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顾问　李兆富）

 

「阴功，成班大好青年嘅前途，咁就冇晒。」昨天在街上，有如此这般的道听途说。这位女士的反应，看来只是出于一般人对香港下一代人的同情。

 

「阻吓性刑罚」这个词汇，我个人感觉是有点累赘；刑罚，本来就有一定的阻吓作用。当然，在现代的犯罪学角度看，刑罚也有一定的「纠正」功能，是故负责管理囚犯的部门才会叫做「惩教署」。

 

2014年6月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新界东北发展计划，13名示威者因冲击立法会，被裁定非法集结罪，各被判80至150小时社服令。然而，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向上诉庭申请复核刑期。上诉庭法官在覆审后，改判各被告分别监禁8至13个月。

 

律政司以刑罚太轻不足以构成阻吓性为由，要求复核刑期，并非新鲜事。不过，原则上在刑事案件中律政司的身份，既是代表政府，更是代表公众利益。但公众利益，也就是许多人口中的公义，却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所以，就反东北示威者复核刑期，经过的虽然是司法程序，实质上是一次政治决定。

 

有社会共识，没有太大的政治矛盾。然而，无论是东北发展，抑或是今次就反东北发展示威者的刑期复核，都不可以说有明显的社会共识，律政司要求复核刑期，无异于要司法机关负上政治上的道德责任。

 

自九七主权移交，司法机关的独立和超然，不断受冲击。始作俑者，就是将三权分立扭曲成三权合作的当权者。本来，议会负责处理政治分歧，在达到一定共识后，才授权予行政机关执行政策。司法机构，尤其是普通法下的法院，职责是在立法和行政以外，担当独立的制衡角色。传统上，司法机构有超然威权，同时间又极度克制；如非必要，司法机关尽量避免涉及政治，也不会僭越行政机关的功能。

 

律政司破坏政治和谐

 

香港代议政制遭受行政霸道阉割，沦为橡皮图章，也失去了促成政治共识的功能。这是为何新一代的政治活跃分子，由议会走到街头。大多数情况下，街头抗争，是无法达至共识，也会令抗争者感到被漠视排挤。这是反东北发展示威背后的原动力。

 

行政霸道，只是一个空想。政治永远存在，矛盾没有解决的场所，市民选择了街头，政府却将问题带上法庭。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代价就是连司法机关的超然和威权也被削弱。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社会和谐稳定只是口号，实际是中央集权一党专政；一党之下，议会和司法都只是陪衬，所以才有三权合作和党大于法的讲法。

 

不幸的现实是，这个国度由晚清到现在，都在模仿外国的事件，企图掩饰自己的问题。可是真正的问题究竟是甚么，却从来没有反省。结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代价却是由民众负担。香港由治入乱，始于九七年的制度转变。行政机器的操作员，其实还是同样的一群人，但是制度转变可以令到结果差天共地。

 

我无意挑战法庭复核刑期的决定，更加不想令到司法机关的威权再被削弱。然而，律政司的行为，却绝对可圈可点。复核刑期，真的可以构成阻吓性的效果吗？从各被告的陈述看来，他们绝对不认为自己有错。再讲，在活跃于社运的年轻人心目中，政府是更高的墙，他们抗争要更进一步、更没有底线。稍有同理心的人都知道，透过加刑阻吓未来的社会运动家，绝对不合情理。

 

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律政司为了满足少数极端死硬派的意愿。换句话说，律政司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代表到公众利益，亦同时在破坏香港的司法制度完整和政治和谐。我虽然不认同那群反东北年轻人的主张和行为，但是我认为对香港破坏更大的，是那些罔顾和谐与公义的当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