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风波和论辩，是中国五十年前出现的一桩耸人听闻的著名公案。此案涉及文学界、书法界、文化界和政治界诸多领域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诸多疑虑和惊恐不安。时值“文革”前夕，乌云浓重，暗潮汹涌，风声满楼，诸多乌纱帽将一夜坠落，无数人头将滚落街头。此案之出现，非同小可。今日，需要揭露其来龙去脉、隐秘内情，重新审视，做出历史的论断和学术的评论。
一九六五，郭沫若又生翻案兴趣，撰《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兰亭序〉并非铁案》，谈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兰亭序》文和《兰亭序》帖之真伪，否定此文此帖是王羲之所作所书。
他何以忽发奇想，执意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文章和书法、剥去王羲之“书圣”名号？他对《兰亭序》事一无所知，那来自康生陈伯达授意、毛泽东首肯。他有权势撑腰。康生把几条“依据”（《世说》《晋书》等）示郭，陈伯达向郭提供李文田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为汪中藏《定武兰亭》碑帖作的跋文，郭方知清人对《兰亭序》有疑。
清乾隆年间赵魏对《兰亭序帖》真伪提出疑问：“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汪中《〈述学〉补遗》引文）赵魏由碑刻所见书体无隶书遗意而生疑。
李文田（一八三四–一八九五），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探花（一八五九），翰林院编修，元史专家，精西北地理、医学、书法，治学广博，藏书甚丰，事见《清史稿》列传二百廿八。他的质疑，见其为汪中藏《定武兰亭》碑帖所作跋文：
唐人称《兰亭》自刘餗《隋唐嘉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帖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着重点系引者加）
李文田据此三疑，以为《兰亭序》文、帖不一定是王羲之文、帖。他说《兰亭序》“未必晋人书”，根据只是“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因而断定“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这一看法，拘于狭见，并无确证。
一九六五年三月郭撰第一篇文字《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六月十–十一日及《文物》第六期发表），挑起《兰亭序》真伪问题争辩。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日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和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南京发现谢鲲墓志的碑刻字体皆隶书，郭认为与《兰亭序》笔法“相隔天渊”：“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五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八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王羲之自来被奉为‘书圣’，《兰亭序》被认为法帖第一。但《兰亭序》的笔法和北朝碑刻悬异，早就有人怀疑。”（《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六三四页）郭的看法，来自李文田，不过提供若干出土墓志碑刻，说是皆属隶书。郭以一概全。两墓出土墓志是隶书，不能说明当时没有行楷书体。
对于《兰亭序》问题，他无证据却胆气豪壮：“《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这观点来自李文田）他遽下断语（瞧那惊叹号用的）：“事实上《兰亭序》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托的！这到清朝末年的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才被广东顺德人李文田点破了。”他的论断一路飞腾：“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第六四三页）他断定《兰亭序》文、帖皆后人伪造（他说墨迹是假的，这论断不明晰，传世墨迹系唐人摹本，不是真迹，而郭的意思是王羲之时代不可能写出行书）。
那么，是谁干的缺德事呢？
郭指向陈朝书法家、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象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第六四八页）这是信口开河、胡乱栽赃。“我乐于肯定”五字，正是无据断案。他如此论断：“我把《兰亭序》的写作权归诸智永，是把应享的名誉归还了主人。”（第六四九页）遂下结论：“总之，《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毫无证据就这麽下了断语。人们不免要问：讲德行、重修身的出家人智永，怎么可能做这种既对不起祖先又伤天害理的事？他有何必要这么做？倘若伪造，何不干得干干净净，却诸多笔误和涂抹？此外，郭没看清问题：目前所见《兰亭序》帖，系唐人临摹王羲之真迹，换言之，这些帖不是真迹（真迹陪葬唐太宗）；郭谈的到底是哪个《兰亭序》帖？如果谈的是这些摹本，那么所谓真假问题毫无意义；如果他否定的是今人未见的真迹，那纯属捕风捉影。郭分不清问题就笔墨飞舞、直奔结论。
