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下跪（网络图片）
我和野夫见面是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那是他写的一部小说《八十年代的爱情》，这部小说后来搬上了银幕。他是鄂西土家族人，又名土家野夫。说话带有四川口音，个子长得很壮实。朋友推荐了他几篇文章，我看了他的《江上的母亲》，的确写得很感人。后来又看了他写的几首古体诗，颇有功底的。
野夫的散文有他的特点，文笔冼练、收放有余、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最近又看了他写的《地主之殇》，一下子将我多年想写一篇有关中国地主问题的灵感引发出来，这是一桩历史的公案，如果不写出，我的心灵将会永远不安。
一
野夫这篇《地主之殇》，想必不少人读过，他记述了他祖父、父亲两代人的不同命运，爷爷因为是地主，在中共的土改暴政下，因忍受不了毒打而悬梁自尽，死后被投入天坑。而他父亲此时正是中共土改工作队的积极分子，担任区委书记，干着为虎作伥之事。后来，父亲可能良心有所发现，一直到死都不向儿子提爷爷之事。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共队伍中并非稀奇，相比来说野夫的父亲还算好的，并没有亲自动手，还没有像山西牛荫冠牵着父亲牛友兰的鼻子游街，我们家乡就有一个县保卫部长在土改时亲手枪毙自己的父亲的。
关于中共土改时期中国士绅们的悲惨命运，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触及这块领域了，据初步统计，中共土改有近300万地主死于非命。中共为何对地主下手这么狠，笔者最近看了应克复先生的一篇文章《被消失的三千万地主阶层》说，“地主是为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第一批殉难者。”我觉得这也太抬高他们了。如果说中共真的是有理想的人，不管这个理想是“空”的还是“实”，他们所干的一些事尚可归入“好心做了坏事”。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不是现在大谈“不忘初心”吗，他们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果真是“好心办坏事吗？”，今天笔者文章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谈—。
二
在谈这个问题时，我们还是要将历史定格一下。在“五四”之后，中共建党初期，如果说这一批中共创建者没有理想的话是不公允的。他们的确是在探索中国的命运，如陈独秀、李达等人。他们还没夹杂个人的野心，还有书呆子气，陈独秀就是很典型的。他只是把共产主义理论当作一种思想流派，在当时中国能行就行，行不通就不勉强，因此权谋思想并不太重。想借共产主义思想理论达到个人野心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毛泽东这个人从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他的个人野心，他就是封建时期的刘邦、项羽、洪秀全似的人物。这种人一旦具备有想当皇帝的欲望时，他可以不择手段的，那些理想、主义只是作为自己爬上最高皇位的手段而已。这样的野心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使用任何卑鄙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有人说毛的革命是一场封建农民起义，其实还不太准确，我们看封建时期农民起义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有一种说法叫“官逼民反”，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百姓才起来造反。反过来说，官不逼，老百姓只要有一线生路是不会起来造反的。翻开史书，陈涉吴广起义是在赴徭役的路上，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揭竿而起的。还有东汉的绿林赤眉、明末的李自成皆为如此。历来的封建君王，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只是利用了农民起义，如汉刘邦；唐朝李渊；还有的就是宫廷政变，如宋赵匡胤。这里面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农民被逼造反，如果农民不想造反，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上世纪初，也就是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当时虽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但农民仍然沿着固定的生产模式（生产关系）来生存的。而且，随着辛亥革命民主的新风，农村的一些开明绅士也逐渐多了起来，中国农村并没有形成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想要农民起义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像毛泽东这种野心家，他想当皇帝，必须让社会产生动乱才行，不动乱他就休想混水摸鱼。怎么办？首先得制造矛盾，人为地制造成仇恨。毛搞的这一套，封建农民起义领袖都没干过，与其不同的是，封建农民起义领袖是顺势而为，毛是“造势而为”；他的所谓“造势”就是把社会搞乱，将人心搞乱。毛所就的“大乱才能大治”，其实就是“大乱才能篡位”。毛在文革时也是搞的这一套手法，为了把权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利用“红卫兵”造反，把社会搞乱，最后达到其卑劣目的。
三
我们追溯一下历史，1926年，中共派毛到湖南去，是要他发动农民，支援北伐战争，而毛却在湖南农村搞起了：“痞子运动”，搞起了阶级斗争（参看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一些农村的游民无产者和二流子赖汉发动起来斗地主富农。游街、带高帽子，抄家，抢夺财产，一下子闹得乌烟瘴气。而当时北伐战争正打得激烈，国民党的前方将士们很多都是中小地主家庭出身，而北伐军官们多数系湖南籍，因为家属受到农会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毛这样一闹，许多被斗的家属跑到前方诉苦，这不仅影响了前方将士们的斗志，并且大大动摇了军心。这一下激怒了国民党人，连共产党领导人也反对这样搞。如陈独秀就不同意毛这样闹。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的父亲在这场农运中被农会杀了，还有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德辉也被处决。搞得人心惶惶，国共两党都指责，然毛却不顾大局，一意孤行，为国共两党埋下了仇恨。当时毛泽东提出了两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张国涛曾问毛泽东：“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你自已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毛听了哈哈大笑。（在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的是：毛之所以在湖南肆意搞农运，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其中以湖南火势最猛烈。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预以控制，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为何要这样做呢？其目的是想把整个局面搅乱，以履行他的《阶级斗争》哲学。不乱就不能夺取政权，这就叫做“乱中取胜”，他经常玩这一手。这是其它一些中共领导人望尘莫及的。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如：瞿秋白、张国涛、李立三、王明都不在他的话下，陈独秀这个书呆子就更不消说了。
