅助」特区施政。究其原因，无非是董建华无能，一心想通过廿三条立法取悦北京，却激起庞大反抗运动。对此，北京的反应和明末清初皇朝一模一样：派流官进驻香港，表面上维持两制，实质上走出改土归流中转步。
细看历史，明末土流共治的地方，土司一般还是地头虫，权力尚比从旁掣肘他的流官大；但到了清初，流官普遍占上风，反过来控制土司。在香港，这种转变也很明显，但急促得多；在曾荫权第二任的几年里，如果流官还没占得绝对上风，那么靠西环助力以689票仅胜的梁氏上台之后，土司听命于流官便成为常态。
但是，历史上，一些流官向土司夺权太早，政权的外来性太突出，不能服众，矛盾加剧更难调和。中土政权为稳定地方，有时不得不反向微调、稍作妥协，于是一些地方出现「废流复土」。
梁下林郑上就是「废流复土」
梁振英尽管是土司一名，但他更似一个流官；那也许是因为他以儿皇帝、如党员之身，所作所为须完全听命于真正的流官即西环。然而，其结果也是和历史上的一样：由于管治性质趋同于外来政权，民众不接受，在他任内五年之间爆出「三大革命实践」──反国教运动、占领运动和鱼蛋革命；分离主义抬头，年轻人切意去中。至此，北京不能不作战术性退却。梁被革职，由旧港英培植的AO嫡系林郑替上，演出中土政权废流复土现代版。
有趣的是，中共在走出这一步之前，内部明显有过一场争拗；梁振英和西环一直以来高调合唱的港陆「融合」，忽然加进了来自习那边的「初衷」论，要求「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后者是2015年12月梁在北京向习述职的时候习先对他说、然后公开的；一年之后，梁就被废。两支曲子对唱，最后是「初衷」论胜出。（当然，这是中共内部一派人现在认为的初衷，与香港人一贯认为的不同。）
融合 vs初衷（清朝版）
史上中土政权要废流复土，不可能不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争议。为要证实这一推测，笔者花了好些工夫，最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网站提供的古籍《黔南职方纪略》里看到证据。此书作者罗绕典，清末湖南汉族人，曾任黔南（贵州）布政使；布政使就是永乐年间始创的流官。职方即地方，多指边塞之地。贵州是元明清三代设土司最多的地区之一。罗在书中反对土司制，主张用流官：
「或曰唐宋之世，黔南之地，为羁縻、为化外，咸自有君长，各安其国族，奚待天子之抚存，分为县郡，治以流官而后其民举安也？此其说又不然。人之囿于一隅也，而异俗生焉，故其俗鄙陋，有伤于教；必督之以长官，徙五方之民，以观感之，始日就平正通达之途而无所固蔽。……国家之尽力于黔也，重科举以进其良士，肆翦伐以除其顽苗，置守令以扶其教化，宿重兵以弭其觊觎。」（注二；标点为笔者所加）
这段文字太有意思。西方殖民主义有所谓「白人的包袱」论（White Man’s Burden），指殖民地人民道德文化落后甚或野蛮，白种人须不辞劳苦开化开导，视之为己任。（注三）其实，中华帝国传统士大夫一样有这种思想，而罗绕典是典型。
引文也提到中华殖民帝国的移民政策，作用是「沟淡」、影响当地人（「观感」作动词用即impress）。跟着，也提到要从教育着手搞教化，说得不好听就是皇民化，「从幼儿园就开始洗脑」。最后，协助流官管好土著的，还得有枪杆子、解放军、辽宁号，一应俱全。
西方近代海洋殖民主义和这段旧中华内陆殖民主义同时发生，替之合理化的「包袱」论、「教化」论，以现代人眼光看，当不以为然，但假若文明真分高下，这两个殖民主义的说辞便不是全无道理；先进统治落后，最终也会给落后带来好处。不过，如果中国今天要来统治香港，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单从对待「敌对分子」的手法看，便知当今中国已退化到比北韩更野蛮；后者到底把给折磨得将死的植物人Otto Warmbier释放了，但前者是怎样对待还有知有觉的刘晓波的？
土司制的血腥结局
历史的一个功用，是在人们试图理解当下和推测未来的时候作为参考。然则看土司制最后怎样消亡，会否有助思考二○四七的场景呢？
雍正四年（1726年），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鄂尔泰（满族）上疏：
「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先治内，后攘外……」。（注四）
雍正从其议，开展了晚明以降最大规模也最残酷的削土司行动。起初一两个月，手段还算平和，之后就越发血腥，如果放在今天的视野里，鄂尔泰每一次对土司的征剿，都是大规模掠夺、凶残之极的屠杀。《清史稿》鄂尔泰列传这样记载他和云南提督张耀祖（汉族）的改土归流军事行动：
「五月，鄂尔泰遣兵三道入……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改土归流。」「师进，焚苗寨十三。遣游击何元攻急罗箐，杀三百余，降一百三十余。游击纪龙攻者家海，破寨，尽歼其众。勋与苗兵遇于莫都，战一昼夜，破寨四，杀数百人。进攻奎乡，战三日，杀二千余。元生、成贞自威宁攻乌蒙，射杀其渠黑寡、暮末，连破寨八十余，击败其众数万，遂克乌蒙。鄂尔泰檄提督张耀祖督诸军分道穷搜屠杀，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注四）
这些满汉军队的行径，跟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南美、非洲、南亚等地的最恶劣行为没两样。不过，在大家一般读到的国史里，这些都一笔带过，算作是古代中土皇朝的「文治武功」，反正自汉唐起至1955年共军入藏，中土政权据说都是「以德威服人」。
二○四七改土归流？
二○四七的景象会否与清代血腥改土归流相似呢？很难说。共产党既曾屠杀异族边民，也屠杀过首都汉人，自也不会对港人怎么心慈手软。大家看《环时》一直以来那杀气腾腾，以及一众港事官员最近的咄咄逼人，其实和鄂尔泰上疏的口吻差不多。再者，一旦有血光之灾，香港的土司会是中土政权的帮凶，不像古时的那么倾向叛逆。
能使中共领导面对香港稍有戒惧的因素有二：一是他们自己在香港有巨大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保护，不可以胡来；二是如果中共在港放肆杀人，掌权共干在海外更巨额私人财富可能遭外国政府冻结。当头之利，造就离心港人与共产党「文明博弈」的一线空间。
（注一）见广西民族大学郑维宽的论文《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的第二部份：http://ir.gxun.edu.cn/bitstream/530500/5181/1/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_郑维宽.pdf。
（注二）早稻田大学本《黔南职方纪略》：http://archive.wul.waseda.a……94_0001/ru05_03294_0001.pdf；引文分别采自原书第二和第四页（不连目录）。
（注三）参考英文维基「白人的包袱」词条：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White_Man%27s_Burden。
（注四）见维基文库《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鄂尔泰列传：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清史稿/卷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