郭对《兰亭序》看法完全依据李文田，没有确证就把有待证明的疑问推向结论，不仅断定《兰亭序》文、帖是伪造，而且咬定伪造人是智永。出土同时代人墓志之碑刻书体，只能说明东晋有隶书或墓志用隶书体，不能证明《兰亭序》为伪。郭列举新出土的东晋墓志碑刻及其书体，已在李文田谈晋代书法特点（“与汉魏隶书相似”）涵盖之内，郭无证据却凭臆断立刻定案，宣布问题解决了。他的翻案就靠这种无稽之谈。
此文大段援引所谓康生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他认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康生同志说：‘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这见解非常犀利。我也找到了一些补充证据值得在这儿叙述。”（第六五二页，着重点系原文所有）康喜书法，但非学者。康所谓 “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云云，搬自李文田，康未见羲之字迹，遂以“应当是”猜测。郭捧康“见解非常犀利”。
同年八月七日郭沫若写文《〈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仍是想当然的武断：“《兰亭序》作于王羲之四十七岁时，离他辞郡誓墓只相隔两年。如果说他当时还有用世之念，那是说得过去的。但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感慨文字，却只因‘死生亦大矣’，‘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不是王羲之的文字是断然可以肯定的。”你看，毫无证据，他就“断然肯定”。如此翻案，纯系武断。此文末尾，把《兰亭序》文、帖统统从羲之名下剥夺：“总之，传世的《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思想和书法，和东晋人相比，都有很大的距离。”（《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六零五页）这仍是臆断，没有证据。他对东晋人的思想和书法一窍不通。
八月十二日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反驳高二适的不同观点，又抬出后台：“我在拙文中引用了康生同志的话：‘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这是从历史观点来看羲之字帖的正确结论。高先生虽然把结论的后半切去了，但并未能改变康生同志对于《兰亭序帖》的实际看法。他的实际看法是：《兰亭序帖》没有隶书笔意。”（《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六七九–六八零页）高氏认为《临河序》末尾多出来的字（“右将军”等）“是记述禊集诗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
九月十二日郭沫若写《〈兰亭序〉并非铁案》，说《兰亭序》文是依托，在唐代人那里已被识破。对于欧阳询、令狐德棻等人编撰的《艺文类聚》一书不录全文、只采录与《临河序》接近的前半一百廿四字，郭写道：“谜底虽然失去了，但可以容许我们做合理的猜测。在我们看来，那应该是欧阳询、令狐德棻等人或者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不愿意自己欺骗自己。他们知道《兰亭序》是依托，但又不敢采录《临河序》，故只采录与《临河序》相近的《兰亭序》的前小半段，以事搪塞。”（同上，第六一五页）你看，郭又靠“猜测”，且用“我们”。他没看见《艺文类聚》序已写明编纂原则“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郭文末尾透露意图：“在今天，的确是应该破除迷信的时候了。《兰亭序》并不是难移的铁案。”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七日郭撰文《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答复章士钊《柳文指要》对郭否定《兰亭序》及其学风做的讥讽。郭坚执：“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搀了假的。”（《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七零九页）事实上，怀疑论始终无证据，他却说“已经解决了”。他认为《临河序》为真、《兰亭序》为假：“《兰亭序文》的伪造是在后半段自‘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下。前半段正畅叙欢乐，后半段却突然无端悲痛起来，既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的《临河序》所无，也和王右军的性格与晋人的达观不相契合，故可断言为后人所窜入。”（第七一零页）此言暴露郭对魏晋士子精神世界和丰富情怀毫无知识。这类无理无据、武断乡曲式文字本不值一顾，康毛之辈却为之叫好。
