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霸王硬上弓》一文里，我指出：如果十九大按照习近平的旨意成功举行，那就意味着，中国，至少在理论上，在政治方面，倒退到毛时代，而且是晚期的毛时代。这种时代的最大特点是，所有人、甚至包括共产党官员乃至于其他高级领导人，统统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讲过，君主最好是让臣民既惧怕又爱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那么宁肯让人惧怕。因为爱是主动的，操之于人，别人想不爱就可以不爱；怕是被动的，操之于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仅仅是出于惧怕而不得不服从你，几乎没有什么人是出于爱戴而真心拥护你，你的江山还能做得稳么？

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被某个独裁者所控制呢？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独裁者不能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压迫全社会，他必然需要有数量可观的一批自愿支持者。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考虑到斯大林晚期的情况提出下述分析。他说：“通常假定，没有自愿的支持，例如信得过的禁卫军支持，权力就无法行使。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看来有些独裁者谁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统治的末期，谁都怕他。事实上容易理解，单独一个人不需要相当可观的自愿支持，就可以很容易对许多人实施统治。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每人都认为所有其他人会服从一个声称是他们共同上级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会服从这个作为他们上级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不服从，其他人就会按照上级的命令处罚他，所以所有人仅仅猜想其他人继续服从而被迫服从，不需要群体中的任何成员给上级以任何自愿支持。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甚至会感到不得不汇报同志中的任何不满意迹象，因为他担心，在他面前任何诉苦，都可能是密探对他的考验；如果不汇报这种颠覆性言论，就会受到惩罚。因此，群体中的成员之间如此互不信任，以至于即使在私底下也衹能表达对上级的忠诚，虽然大家暗地里都痛恨他。这种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所控群体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因为在少数个人伙伴之间由于互相信任碰巧结合而可能在当地形成的不满核心，会被周围大量被认为仍然忠于独裁者的群众所吓倒而瘫痪。因此对一个大国的控制，比对在海洋中一只船上的水手的控制还容易。”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禁止信息的自由交流，不但要禁止老百姓的信息自由交流，尤其要禁止官员的信息自由交流。独裁者知道，虽然很多人都想推翻自己的统治，但唯有他的同僚最具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最需要防范。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大讲政治规矩，实际上却把大部分政治规矩都破坏掉。他强调的政治规矩就一条，那就是不准妄议中央，不准搞团团伙伙，其目的就是压制高层内部的异议，严防内部的异议者互通声气联手行动。秦代有法律，三人聚会就算谋反。这里的三人倒不是指老百姓而是指官员。据说现在中央也有规定，副部级以上官员三人聚会必须报告，否则就要严惩。中共的高官，包括退休的元老，生活上备受组织照顾，有厨师、保姆、司机、护士，还有警卫。其实这些人有的就是上面安排来监视你的。习近平一方面以反腐的名义清除异己，一方面重用亲信。习近平不比毛泽东，在党政军中的根基都很浅，亲信不够用。于是，他就在各个部门频繁洗牌，大力提拔新人。这些新人可能由于被提拔而自愿效忠，更重要的，新人们彼此都不熟悉，很难结成同盟或派系，这就造成了了互相牵制、互相监视，从而有利于独裁者的掌控，如此等等。

毛泽东是到晚期才变成孤家寡人的。先前，毛曾获得过很多人的自愿支持。正是在大量的自愿支持的基础上，毛才得以建立起他的个人独裁。等到后来，党心、军心、人心尽失，但是那个万众拥戴的表象还在，心怀异议者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因此不敢公开反抗。1976年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当千千万万的民众各自暗中怀着对毛、对文革的不满，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来到天安门广场时，他们猛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别的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样！于是，毛的受万众拥戴的神话破灭了。毛自己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对他的亲信们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 你们要信！” 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

习近平的情况不一样。习近平打算建立的独裁，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大量自愿支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普遍恐惧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霸王硬上弓，直接采用强制手段迫使全党就范。这也就注定了习近平的独裁从一开始就比毛泽东的独裁更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