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自己也有过在牢狱中过春节的经历，我还是无法想象刘晓波是怎样在拘禁中过这个春节的，也想不出他的夫人刘霞是怎样过这个春节的。我只能说，在这个黯淡的2009年春节，我不止一次想起受难中的刘氏夫妇并为此心痛。事实上，我在春节来临之前就屡屡沉陷在这个思绪中，只是在春节到来之后更甚罢了。
当然，与此同时，我还不能不想起至今仍然身陷缧绁的其他许多人，比如何德普、秦永敏、胡佳、郭飞熊、黄琦、陈光诚、陈启棠等。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是怎样过这个春节的呢？在这方面，我只是在前些日子从一个香港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秦永敏的家属已经连续十年被剥夺了春节探视权！
我想起的还有前些年逝世的几个老朋友的遗属：刘宾雁的夫人朱洪大姐和他们的女儿小雁，王若水的夫人冯媛女士。这几位熟识的女性怎样过这个春节呢？还有西安的林牧和党治国的遗属，他们怎样过这个春节呢？
呵，我想得太多了！越想越痛苦。而在痛苦之中，我的心头禁不住迸发出愤怒——对专制独裁统治扼杀人权的无比愤怒！
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日子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和刘晓波有关的一些事情。
我和刘晓波没有深交，也算不上好友，甚至没有什么联系。因为某些观点不同，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写文章批评过他，而他没有回应。惟一的一次接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 我出狱几年后一直卧病在家，他和刘霞来西安时专程到我家登门看望，同我谈了很久，临走前还执意给我留下一千元人民币，那是他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写文章挣的稿费。
除此之外，我和刘晓波就再也没有任何方式的联系了，只能通过来看我的某些朋友得到一些刘晓波的情况。2003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近几年又学会了突破封锁浏览海外网页，对刘晓波的了解就增加了许多——他在诸多海外网站发表的文章，各方面对他的活动情况的报道，某些人士同他的讨论或者对他的批评，我都能时不时看到一点。
老实说，我和刘晓波是不同类型的人，在性格和思想上都有明显差异。刘晓波的大方向以及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和我基本一致，但是他的言行毕竟也有一些我不认同的地方，加上我一直身患多种重病，只能常年困在家中，我就从来没有参与他发起和从事的各项活动。他也从不找我。这一次搞《零八宪章》，情况同样如此，所以我没有列在第一批签名的三百多人之中，而是在网上看到这个文件并且得知刘晓波被捕之后才签名的。我签名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参与这个我认为必须参与的争取实现宪政民主的公民运动，同时也是为了表示我对当局抓捕刘晓波的强烈抗议。
2009年元旦凌晨，我在《观察》网上读到余杰写的《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虽然从中看出余杰治学不够严谨，行文略显粗疏，因而有些地方明显禁不起推敲，更有些许情绪化的文字有害无益，但还是马上写文章为之叫好，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略微批评了几句。我这样做，目的同样是：第一，表明我对引起当局恐慌和打压的《零八宪章》的坚决支持；第二，表明我对身陷囹圄的刘晓波的强力声援。
应该承认，我和刘晓波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至今没有完全消除，今后也很可能继续存在。另外一些朋友同样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也算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先生，过去对刘晓波大肆攻击谩骂，现在刘晓波被抓捕了，他们仍然对刘晓波叫骂不已，同时对《零八宪章》极力诽谤。此类现象就决不是正常的了，只能使人寒心。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更有必要站出来对刘晓波表示支持和声援，否则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对不起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事业！
从春节之前一直到春节来临，我之所以不断想起刘晓波，原因大半就在这里。
我在元旦那篇为余杰叫好的文章中说，余杰指出“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其意义不在对人物的品评，而在对历史运动方式的选择。今天我们专谈刘晓波不谈胡适，我那句话仍然适用。质言之，我认为现在更重要的不是品评刘晓波其人，而是明确刘晓波对历史运动方式的选择是否值得首肯，是否应该赞同和支持。如果我们大家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能够取得共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刘晓波遭难时仍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恶毒谩骂呢？我们怎能不为刘晓波的处境感到痛心和忧虑呢？
我在同一篇文章的末段说：“余杰对另外一些人的评价和抨击，我虽然觉得他并不是没有道理，却不能表示赞同。对那些与自己观点、立场、态度乃至品格有差异的人，必要时固然可以争论和批评，却应该求大同，存小异，而且一定要有宽容之心，包容之志。切不可在反专制斗争远未成功之时，先在反专制斗争的队伍内部打得头破血流。”事实上，这段送给余杰的话也完全可以送给另外许多朋友，特别是那些对刘晓波也对余杰怀有成见甚至非常反感的朋友。
2009年1月27-28日（己丑正月初二至初三）于西安