郭氏此文谈他七年前观点：“谁也没有说过《兰亭序》不是右军所作，问题是后半段是后人伪造的”（第七一零、七一一页）。他居然否认自己说过《兰亭序》不是羲之所作。这里他用部分否定判断，当初他用全称否定判断。七年前其《真伪》斩钉截铁说：“事实上《兰亭序》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托的！”“总之，《兰亭序》是依托的”。他使用全称否定判断，完全否定此序是羲之手笔。《老庄思想》一文亦用全称否定判断下结论：“总之，传世《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否定得干干净净。转眼不认帐，这是什么学风、什么品质？
王羲之属东晋名门望族，书法名家，有家学渊源、社会交往，其伯父和堂兄弟均擅草书。王羲之行草之书，上承汉代张芝、蔡邕、钟繇流风余韵，下开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嚆矢先河。王羲之书法承继中锐意创新（《法书要录》卷一引南齐王僧虔《论书》：王羲之从弟王洽与右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兰亭序》帖是他即兴挥洒之作，传之后辈，至七世孙智永僧人，智永传僧人辩才。唐太宗后来派人从辩才手里赚得此帖，十分珍爱，命赵模、韩政道、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数本，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太宗死，原帖陪葬昭陵，摹本和石刻本传世（见唐何延之《兰亭记》）。当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家都曾临摹此帖。其中，欧、褚两种摹本后来影响颇大。欧本自太宗时摹勒刻石，成为后来所谓“定武兰亭”（宋代发现于定武而得名）。
敦煌曲词中，有一组以宫廷生活为内容、以《水古子》为题的词作，第廿七首：“批答封章不再寻，少年宣史称君心。近来暗读羲之帖，学得行书似翰林。”（注一）写的当是羲之行书在唐太宗时期宫廷之流行。学得一手羲之风格行书，能获君主青睐，其风光不亚于翰林学士。此诗实已驳斥郭氏所谓唐人已识破《兰亭序》是依托云云。
《兰亭序》文在流传中出现两个本子，一是《晋书》王羲之传引录的《兰亭序》全文，一是《世说新语》企羡篇南朝梁人刘孝标注引的节本文字（称为《临河序》）。其文字分别如下：
王传引录《兰亭序》 刘氏引录（《临河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
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 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
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 其次。
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 是日也，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 朗气清，惠风和畅，
，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 娱目骋怀，
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 信可乐也。
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
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 亦足以畅叙幽情矣。
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
；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
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
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
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
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
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
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
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
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
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
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
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
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
酒各三斗。
《兰亭序》三百廿四字，《临河序》一百十三字，约三分之一篇幅。末尾多出“右将军”等四十字（郭误认为这多出之字是序文正文，不识这是紧接序文的《兰亭诗》开头文字）。毫无疑问，《晋书》王羲之传引录序文远比《临河序》文字丰富、活泼，颇见魏晋文人情怀和生命意识，而《临河序》是一则简短纪实文字，缺乏个人情思和生命感怀（研究者大都认为《晋书》王羲之传引录《兰亭序》是原作，《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录文字据之删节）。清末李文田视《临河序》为真，怀疑《兰亭序》文、帖，认为《兰亭序》文字系隋唐人妄增之，于是书法也就无法相信。李氏观点无据。