四
毛就是一个流氓，流氓做事从不讲底线的。这一下，中国的农村士绅们就遭殃了。这些世世代代靠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点财产，和今天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个体户一样，而在那时被冠名“地主”成了阶级斗争的对像。而这些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正如野夫在书中说的：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保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毛其实也深知以上这一点，也知道他们不是“坏人”，因为他的家庭在当时也属于地富之列，并且他曾夸奖他母亲是一个“善人”（可参看〈毛泽东口述自传〉），然而，他不昧着良心他的“革命”就搞不起来。在中共内部，谁最会玩手段谁就可以当“山大王”，这一点对毛来说是“无人出之其右”。毛曾说蒋不如他，他说，“搞斗争要两句话——狠要狠到无情，忍要忍到无耻。蒋介石这个人啊，线装书读了很多，他既做不到无情，又做不到无耻，那怎么跟我斗啊？”毛在国共之争中，以“乱世之奸雄”的伎俩窃取江山，夺取江山后，对中国的地主不仅不放过而且采取了更加残忍的手段。在农村土改中，在2000万地主中，300万死于非命。
五
或许有人问，既然中共已经夺得政权，为何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地主大开杀戒呢？何况这些地主已经把土地无偿地交给了中共。这就好比劫匪绑票，别人已经交了赎金，仍然撕票一样，这在黑社会帮规里都做不出来，这是否太卑鄙了点。这正应证了毛的“狠要狠到无情”，当然，毛之所以要这样做，还有另外原因。
1，凡是极权专制的国家，都是靠对民众的恐吓和高压手段来维持其统治的，他们知道，这种极权专制是不得民心的，如果用民主的方式他们必然下台，因此，他们一定要民众产生恐怖心理。这种恐怖心理就像“杀鸡给猴看”一样，这些被杀的“鸡”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猴子”就是广大民众。中共对这些“地富反坏右”长期采取非人的折磨，在农村，时时挨打批斗，让农民产生惧怕心理，不敢有丝毫反抗（现在的金家王朝就是实例）。农民在长期的恐惧下，已失去反抗的勇气，在三年大饥荒中，农民情愿饿死，粮库近在咫尺，也不敢去抢。
2，转移视线，人为制造仇恨。凡极权国家的统治者，是最害怕民众团结一致的，因为民众一团结，他们就害怕。读者应当知道，中共是靠阶级斗争起家的；又是靠阶级斗争取得政权的。因此，他们要维持政权，也必须将阶级斗争继续搞下去。既然要搞阶级斗争，必然要有斗争的对像，于是乎，地主就成了冤大头。不仅如此，中共还开动宣传机器，编造谎言，将地主说成是自私、歹毒、无情、残忍的人，向无知的青少年宣传，什么“半夜鸡叫的周扒皮”、“收租院大地主刘文采”、“少年英雄刘文学”“白毛女”，当民众相互产生仇恨后，就不会将矛头对准他们了，他们就可以坐观其斗，毛还美其名曰：“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不斗行吗？”
3，制造一批“贱民”，让民众产生一种“满足感”。在毛统治时期，中国广大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是毛整天标榜的、所依靠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也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为了让这些人不造反，让他们安分守己，必须让他们对现实产生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并非是从物质生活改善方面来考虑，而是制造一群比他们处境更悲惨的“贱民”，这些贱民就是“地富反坏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以“贱民”来比照，从而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社会多数民众只要满足于现状，统治阶级就高枕无忧，以达到统治之目的。这也是中共要讲阶级成份的原因。
六
中国农村的地主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自1949年被戴上地主分子（也包括富农）后，一直到1979年全部摘帽，在这30年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像奴隶一样，任凭羞辱、责骂，随时被罚工。政治运动一来，他们就要作好被批斗的准备。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也背上沉重的家庭包袱，前途暗无天日，文革中，河北大兴、湖南道县以及广西对他们进行了灭门似的杀戮，甚至残忍到挖心肝、割乳房、割生殖器。（可参看谭合成《血的神话-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造成的。中共在毛执政期间，将中国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甚至到奴隶社会。这个账终究有一天要偿还的。不将毛泽东这个人间的恶魔推向历史的审天理不容。
七
1979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文件说：
“党中央认为,在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已经经过了二十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中央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分问题特作此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同时，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改造，并实行给出路政策，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摘帽。”
明明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以一种道德制高点的面孔来说话。中国的地主也真是太冤了，“右派分子”改正，中共还提到了是由于“扩大化”、“伤害了一些人”的话；并且右派平反后，还恢复了工作，有的还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右派戴帽的时间也比地富要短。而中国的地富分子所遭受到的屈辱最深重，时间也最长。30年来奴隶般的生活，使他们已经麻木，他们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说话的权利。当宣布给他们摘帽的时候，那一个个呆滞的眼光，没有激动，也没有眼泪。我们村子的一个“女地主分子”甚至说，摘什么帽子，俺戴了几十年了，习惯了。
今天，这些“地富分子”大多数已作古，他们的冤魂还在上空漂泊，至今还没有给予一个公道。中共欠人民的债太多了，然而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道歉。特别是首恶分子毛泽东，不但不对他清算反而将其僵尸停放灵堂40年。前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下，这一超出礼仪之举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使在场的世界各地外交官无不动容。虽然他跪下了，但是德国人民却站起来了。什么时候咱中国人也学一学别人，敢于正视历史，这才真正是“好男儿”。
一个人、一个党不敢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过是懦夫的表现；一个民族对历史的整体失忆是危险的。
2017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