两者文字有出入，有两种可能。一，《临河序》是《兰亭序》之删节；二，两者依据彼此有异的更早原本或抄本，不存在彼此谁抄改谁的问题。刘峻（字孝标，四六二–五二一）南朝青州人，博览群书，注过《汉书》，编纂《类苑》，为《世说新语》作注，引书多达四百种。应当指出，刘孝标不是编辑晋代文选，而是为《世说新语》作注，引用《兰亭序》不必全文，只需一段事实简述，无须后面抒怀部分。因此，当是他做了删节。显然，不能因为他是治学态度严肃的学者，就断言《临河序》是唯一真本，其他本子是伪造（李文田、郭沫若皆以刘氏抄文为真本而否定其他本子）。
从《兰亭序》（《晋书》王传本）文字的精神风度以及文、帖之相符看，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清代赵魏、李文田的献疑、今人郭沫若的臆断皆无证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可见，时人将羲之此文与西晋石崇《金谷诗序》媲美，羲之颇以此序之文采风华自赏。怀疑者认为《临河序》是唯一真本，未免庸陋。羲之岂会为此干瘪小文津津自得。刘义庆与王羲之相差仅廿至四十岁，此记载可信。一切否定羲之是《兰亭序》作者的人必须先驳倒或证伪此条记载。
此外，还有一条确凿内证。有学者指出，《兰亭序》中的避讳，例如王羲之曾祖父名“览”、序中有两处回避而书为“揽”，据王虚舟《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六援引顾汝和之言“逸少（王羲之）祖名正，故王氏作书，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及他正字皆以政代之。”这些事实证明《兰亭序》文、帖系羲之所写所书。
潇洒情怀和生命意识，是魏晋士子精神特色和灵性风度。王传引文多出这二百余字，恰见东晋文人士子生命感悟、旷达情怀和通脱态度，绝佳表现魏晋人精神风度。加之以羲之行书飘逸风姿、潇洒气韵，挥洒之间神彩飞扬（文字多所添改恰见一气呵成），尤见此人、此文、此墨迹之真率洒脱、不加修饰。刘孝标所引《临河序》是简述聚会的新闻式文字，无须后面心灵感悟部分，当是节录《晋书》王传《兰亭序》开头叙事部分。
《兰亭序》文、帖研究，前人多有著述，诸如宋人桑世昌著《兰亭博议》《兰亭考》，姜夔《禊帖偏旁考》，清人翁方纲《苏米斋兰亭考》等。宋人陆游亦就所见多种《兰亭序》帖文字有所不同及真赝问题发表通达之见（见其题跋文字），眼光远胜后世孤陋偏执观点。
清人李文田疑《兰亭序》文、帖为伪（“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 ），并无依据。陈伯达将李氏跋文示郭，康生将看法告郭，遂起杯水风波。郭的理由未跑出李氏跋文，郭的论断皆是凭空臆断。
郭氏翻案文字乃无稽之谈。以逻辑思维论，偶见出土墓志是隶书，不能证明东晋人无楷书行书。郭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思维方式本身错误。从历史事实看，郭观点亦站不住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在古楼兰地区发现的晋代简牍以及在长城发现的汉代和晋代木简（被称为“楼兰书”），皆属楷书行书。一九七七安徽亳县出土曹操宗族墓葬群有东汉末年刻字砖三百七十余块，字体为篆书、章草、今草、隶书、楷书和行书，其中楷书行书占总字数百分之七十以上。从图片看，这些行书已失隶书笔意而具今草特点。实际上，西汉已出现章草体，东汉末年行楷和今草书体皆已出现。东汉末年著名书法家张芝擅草书，比行书走得更远、更具书体革命性和先锋派风格。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引南朝刘宋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道，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书’，人谓之草圣”。魏晋时期出现羲之行书，不足为奇。魏晋墓志或石刻未见行书，不能证明当时没有行书或行草。李文田未见晋碑有此笔意而怀疑《兰亭序》文、帖的真实性，郭沫若从王谢墓志见隶书而断言《兰亭序》文、帖是伪造，其弊皆在以偏概全。
《兰亭序》墨迹本是逸兴遄飞、一挥而就之作，乃行书自由洒脱、不拘格套特色，系日常生活之便捷书体，脱去峨冠博带、舒畅自如的休闲体，自然不能与那些四平八稳、一本正经的隶书公文、严肃恭谨、礼孝备至的墓志书体相提并论。从墓志中找行书，就象从沉痛丧礼中找喜剧歌手，从庄严庙堂找坦腹东床者。
《兰亭序》文、帖真伪，实属无事生非。其意图、背景，以下事实见端倪。一，郭文多处抬出康生陈伯达。二，郭《真伪》发表，康陈压制不同意见，反驳文章难以发表。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撰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寄章士钊，请章致书毛，要求发表。七月十六日章致信毛，语含讥刺：“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云云。章将郭扛旗奔竞之态、“随言涂抹”习性以及不同意见难发表，巧加讽喻。毛回信：“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并于回信当日（七月十八日）致信郭，附高氏文章及自己复章士钊信。三，高文七月廿三日发表於《光明日报》，郭撰文《〈驳议〉的商讨》反驳（《光明日报》八月廿一日发表），此文发表前，郭将清样给康过目，康八月十五日回信，不识其谬，大加赞赏：“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四，学界不少人感到背后有政治背景，遂保持沉默，不参加“讨论”。陈叔通致信请有不同见解的书法家沈尹默、邵裴子撰文发表意见，均被婉拒。沈认为“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站不住脚（以上材料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书中《关于〈兰亭序〉真伪的笔战》文）。章士钊瞧不上郭的学阀武断习气，支持高二适反驳郭文，章亦写一文，化名投《光明日报》，后很快索回，当闻不妙风声。此时他正写《柳文指要》，为反驳郭，立“柳子厚之于兰亭”一节，认为《兰亭帖》非伪、《序文》亦真，斥郭等“持论诡谲，不中于实”“如近日例，拘执新出二墓石为职志，以一定万，以偶冒常，似于论法为大敌。”（见《指要》卷十三）当时学界，赞成郭观点者，有顾颉刚、翦伯赞、郑天挺等，老舍七月廿二日写七律赠郭：“读郭老《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戏成一律，录呈郭老博粲：‘右军乏策守兰亭，郭老奇师阵气腾。……传说无权充铁征，墓碑跃跃出金陵。’”（穆欣《十年自述》）反对者中有魏建功、吴组缃、启功等。尽管人们嗅到政治气味，不愿卷入争论，报刊上赞成郭氏观点者仍是少数。
人们疑虑并非杞忧。毛关注这场《兰亭序》争辩。八月十七日，毛在人大会堂接见出席一次会议的军队干部，见到康生，问这场《兰亭序》官司郭能否打赢。当天，康信告郭：“我回答说，可以打赢。”（两天前他刚刚看过郭送来的那篇反驳高二适观点的文章清样而致信称赞郭）
郭收到康信，当天把《〈驳议〉的商讨》《〈兰亭序〉和老庄思想》两文清样送毛。八月廿日，毛退还清样，极表赞赏：“八月十七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出处同上）
毛不识郭文荒谬逻辑和臆断之弊。毛意在鼓动造反、颠覆权威、剑指政要。此时，上海姚文元那篇批判清官海瑞的文章正在秘密策划中。毛要在文化界掀起一场“非圣无法”风潮，从推倒帝王将相、历史圣像下手，拿今日政界巨头、文坛名家开刀。毛的帮凶康陈奔走相助，郭是马前卒。
就在此时，郭致陈明远信说得明白：“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一九六五年九月廿日）他深知时政黑暗，凡事皆政治，不是学术讨论，他写翻案文字是为毛的政治阴谋效劳。他的第一篇文字《真伪》，抬出毛麾下两员干将，从材料到观点皆二人授意。文中“王羲之自来被奉为‘书圣’，《兰亭序》被认为法帖第一”，显示他要剥掉羲之书圣称号，正如几年后他要剥掉杜甫诗圣称号。
郭沫若向书圣王羲之开刀，姚文元向日月齐光的清官海瑞开刀，一北一南，一老一少，把一九六五年中国文化界搅得令人心惊肉跳。这是一场“非圣无法”运动（本年八月廿日毛致郭信用此四字），这是推倒一切圣人偶像、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有理”、砸烂一切的红卫兵运动前奏曲。
郭文《〈驳议〉的商讨》引录清人赵之谦一段话：“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摩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郭发挥道：“王羲之不仅在唐代受到异数的推崇，在宋元明清四代都是一样。特别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对于王羲之的推崇实不亚于唐太宗，而且他也极端欣赏《兰亭序帖》的。与赵之谦的‘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第六八三、六八四页）紧接着，郭援引毛《沁园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句。郭欣赏赵之谦批评唐太宗，因其敢反政治权威。毛立刻抓住：“特别是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毛把赵的话夸大为“骂皇帝”，此时毛就需要这种胆量，他说“要准备对付”持反对意见者。但一转眼，“骂皇帝”却成批判对象，毛翻脸批判“海瑞骂皇帝”。郭文已把大帽子扣在高二适头上（“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毛皆赞赏郭氏此文。郭文《〈兰亭序〉并非铁证》说：“在今天，的确是应该破除迷信的时候了。”此语当有秉承。他与康陈毛暗中勾连。
郭的《兰亭序》翻案文字，不是学术争鸣。他奉命而作，自知无据，生拉硬扯，非翻这个案不可，这是政治任务。其字里行间已见来头，忽而“陈伯达同志”，忽而“康生同志”，很不寻常。郭要否定王羲之对于《兰亭序》文、帖之所有权、摘去“书圣”冠冕，同时非议唐太宗、讥贬乾隆帝，点燃“非圣无法”、造反有理火种。毛连连称好，其心思是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
怀疑，是可贵的知识素质，重要的思想动力。《兰亭序》文、帖，可以怀疑，但须拿出确凿证据或雄辩推断。然而，一九四九以来，信口开河、强词夺理、横加臆断成风，古今之人顷刻打入冤狱，文章之道成了邪门歪道。“文革”中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与此恶风一脉相承。
《兰亭序》论辩，再显郭品学问题。不学无术、文字矫情，这是学风和人品问题；仰仗权势、效劳暴主，这是做人和人格问题。强词夺理、骄横武断，毛政权最需这种性格。他厌恶循循说理和彬彬文气，他要的是蛮横和霸气。
郭沫若对中国书法史、魏晋文化史以及王羲之文字书法皆无知识。为暴政效犬马之劳，不惜自毁人格文品，器识忒小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